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1年嘉兴湖上的一艘游船上开始，到1949年一个伟大国度的诞生，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终于闯荡过来，我党由一个仅有几十人的团体，发展成拥有上千万党员的庞大队伍，其中的艰险历程和难忘岁月，也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到其中的不易。
二十多年的历程，我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不是几句话讲清楚的，从当年合作的伙伴，到剑锋相指的对手，再到共同抵御日寇的战友，因为这样复杂的经历，大多国军将领也都与我军交过手，但还是有一位国军高级将领一生从未与我军打过仗，他就是被称为“和平将军”的张治中。
张治中是安徽巢县人，生于1890年。祖上都不是大富大贵之人，而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他的父亲农闲的时候，用学到的手艺做些手工活变卖，赚钱补贴家用，所以他家的日子比起乡邻来说稍好一些。
从六岁开始，张治中进入私塾读了四年书，就辍学到县城一家商铺当了学徒。当学徒这几年的经历让他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规划，他不想和父亲、叔父一样当一个篾匠，也不想在这个小县城里当过卖货的伙计，他想要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
16岁那年，他拿着母亲给他拼凑的24块银元，离开了家，迈出了新人生的第一步。他想走从军之路，报考了安庆陆军小学，可惜以他当时的文化水平没能如愿，后来倒进了扬州警察教练所，毕业后当了安庆巡警局的一名正式警察。
这时的张治中也算是事业有成了，既然有了“业”，也该有个家。几个月后他接到母亲的来信，要他回去成亲。回程的路上他一直在想象这个结婚对象的样子，因为此之前他从未见过她，甚至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他们的结合也只是遵循父母的意愿。
封建时代的包办婚姻，不知抹杀多少年轻人的感情，也制造了不少悲剧，但这一次却创造了一个相伴几十年的幸福婚姻。
完婚后的张治中很快离开了家，这个回归平静的院落，因为有了洪希厚这一新成员的加入，增添了不少喜气，慢慢这种喜悦的氛围转变成对张母的孝义，对幼小叔姑的关心，因为有夫人洪希厚操持一家老小的生活起居，在外的张治中没有了后顾之忧，才有了后来的辉煌事业。
在国军中，一些人升官发财后，都开始买田置地，娶妻纳妾。深爱妻子，感谢她辛勤付出的张治中这两样都没有干，而是将丰厚的收入留下了兴办学校，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出一点力，这一点十分令人敬佩的。
张治中的儿子张一纯曾说：“国共两党中，唯有两位高级将领只有一位夫人，一位是我的父亲，另一位就是周恩来先生”。
这两人不仅品质一样的高尚，关系也十分的亲密。
当年黄埔成立后不久，张治中就从桂军军官学校，调到黄埔担任入伍生总队代理总队长，他与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正是在周公的介绍下，张治中对我党主张以及思想非常向往，曾几次向周公申请入党。
但两党合作时曾有约定，我党不能吸收国军高级军官为党员，所以张治中这一请求没有被批准，虽然心愿没能实现，但一直对我党抱有好感。后来大革命失败后，为了避免与我军交战，他主动申请调离二线，负责党内军事教育。
虽然张将军从未与我军打过仗，但作为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能够得到蒋的信任和重用，说明他确实有过人的本领。北伐战争、中原大战、率军入闽，进攻十九路军，几乎蒋介石所有的军事对手张治中都交过手，当然也包括入侵的日军。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他主动向老蒋请战，率领第五军支援抗日战场，临行之前还留下了遗书。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率军与日寇经历大小战斗几十次，其中战果最辉煌的庙行大捷就是张治中指挥的，此战与日寇血战三昼夜，消灭日军三千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转眼五年过去了，战火又在这里重新燃起，张将军重新整军齐发，参加了淞沪会战。
战役结束后，张治中调任湖南省主席，可惜因为发报员的不严谨，一字之差造成文夕大火。长沙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毁于一旦，此事令蒋介石震怒，几位负责人都被枪决，张治中也被革职留任处分。
十余年的等待，终于盼来日军的战败，在和谈期间，张治中与周公这位老友终于相聚了。谈判桌上他们是寸步不让的对手，激烈的时候两人甚至在谈判桌上拍起了桌子。但谈判桌下，他们又回归当年的友好状态，周公去桂园做客时，两人除了一些特殊事宜，无话不谈。
四年之后，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逆转。和谈失败后，住在上海的张一纯和他的家人在我党安排下，乘坐飞机来到北京，在那里见到迎接他们的父亲和叶帅。家人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张将军没有了后顾之忧，他可以全心全意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事业上。
1954年首届国防委员会成立时，张治中当选为副主席，成为副国级的领导人，这是国家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在一年后的军衔评定工作时，几位起义投诚的国军将领，张治中、程潜、龙云、傅作义都有资格被授予元帅军衔，但他们最终都拒绝了这份荣誉。
张治中将军一生忙忙碌碌，但走过的每一条路都是正确的选择，他也曾对自己有过人生总结
在我看来，真正了解他的就是他自己，但他过于谦虚，他的确是一位品德高尚，值得敬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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