张茶清，中国著名将军县——红安县永河镇西张元村人，15岁就参加了红军。她，经历过苏区反围剿作战、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奉命西征河西走廊，担任红九军妇女工兵连二连连长。因伤被俘后，被关进马匪军的监狱，经党营救出狱后，回到延安。1952年到北京，一直是以作战伤残人员的待遇生活，2010年去世时，张茶清已经96岁。他当年的被俘和押送，只有她本人知道。与她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林月琴、张琴秋、王泉媛、何福祥、杨文局、李开芬等都告别人世了，仅有王定国在世。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还有，她生有儿女四人，也没有将自己在鄂豫皖、川陕苏区、在西路军、在敌人监狱、回到延安后参加抗战的经历和故事完完整整地留下。
红安籍的红军女工兵连长张茶清
以至于到今天，西路军征战河西从甘肃的靖远县开始，景泰、古浪、武威、永昌、山丹、张掖、临泽、高台等很多纪念馆里，关于张茶清这个妇女工兵连长的征战经历、作战事迹和个人照片，不是介绍三言两语，就是内容不一致，很多纪念馆和书籍中，还将她的名字张茶清，写成张荣清。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张茶清与红军战友在一起，右一为王定国。
她受伤后关在高台，她是怎么逃出高台的？往西跑了300多里后，一个人在人烟稀少的戈壁上怎么生存？在酒泉附近被马匪抓获，又是怎么到千里之外的青海西宁的敌人监狱的？这中间的苦痛和屈辱是怎样的？到西宁后，究竟是谁帮她逃出的虎口？她又是怎么到兰州八办，又是何时回到延安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张茶清在做什么工作？还有，她解放后1952年到2010年，这期间怎么生活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回到生她养她的故乡湖北红安探亲，他想见谁？见到了谁？经历又是怎样的？我心中积攒有30多个问号，上十年时间，我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和长征路上的许多纪念馆追寻，在西路军征战河西的古浪、高台等故地寻访，都没有找到完整的答案，英雄的女工兵连连长，一生都是一个谜。
张茶清老人的二女儿和她的丈夫。
奇怪不？不奇怪！连她的二女儿张荣瑷也对我说，妈妈在世时，从来不给我们讲述她当红军的经历，更不会讲她受伤被俘遭受敌人折磨的心酸苦痛。即使有人采访她，她也是一个人秘密地接待，送采访者出门时，妈妈明明哭得眼睛红肿，但也绝对不对我们说是为什么。
天伦之乐，幸福晚年。红九军女工兵二连连长张茶清，与她的三个女儿。
这里，我将这些年来采访健在的女红军和很多红军长征研究专家，还有张茶清的二女儿张荣瑷，得到的素材整理出来，关于她的经历和故事，我还在追寻中。
张茶清是青海西宁被服厂的女俘中少数幸存者之一。
1929年她15岁时从故乡湖北省红安县参军，曾任红军医院看护和妇女独立营连长等，西路军高台失陷后被俘，当时她刚刚22岁，他当红军的脚步停止在这一刻，她后来的74年人生也因这次失败、受伤和被俘而彻底改变。
九十岁生日的红军战士张茶清。
一、一次扩红一个连
1932年10月，张茶清跟随红四方面军，告别家乡红安县，从黄才畈开始，一路搀扶着红军伤病员，从鄂豫皖苏区越过平汉铁路，经湖北的随州、枣阳、郧西、到陕南的山阳……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生死，才随红四方面军的队伍到了川东北，这本身就是一次艰难的远征。
川陕根据地的建设，当务之急是建立苏维埃政权、迅速扩充红军队伍。关于张茶清扩红的事迹，很多关于红四方面军的书籍都有记载，红四方面军后来拥有一支几千女红军，她扩红的那个贡献算一份。
从鄂豫皖来到川陕苏区之处，她与何福祥（红安县上新集人，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营长）等5个女红军在红12师医院，不久便调到总供给部被服厂，与林月琴 、王泽南、刘伯兴等在一起。领导决定扩建被服厂，张茶清和张正富、廖囯清带着扩红招兵任务到了恩阳河。恰巧那天逢赶集，姑娘们三五成群地背着背兜在街上卖山货，然后买回自己家需要的灯油、盐巴。张茶清高处一站，便大声讲开了，从党的政策讲到妇女解放，最后又号召妇女参加红军干革命。周围的群众越来越多，她刚一讲完，有些姑娘就围上来问：“哪儿有女兵？”
张茶清一拍胸脯：“我就是！”
“你就是？”姑娘们看看张荣清刚理的光头和腰间的皮带，一股英气不像个女的，怀疑地摇摇头；稍远一点的姑娘媳妇们踮起脚尖使劲打量她。张茶清托着自己耳朵上的针眼让大家仔细看。这下，妇女们疑虑消除了，顿时便蜂拥着挤上前来拫名：
“收下我吧！”
“我跟你走！”
“把我也写上！”
张茶清被报名的妇女挤得歪来倒去，但还是一一记下了报名参军的80多人的名字。这80多名妇女组成一个连，由张茶清任连长，张正富任指导员，廖国清、马玉秀、赵玉兰分别任一、二、三排排长。这就是妇女工兵营后来所辖的二连。她们的主要任务是给部队缝衣服，没有机器，全用手缝，一人一天一套，布料都是打土豪缴获的，什么颜色都有。布料用完了，她们就搞运输：背粮、运枪、运子弹，八九十里山路一天打来回，都乐呵呵的，无人叫累。
长征路上，张茶清带领全连女兵，每人背五六十斤重的东西，每天行军。爬雪山时，牙齿冻得格格响，有人冻掉了脚后跟，有人倒下再也没有起来。活着的人还是咬着牙过来了。
二、一次缴枪八箱子
“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我们被服厂随四方面军总部过了黄河。不久，被服厂三个连分开活动，我们二连到了红九军供给部。我还是任连长，李开英任指导员。在古浪附近的马营山头，敌马步康旅把我们截住，双方展开拉锯战。我和几位女战士从火线上抢救伤员给他们上药。当时我们医疗条件非常差，没有麻药，用刀子把子弹取出后用碘酒捻子一擦抬了就走。战斗进行了一整天，我们的子弹越来越少。医药主任周伯殊带着我和李开英悄悄绕在敌人后面，躲在树丛里，看见几匹马正在往山上运子弹，我们一个箭步冲过去，把他们截获了，共得8箱子步枪。那时的八箱子步枪是多少，估计应该有几十支枪。
三、一次受伤终身遗憾
对于张茶清来说，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从开始到后来彻底兵败接近3个月时间，攻打古浪县缴获枪支，距离攻击高台县城还有一千多里，中间还有凉州、武威、永昌、山丹、张掖、临泽好多县城，这中间的战斗她省略了。
张茶清的伤残证，上面清楚地记载着她负伤的地点、伤残部位和伤残等级。
说到高台县，那是她此生最倒霉的的地方。从此，她不得不离开部队，以一个伤残人员的身份，活到2010年。她说，“髙台战斗，是西路军渡过黄河后损失最惨的—仗，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从江西出发长征，经历了多少战斗，何可是到这里部队几乎全打光了。我是亲身经历过高台战斗的幸存者，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至今想起来，还是惊心动魄，止不住眼泪……高台是我们先攻下的县城，大约是1937年1月20下午，马匪军向我们发起了集团冲锋，先是炮轰，再是马队猛冲，我和战友们一起守着高台的东门城墙，敌人太多了，蜂拥似的，打死的敌人在城墙前阵地上铺了一层，后面的还在冲。我们的子弹打完后，就扔石块、瓦片、砖头阻击敌人。这些终于挡不住敌人。马匪进城后，我们又和他们展开巷战。我拿起刺刀向敌群冲去，刺死两个敌人后，我头上负了伤，好像是枪托砸的，只觉得眼前一阵漆黑，倒在地上。想挣扎着站起来，可两脚不听使唤，还未撑起来，又倒了下去。怎么脸上热呼呼的？ 一摸满手是血，疼得钻心，我支持不住又昏了过去。醒来后，枪不响了，也听不见人喊叫，血在地上淌，周围都是尸体，有敌人的，也有战友的。我嗓子眼直冒烟，想喝水，好容易爬到一口水井边，见有半桶马匪洗刀用过的血水，我顾不得许多了，对着水桶咕咚咕咚喝了一顿。”
“……敌人来了，把我抓进一座大庙，里边已挤了一百多个红军，有男有女，有负伤的，也有没负伤的。当天给我们照了一张相。第二天一早，当地一位好心的老奶奶把我要了出来，还精心照料我。我伤口疼得厉害，觉得整个脑袋嗡嗡地旋转。她就让媳妇往我嘴里喷大烟，我腿冻坏了，走不动，她和孙女天天扶我上厕所，西门外有两个学生，也每天偷着来给我换药。我的头发被血痂粘在头上，像钢盔一样硬梆梆的一层。他们小心地帮我剪去，上了黑药膏。—个多月后，伤口渐渐好了。我想，这里的群众虽然好，可马匪盘查很严，不能连累好心的人，此地不能久待。我含泪吿别了她们独自向西寻找部队，跑出三百多里，还是让两个马匪骑兵把我抓住了。先是送到酒泉，几个月后又把我押送到青海西宁被服厂。”
“西宁被服厂已经有十几个被俘女红军在那里做苦工，在马匪的监督下，没白没黑地给他们缝衣服，做子弹袋。我去以后，还是没白没黑地干活。夜里看不见，去向厂长要灯，被厂长掴了两个耳光。我们都十分生气，发誓不再给他们干活。可是，被人家抓在手里，恨是没有用的。马匪把我们当成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的有断腿的。马匪让他们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马匪要我嫁人，我死也不乐意，在一个工人的帮助下，女扮男装逃了出来。”逃到兰州后，她找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经党的营救，她终于回到了延安。
1996年，纪念长征胜利六十周年时，张茶清与林月琴同志参加在京红军签旗活动。
这张照片和照片上健在的经历过长征老战士签名的旗帜，如今都珍藏在延安革命博物馆里。
1952年，张茶清来到了北京，由于头部的两处伤残，张茶清没有参加工作，以一个红军伤残军人，低调地生活着。长征胜利六十周年时，张茶清与开国大校林月琴等老红军参加了一个主题为“长征女红军签旗聚会”的纪念活动，她和林月琴的照片登在光明日报上，尽管他们都是80岁了，但看上去精神矍铄。这是张茶清唯一一张在公开媒体上的图片。这一面签有50多位经历长征的女红军名字的军旗，珍藏在延安革命历史博物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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