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东北的战略地位同样重视。毛主席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就明确提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为什么这么讲?这主要是由于东北特殊的战略地位所决定的。如果国民党占领了东北，将切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同苏联的联系，并将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对关内解放区造成南北夹击之势。相反，如果我们控制了东北，一方面可以改变自己薄弱的物质基础，同时形成不受国民党包围的战略基地，彻底摆脱长期被敌人四面包围的被动局面。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及时确定了以东北为争夺重点的战略方针，将这一方针简称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9月15，中央决定成立由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组成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以后又陆续派林彪、罗荣桓、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到东北。最终到达东北的有4位政治局委员，20位中央委员，占中共七届中央委员的三分之一。
同时，中央还决定调派10万军队和一百个团的干部配置迅速进人东北。10月31日，成立了以林彪为司令员的东北人民自治军，统一指挥。
正是在这一重大历史关头，我们三五九旅南下二支队于9月2日正式在河南林县受命，进军东北，指定我们占领嫩江地区，建立政权。
为了与国民党军抢时间，尽快赶到东北，旅长刘转连决定从各团、营抽调政治作风、军事素质好的干部组成先遣队，由旅参谋长贺庆积(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带队先行出关。先遣队共45人，其中营、团、旅级干部28人，警卫员17人。由于领导对我的信任，我荣幸地被选为先遣队成员。
为了抢在国民党部队之前到达东北，先遣队每人配一匹骡马，一天走一百多里。我们几十人一路上得到地方党组织大力支持，每到一个村子，都已安排好住宿，准备好饭菜，备足马料，出发前还有向导带路。由河南林县出发，沿平汉路北上，经冀中深县、固安等地，我们在廊坊一带深夜顺利通过平津铁路。
当我们北上路过平汉路时，我看到沿平汉铁路两侧，日军挖了一条连绵不断、数百公里长的封锁沟，沟宽约三四米、深二三米。日本侵略者挖这条封锁沟的目的，就是要切断八路军在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为了有效控制封锁沟，日军还沿线修建了无数的炮楼、据点，小村庄驻守一个班，大村庄驻守一个排，交通枢纽或县城至少要驻守一个连或一个营，甚至是一个团的兵力。由此可见，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不仅令日本侵略者胆寒，更是有效牵制了大量日伪军。此前在延安“七大”会议上，朱总司令讲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共抵抗了64%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通过我眼前看到的事实，可见八路军在华北大地上对日本侵略者构成的巨大威胁。
我们向东北挺进时，日军大都集中收缩到县城附近。
就在我们顺利通过平津铁路的那天夜里，我恰巧遇见了一起到延安的军校同学廖政武，他也同是一个干部队奔赴东北。我们已经好几年未见，这次能在行军途中相遇真是太高兴了，但由于行动紧张，彼此未谈几句话就随各自部队前进。先遣队再经香河、遵化等地，向东北疾行，于9月14日抵达山海关。
我们无暇观赏天下第一关雄伟景色，策马直奔山海关火车站，当时火车尚通，我们一行弃马登车，乘火车出关，继续北进。
9月15日，我们到达锦州。当时，已进驻锦州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接见了我们，并作了东北形势的报告。会后他还热情地请我们吃饭，想把我们这批干部留在锦州。因为他是最早进东北的，部队发展很快，非常缺乏干部。我们个人对此并没什么意见，只是上级不同意。
在锦州稍事休息后，继续乘火车北上，直奔沈阳。在火车上，我们见到苏联红军纪律较差，同去的女同志被迫藏在厕所里不敢出来。从此，我对苏联红军印象很不好。
次日，我们到达沈阳，在火车站即被东北局的人带到郊外一所旅馆住下，不准外出，门外还有哨兵站岗。东北局书记彭真亲自到旅馆给我们作报告，副书记林枫宣布:“经请示中央，你们三五九旅先遣队同志，由东北局统一分配，到长春开辟工作。”记得彭真当时还信心十足地讲:我们要独霸东北。三天后，先遣队的同志被统一分配到长春工作。
长春，位于吉林省中部，是京哈、长图、长白等铁路交会点。“九一八事变”后，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侵略者操纵下，成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设首都于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也设在长春，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在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指挥中心。8月21日，苏联红军占领了长春。因长春铁路网密集，四通八达，苏军占领长春后，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就将苏军远东方面军司令部设在这里，便于指挥。马林诺夫斯基还兼任长春市警备司令，任命随同苏军进人东北的中共党员、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为长春市警备副司令。
苏联红军占领长春后，维持社会治安不可能完全依靠苏军。周保中就向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建议成立长春公安总队。公安总队行使市政府的大部分职能，因为在苏军占领期间，长春还没有中国人组织的市政府。公安总队下辖公安分局，负责保障苏军的物资供应，社会治安的维持。此外，如苏军同老百姓发生矛盾，也都由公安总队负责调解。
公安总队成立后，根据中央意图，周保中通过长春地下党组织了解，向苏军推荐张庆和担任长春公安总队的局长。
张庆和，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后，曾任伪满洲国警官学校教官。张庆和的夫人李玉贞是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的同族侄女、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的堂妹。因为有这一层关系，在八路军、地下党的影响下，张利用在敌伪军校任职的有利条件，多次向八路军李运昌部和东北抗日联军传递情报，输送医药物资等。日军投降前夕，张庆和一度引起日军怀疑，并被列人黑名单，准备除掉，幸得上司担保，加之日本人也没有抓到真凭实据，才幸免于难。
我们到达长春后，因受中苏条约限制和雅尔塔协定约束，苏军只能将长春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八路军在长春的合法活动。所以我们先遣队的几十人就只能分别安置在同张庆和关系密切的几个单位暂时住下，等待机会分配工作。张庆和为人很热情，我和贺炎藩就住在张庆和家里。
几天后，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曹里怀(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带领几十位八路军骨干也到了长春。东北局任命曹里怀为长春特别市卫戍区司令员，刘居英(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为长春特别市市长兼长春卫戍区政委。曹里怀等人为了安全起见，也只能暂时住在周保中家里。
由于苏联红军不同意我党公开成立武装部队，周保中和曹里怀、刘居英等人商量后就决定利用张庆和担任长春市公安总队局长的合法身份，将八路军骨干安排到公安总队和各地保安团，掌握武装，创建人民军队。
我们先遣队45人，被分到10个公安分队或保安团，大多先当副职。原三五九旅保卫科科长袁福生、师政治部锄奸部长李剑珠、七一九团一营长颜德明等人到长春市公安局任科长。我和原三五九旅后勤部副部长、老红军战士贺炎藩分配到公安大队，贺炎藩任大队长，我任教导员(后改称政委)。我最初对这一任命有意见，认为自己参加革命后，就一直搞军事工作，从来没做过政治工作，因此特别想当军事指挥员，带兵打仗。但作为党员，上级一旦决定后，便坚决服从，努力干好。
10月15日早饭后，张庆和带领我和贺炎藩，还有十来个从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来的连排班干部，一同去接受整编这支警察队伍。当时公安总队的人员都分驻在各区公安分局，张庆和命令勤务兵将各队队长、中队长、区队长集中到一处较居中的分局，宣布任命。随后，我们就走马上任了。
那时公安总队名义上归苏军卫戍司令部指挥，实际上由周保中直接领导。周保中不仅是苏军任命的长春警备副司令，同时还是我党任命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副司令兼辽吉军区司令，他有许多工作要做，不可能将全部精力集中在长春，所以经常派一名副官到张庆和处传达命令。我在张的办公室经常见到这名副官。有时，因工作需要，经常要同国民党派到长春的接收大员联系。因为周保中终归是著名的共产党员，不方便出席过多公开活动，他就派张庆和出面。
而张庆和则是苏军任命的公安局长。当时，苏军和周保中在长春的许多命令，大都通过公安总队来贯彻执行。通过这个关系，极大地便利了我党控制长春，建立人民武装。
公安总队成立之初，人员成分比较复杂，有些是留用的伪满警察，也有被日本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士兵，良莠不齐。
他们中一些人相信八路军、共产党，愿意参加革命，也有些则是为了混饭吃。公安总队中成员最好的是基干队，主要由青年学生组成。在此基础上我们陆续成立了一连、二连、机枪连，共400余人，组成我所在的这个大队。部队仍穿警察制服，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持有武器。
我任职后，同大队长贺炎藩分头到各个连驻地视察，了解情况。我们发现部队驻地比较分散，不便于管理。于是，我们就找张庆和商量，请求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整训。张庆和非常支持，决定将部队集中调驻到警察学校。事先我们还带各连连长到警察学校了解情况，分配住房。10月20日，全大队人员都集中到了警察学校。途中跑了十多个人。
部队集中以后，我同大队的其他领导深入连队，一个人一个人地谈心，了解和掌握人员的思想情况，摸清部队的底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部队武器不足，我们就自己想办法。那时，苏军缴获的大批日军武器都放在我们驻地附近的一个仓库里，由苏军和公安总队共同派哨兵把守。苏军士兵嗜酒如命，我们就叫战士晚上给苏军哨兵送上一些酒菜，趁他们喝醉后，命战士赶着马车抢运枪支弹药。没几天的工夫，我们全大队就都装备齐全，焕然一新。苏军哨兵一方面是喝醉了，另一方面毕竟和我们是“革命同志”，内心也同情我们，加之缴获的日军武器也不如苏军先进，所以他们大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明知我们在暗中装运武器，他们也装糊涂，不理不睬。
不过苏军的纪律不太强。有一天夜间，一个苏军士兵用轮盘枪对准我们坐的一辆马车，要抢我们的车。我的警卫员樊明海、王贵民也不示弱，拔出驳壳枪对准他，他一看不妙就溜走了。我们大队一名从山东过来的八路军排长，曾被几个苏军士兵抓走，关在一个楼里，将他身上的钱财全部掠去买东西吃、喝，一直到用光了他的钱才放人。个别苏军士兵甚至到处强奸妇女。尽管苏军有宪兵负责军纪，抓到违纪士兵轻则关押，重则枪毙，但实际效果不太理想。长春城里的许多年轻妇女都剃光头，女扮男装，看见苏军士兵，就到处躲避。苏军还强迫各地公安分局每天将日本妇女送到苏军军营。群众对苏军的不满非常强烈。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败坏了苏联红军的声誉。
1945年10月底，我们进驻警察学校没几天，苏联红军准备撤走，将长春交给国民党军队接收。上级命令我们驻守长春中央银行，同警卫团一起守卫银行。我们还修筑了工事，准备同国民党军打。但苏联红军根据中苏协定，一定要把银行交给国民党，硬是用武力逼迫我们撤出银行。我们只好再搬回警察学校;几天后，苏军再次命令我们大队搬到长春城外的拉拉屯伪中央军官学校。
这时已是11月中旬，我们就对部队进行了政治教育和组织整顿。经过一个多月的了解，我们大体掌握了全体人员的基本情况。总的情况比预想的要好，成员中大部分是劳工和学生，还有一些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军队战俘。他们对八路军有一定的认识，愿意参加革命。但也有个别人是找出路，混饭吃的，并不是真心参加革命。根据这种情况，我和大队长商量后决定:
第一，召开全体大会，公开我们的主张。明确告诉大家，我们是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愿意留下的欢迎留下，愿意走的可以走。此后，有一小部分伪警官、警察和意志不坚定的队员40多人离开了部队。部队人数虽然减少，但质量却明显提高。
第二，对部队进行整编，加强党的领导。经上级批准，我们将一大队整编成四个连队，分别任命了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各级干部。一连连长王志，指导员曹庚辰;二连连长阎村田，指导员敖荫轩;三连连长胡斌，指导员邱继臣;四连连长姚金龙，指导员李维。连级干部大部分是八路军老战士，还有几个是老红军。
第三，健全党组织。大队设立党总支，我任总支书记;各连设立党支部，指导员任支部书记，做到“支部建在连上”，保障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各连还成立经济委员会，由士兵管理伙食，做到经济民主。不久，上级又给我们大队派来11位共产党员、革命骨干，很快都充实到基层，这样全大队党员干部就有30多人。同时，我们根据形势的变化发展，有针对性地进行政治教育，努力提高部队战士的政治觉悟。此后，我们又陆续招收了一些素质较好的青年学生和城市贫民人伍。全大队总人数仍保持在400多人。
在教育整顿中，政治处主任马仁裕同志起了很大作用。
马仁裕是满族，吉林市人，原姓伊。卢沟桥事变时在北平大学上学，参加过学生抗日爱国组织。一年后，党派遣他到东北做地下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团结民众抗日。长春公安总队成立时，缺少骨干，地下党便选派了一些人来到部队，马仁裕就是在第一大队进驻拉拉屯伪军官学校后，由组织上派来的。他有文化，政治水平高，很会做战士的思想工作。
在政治整顿的同时，我还主动发挥擅长军事训练的特长，配合大队长积极抓好部队的军事训练，努力提高部队的综合素质。经过20多天的整顿和训练，部队素质和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大致具备了一支正规部队的规模。以后，组织上又陆续派了一些干部，有从万毅部队来的，也有从延安来的。全大队连、排以上干部基本上都是从关内来的。经过整顿，部队更纯洁，战斗力也明显提高。
从到公安大队工作那天起，一个月来，我的神经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睁着眼睛，脑子里的弦儿绷得紧紧的，生怕出现意外，怕有人叛变或逃亡，不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这段日子对我个人的成长锻炼很大。
日本投降后，我们奉命挺进东北，接收长春公安大队，前后仅仅两个月，我们就建立起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这令我感到非常欣慰。
在解放战争中，东北地区之所以能够迅速解放，就是因为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一大批像我们大队这样的革命武装。最先进入东北建立的中共武装力量，大约由以下三部分组成，一是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十六军分区所属的两个团。他们离东北最近，9月4日就开进了沈阳。我们先遣队9月中旬在锦州见到李运昌时，该部已扩编成了五个旅。
当时，李运昌部的装备非常令我们羡慕，配备的全是日军武器，很多士兵还穿上了日军大皮鞋和呢子大衣，同关内的八路军相比，看上去要威武、雄壮得多。李运昌部还先后接收了沈阳、鞍山等地的敌伪装备。
另外一部分，是周保中领导的原抗日联军旧部，大约有几百人。1940年冬，抗联迫于日益严酷的处境，陆续退入苏联境内。在苏联期间，有很多人受组织派遣进入红军各级军事学校学习，主要是学习炮兵和坦克等军事技术，有一定的军事水平。后来苏军将他们编成国际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教导旅，即抗联教导旅，由周保中、李兆麟负责指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后，周保中等人决定必须抢在国民党之前，控制东北主要城市，迎接中共大部队出关。经与苏联商定，同意抗联教导旅随苏军一同进人东北。9月上旬，抗联即进驻长春、哈尔滨等北满主要城市，并以长春为指挥中心，工作重点就是接收日伪武器装备和公安、邮电、银行、铁路等要害部门。由于他们有苏联红军的特殊身份，起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时，周保中是苏军委任的长春警备副司令，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同苏联红军的主要联络人，为中共在东北迅速开展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掩护。周保中过去担任过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在东北很有威望，这批抗联老战士就利用这一特殊条件，在长春附近先后建立了十多个团的武装，并在北满几十个县成立了保安团。由于教导旅的成员大都接受的是苏联红军的建军模式，长期在苏军工作、生活，同八路军的作风有一定的差别。他们还不太善于开展群众工作，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部队建设和巩固根据地方面来，而是过于看重部队数量的扩大，相对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对部队的领导，存在一定的脱离群众的倾向。因此，尽管部队数量发展很快，但战斗力不够强。
那时长春一带真可谓司令多如牛毛，一个连长有时就可以对外称司令。某些新成立的部队干部只知道当官，不重视练兵打仗，同群众关系不够好。当环境、形势一变，面对国民党优势兵力的进攻，这样的部队很容易瓦解。以后，组织上分配一些原抗联的干部到我们军工作，他们中有一些干部在苏联参加过红军军校的正规学习，特别是在技术兵种，能够发挥特长。例如我们军的通讯处长在苏联学习过通讯技术，后来在军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和特点。他们对我们军的正规化建设有一定的贡献。
再有一部分，就是地下党组织的新部队。他们中的很多人是被日本强掳到东北的劳工，包括一些八路军被俘的连、排长，还有一些国民党军队的基层军官。这一部分军队有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懂得如何建党、建军、建政，也知道继承和发扬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优良传统。在以后的残酷战争中虽然有一些被打散，但剩下的人重新找到组织，补充进主力部队。
最早进人东北的我军力量，主要就是以上三部分。真正的主力部队大致是在10月底进人东北的。虽然早期进入东北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他们是最早打出共产党旗帜的人民武装，为我党进占和经营东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为东北，乃至全国的解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因为我们能首先进入东北，就有机会建立政权，扩大和发展武装。尽管一些新成立的部队，战斗力不如主力部队，但这些地方部队也有地方部队的作用和特点，有了这些武装，我们就可以控制一个县、一个地区，可以减少野战部队分防驻守的压力，还可以接受从关内来的干部。有了落脚点，就有了开展工作的空间。
以我所在的公安警察大队为例，原三五九旅先遣队的干部最初出关时只有几十人，如果没有张庆和这些人的帮助，我们的工作难度将更大。
以后，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虽然有一些基层政权瓦解了，新成立的部队被打散了，甚至有个别部队反水投敌，但毕竟我们有了基础，随着形势的发展，恢复起来容易。同时，一些被敌人打散的部队，很多人又陆续回到解放区，经过整顿，补充进新部队或主力部队。还是以我所在的公安警察大队为例:最初成立时共4个大队，除三大队长叛变投敌被处死后将该队编人我们一大队外，其余两个大队都陆续补充进一纵和六纵。以后，我们大队逐步发展成十纵二十九师八十五团;八十六、八十七团也基本上是由县保安团改编而成。这些部队都是当时新成立的，有了这个基础，后来曹里怀带着我们团到舒兰，再同这两个团一起组成独立第三师，经过一年多的战斗考验，独立第三师发展成主力部队十纵二十九师。在十纵最初成立的三个师中，除二十八师是由三五九旅两个团三千多人成建制地由关内挺进东北外，其余部队都是在东北发展起来的。
回想挺进东北的最初经历，我真是发自肺腑地感到党中央在东北战略决策上的英明伟大。抗战时期，八路军主要是在华北抵抗日本侵略者。虽然华北紧邻东北，八路军有这个有利条件，但这个条件也是在日本投降之时才显现出来。最初党中央的方针还是南下扩大抗日根据地。1944年11月，三五九旅南下一支队就是受命到湖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直到欧洲战场胜利后的1945年6月，我军的战略部署还是向南发展，并派出我们二支队南下。等到8月苏联出兵东北后，党中央及时抓住这一有利的形势变化，迅速改变战略部署，及时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紧急抽调十万部队、两万干部赶在国民党军队之前进人东北。
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苏联对日宣战后，苏军控制占领了整个东北。这为我军赶在国民党军队之前进入东北，建立政权，发展武装，改善装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尽管当时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由于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他们还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的基层政权。但苏军还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当时苏军就曾建议进人东北的中共军队或是新成立的部队对外最好不要叫八路军，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以后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这样苏军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苏军还一度下令凡佩戴自治军标志的部队，可在东北各地自由活动，苏军不加限制。特别是苏军基层指挥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们也知道毛泽东、朱德。当我们喊“斯大林万岁”时，他们也会喊“毛泽东乌啦!”只要国民党不提出外交干涉，苏军实际上并不阻碍我们在东北的行动，甚至在我们剿匪时，苏军还一度予以配合。这一点，我就有亲身经历。1946年初我奉命在北满大贵县剿匪，当时苏军在县城车站驻有一个连队，就主动协助我们缴械土匪武装，配合我军的剿匪工作。
正是因为有了苏联红军的帮助，我们进东北后，才可以招兵买马，组织武装，建立政权，特别是周保中等人领导的原抗联部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首先在东北树起共产党的旗帜，控制了很多地区，为八路军主力部队出关提供了开展工作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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