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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年陈奇涵回乡,见到前妻,王建德含泪:做起这双鞋,等了你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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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18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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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奇涵上将

前言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多少仁人志士的毕生追求,但陈奇涵不同,在功成名就、位高权重的时候,主动要求退下来,把位置让给年轻人。

那一年,陈奇涵刚刚60岁。对于淡泊名利,陈奇涵曾经作了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愿望:

“富贵非吾愿,功名我不希,人类齐解放,攘攘与熙熙。”

虽然不稀罕功名利禄,但陈奇涵对家乡的人民却充满了感情,几次回乡看望乡亲们,还一次性给家乡搞到了20万元资金,用于建设花果山。

在一次回乡时,前妻王建德从箱子里拿出一双布鞋,交给陈奇涵,让他当面试试这双布鞋合不合脚……

王建德:你试试看,这双鞋合不合脚

1954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对此,毛主席决定在军队中找一个资历深、威望高、公正廉明、最关键的是要懂得军法的人,来担任这一重要职务。

毛主席在工作

2月28日,经过深思熟虑,毛主席发布了任命陈奇涵为军事法庭庭长命令。见到陈奇涵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微笑着说:“听说你去搞军法工作了,身上的担子不轻呀!”由此可见,这份工作是多么不容易搞好。

上任以后,陈奇涵通盘考虑,首先确定了军事法庭的工作方针、任务、内容和方式等一些重大问题。在形成体系后,陈奇涵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份书面报告,上呈中央军委。获得批准后,陈奇涵立即着手组织人马,将军事法庭建立起来。

很快,时间已过夏至,在军事法庭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对家乡十分思念的陈奇涵,终于抽出时间,踏上了前往家乡江西兴国的道路。

那天,陈奇涵乘坐的黄色军用吉普车刚刚驶进坝南村,陈奇涵便决定下车。在侄子陈毓街的带领下,陈奇涵从车上走了下来。

陈奇涵刚刚下车,便被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认了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奇涵公回来了!”便飞奔回村里,一边跑一边喊,向乡亲们报告这一好消息。

听到喊声的乡亲们,放下手里的活计,来到村头。见到陈奇涵后,小孩叫着“公、伯、叔”,大人称呼着“哥”,陈奇涵则是一边点头答应,一边吩咐工作人员,将早已准备好的糖果,发给大家,场面很是热情……

陈奇涵(右二)和朱德(左二)等人在一起

不觉间,陈奇涵便来到家门口。看着门脑上那条被烧黑的、烟熏火燎的门梁时,陈奇涵想到了过去,感慨地说:“那是1929年,敌人放火烧的。那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派了一个连的人,来捉拿我。没抓住我,就把我家的房子烧了。”

听了陈奇涵的话,有一个乡亲说:“奇涵哥,你当年写的那副革命对联,还在祠堂里呢,保存得很好,字迹还很清楚。”陈奇涵笑着说:“是吗?那得去看看!”

祠堂的门打开后,那副隶书对联便映入大家的眼帘:

“戡乱定中原,万国衣冠朝我族;揭竿除暴政,千秋事业著丹青。”

说起来,这副对联还是1922年修祠堂的时候,年轻有为的陈奇涵,有感而发,满怀豪情写成的。当时,胸怀爱国志向的陈奇涵,便已经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签订卖国条约的爱国斗争。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年发生的事情,依然历历在目。想到这些,陈奇涵说:“我写的这副对联,没有被敌人破坏掉,还要感谢乡亲们的保护啊!”

接着,陈奇涵又说:“1932年,毛主席来坝南的时候,也对这副对联十分欣赏,他说:'王师北定中原日,人民拍手称快时。’现在,军阀被打到了,暴政也除掉了,正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好时候,任重而道远哟!

陈奇涵在视察

听了陈奇涵的话,乡亲们都点头称是。大家表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们都翻了身,以后一定要跟着共产党,撸起袖子加油干,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乡亲们的话,让陈奇涵十分高兴,告别了大家,向家里走去。

推开门的那一刻,按照早前的约定,前妻王建德高兴地说:“奇涵哥,你回来了!”陈奇涵也关怀地说:“孩子他妈,你受苦了,受委屈了。那时候,敌人逼我们走散,战争让我们分开,请你不要生我的气哟!

王建德笑着说:“生什么气哦,你捡得一条命,又回来看我,这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哟!”接着,王建德从箱子里拿出一双布鞋,对陈奇涵说:“你年轻时瘦一些,现在胖多了,你试试看,合不合脚!”说着,王建德把那双布鞋递了过来。

从王建德的手中接过布鞋,陈奇涵穿在脚上,前后看了看,跺了跺,满意地说:“不紧不松,蛮合脚的。这份礼,我收下,谢谢你哦!

想起当年的事情,王建德心里一酸,含着泪说:“做起这双鞋,等你穿,足足等了20年!”

陈奇涵和张云逸的旧照

望着眼前的眼泪洼洼的前妻王建德,陈奇涵的心里也不好受,以前的一幕幕,都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陈奇涵:以后我们以兄妹相称

1897年9月23日,陈奇涵生于江西兴国坝南区竹坝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在陈奇涵9岁的时候,父母为了传宗接代,给他定了一门亲事,妻子的名字叫做王建德。王建德十分懂事,在家里十分勤快,孝顺父母,默默地干着家务。

1909年,在父母的安排下,12岁的陈奇涵进入兴国北汇小学读书;1912年,陈奇涵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赣州中学。

1916年,怀着一颗回报家乡的赤子之心,陈奇涵回到家乡,创办了“忧道小学”,免费招收工农子弟,教他们学习文化,改变命运。

1919年1月18日,在法国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

巴黎和会

在这次和会上,不仅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归还山东等各项合理要求,还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对此,北洋政府不但不予以拒绝,还准备在合约上签字。北洋政府的这一行为,彻底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从而导致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

在这种情况下,22岁的陈奇涵觉得,要想救中国只靠文化不够,便产生了要去参军拿枪杆子的想法。此时,正值滇军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招生,陈奇涵便借了一些钱,告别了妻子王建德和家人,前去参加了报名考试。

在文化成绩达标后,陈奇涵按照通知前去体检。体检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教官。这个教官看陈奇涵只有80斤,便对他说:“你这个溺水鸭子,太廋了,不用考,回家去吧。”

教官的话,让陈奇涵十分难过。为了能进入军校,陈奇涵哀求教官说:“教官,我是借了100块大洋的债前来报考的,您还是让我试试吧。”在陈奇涵的苦苦哀求下,那名教官最终答应了陈奇涵的请求,准许他参加接下来的考试科目。

在跳木马的时候,陈奇涵跳了三次,才跳过去,仅仅20分钟的负重跑,他也跑得艰难,一直跟在别人后面,被落了一大截。但是陈奇涵没有放弃,坚持着跑完了全程。最终,那名教官被陈奇涵的坚强感动,破例将他录取。

青年陈奇涵

1920年,经过持续锻炼,陈奇涵的身体逐渐好了起来。不久后,转入了广州护国第2军讲武堂。毕业后,陈奇涵在赣军中历任了排长、连长、代营长。

1924年,看到许多老百姓在军阀混战中惨死,陈奇涵认为这样为军阀之间争地盘而打仗没有任何意义。随后,他脱离了赣军,前往广东,投奔了革命政府。

在广州,陈奇涵被任命为广州警卫军讲武堂区队长。后来,陈奇涵又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和镇压广州商团叛乱的斗争。

1925年,陈奇涵随张治中转到黄埔军校,在军校里历任了学员队队长、连长、政治大队长等职。

期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陈奇涵见到了毛主席、周恩来等共产党的领导人,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好友陈赓和许继慎的介绍下,陈奇涵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6月,在党的派遣下,陈奇涵率领一些中共党员到赣南等地发动群众,开办工农运动训练班,设法建立党的组织。期间,陈奇涵等人创办了曙光印刷公司和《贯彻日报》,向当地群众宣传革命思想。

朱德旧照

1927年,陈奇涵来到南昌,在朱德创办的第3军军官教导团,担任了参谋长和支部书记,协助朱德开展革命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西的反动势力执行蒋介石的“清共”命令。此时,陈奇涵接到蒋介石亲自写来的信。在信中,蒋介石希望陈奇涵担任他的侍从室主任。对此,陈奇涵不为所动,称病谢绝了蒋介石的“好意”,就像他自己说过的那样,“宁当普通共产党员,不当国民党的官”。

6月,陈奇涵奉命前往临川等地,在这里开展革命活动。南昌起义后,陈奇涵率部前往南丰,掩护向南撤退的部队。

后来,陈奇涵奉命返回家乡兴国,先后担任了中共赣南特委、军事部长、兴国县委常委、兴国革命委员会党团书记、中共江西省军委驻赣南办事处主任、江西红军独立第3团参谋长、赣西南红军学校教育长等职。

1928年12月,陈奇涵等人领导了兴国暴动,夺取了兴国县城,并建立了红4团。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大为恼火。

1929年,国民党派人前往兴国捉拿陈奇涵,忙活了半天,没抓到陈奇涵,便放火烧了他的家。

红军时期的陈奇涵

4月,毛主席领导的红4军,来到兴国。见到陈奇涵后,毛主席听取了他的汇报,感到非常高兴,说:“今天红了兴国一个县,明天就会红了江西省,后天还要红遍全中国!

相处中,陈奇涵发现毛主席的生活过得十分艰苦。一天,肖芳全在河里捞了一条大鱼。陈奇涵便想着请毛主席过来吃顿饭,改善一下生活。

毛主席来到后,看见在一张八仙桌的中间摆了一只蒸笼,里面放着米粉蒸鱼。四只瓷盘分别装着花生米、笋炒肉、雪豆、炒鸡蛋,围着蒸笼摆放。

毛主席坐定后,陈奇涵指着中间的蒸笼,请毛主席尝尝粉蒸鱼。毛主席夹起一块,吃了一口,说:“你们做的这个鱼,好吃得很!这道菜叫什么名字呀?”陈奇涵说:“这是米粉鱼,是我们农村普普通通的一道菜,您看叫什么名字好?”

毛主席想了一下,说:“你们看,这是一个大的团圆月嘛!四个小盘子围着大蒸笼,就像星星围着月亮,我看就叫'四星望月’,好不好?”听了毛主席的话,大家都鼓起掌来。

毛主席旧照

接着,毛主席认真地说:“现在,农民日日夜夜盼望打土豪,分田地,也像众星望着月亮一般,不知望了多少年!”陈奇涵接着毛主席的话,点着头说:“是呀,四星望月,说出了多少民众的心声!”

1930年,陈奇涵被任命为红4军参谋长,协助军长林彪和政委罗荣桓,领导红4军的工作。后来,陈奇涵改任了红3军参谋长,后又调回红4军,担任参谋长。期间,陈奇涵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作战。

1932年3月,红军第一军团成立,林彪被任命为军团长,聂荣臻为政委,陈奇涵为参谋长,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在宜黄战斗中,陈奇涵不慎跌入山沟,后被送往汀州福音医院治疗。

1933年,陈奇涵伤愈后,被任命为江西军区参谋长,协助司令员陈毅,指挥部队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在陈奇涵参加革命的时候,王建德便无怨无悔地在家里,操持着所有的家务,孝顺着父母,抚育着她和陈奇涵的儿子。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夕,陈奇涵回家,向妻子王建德告别。因为行军紧急,陈奇涵和妻子见面后,没说两句话,便匆匆离开。

陈奇涵走后,王建德想起了为丈夫做好的布鞋,便拿起布鞋前去追赶,一直追了好几里路,都没有看到部队的影子。

后排右一为陈奇涵

经过打听,王建德才知道部队早已走远。无奈之下,王建德只好拿着那双布鞋,失落地回到了家里,把它锁在箱子里,舍不得动。每当思念丈夫的时候,王建德便把那双布鞋拿出来,看看后,再锁回去……

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陈奇涵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团副参谋长兼78师参谋长、后升任为参谋长,协助徐海东工作。这一时期,由于战争频繁,陈奇涵与家乡彻底阻断了联系。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陈奇涵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教育局局长,后改任绥德警备司令,负责保卫延安。后来,已过不惑之年的陈奇涵,在多年没有得到王建德消息的情况下,被大家的说服,和抗日战友卫彬结了婚。

1939年,陈奇涵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抗日军政大学第3分校校长;1942年,陈奇涵调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第三室副主任;1943年,陈奇涵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参加了学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奇涵奉命进入东北,担任了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后来,陈奇涵又历任了东满(吉林)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司令员,参加了围困长春等战役和辽沈战役。

1949年3月,陈奇涵率部队南下。6月,陈奇涵被任命为江西军区司令员,在家乡任职。这时,陈奇涵才有机会回到故乡。

陈奇涵将军

期间,得知陈奇涵已经和卫彬结婚的事实后,通情达理的王建德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无法改变了,便选择和陈奇涵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婚后,王建德考虑到和陈奇涵还有一个儿子,提出了离婚不离家,陈奇涵表示同意。两人相约,在往后的日子里,两人以兄妹相称,陈奇涵更是承担了前妻王建德的生活费,并按时给儿子寄钱。

对于前妻和儿子,陈奇涵的心里一直牵挂着。在陈奇涵的心里,与王建德离婚不是他的本意,实在是那个时代,敌人逼他们走散,战争让他们分开。陈奇涵痛恨敌人,也痛恨战争,希望儿子将来能够生活在和平的岁月里。

每次给儿子写信,陈奇涵都会嘱咐他好好学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并替自己照顾好他的母亲王建德。

毛主席: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

1951年,陈奇涵当选为中共中南局委员;次年,陈奇涵当选为江西省政协主席。1954年,在毛主席的同意下,陈奇涵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陈奇涵任院长。

陈奇涵上将和夫人卫彬及子女在一起

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陈奇涵被授予上将军衔。

在评定军衔的时候,总干部部门和军委的领导,给了陈奇涵一张申报表,让他自己填写,申报军衔。

拿到表格后,陈奇涵在军衔栏里填了一个“中将”,并在申报军衔表上写道:

“中国革命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奋斗二十余年,今天已经胜利成功了。对我来说,个人的地位高低和得失,是一个非常渺小的问题。”

后来,毛主席没有同意陈奇涵的中将军衔,在授衔前特意派汪东兴代表他前去慰问陈奇涵。最后,军委领导决定给陈奇涵授予上将军衔。

1956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

1957年,陈奇涵刚刚60岁,便主动向中央提出退下来,让钟汉华中将接任。后来,中央军委同意了陈奇涵的建议,由钟汉华接替陈奇涵的职务。

陈奇涵和钟汉华(左)、袁光(右) 在一起

1960年,陈奇涵退休。退休后,陈奇涵除了读书、看报外,还在朱老总的影响下,养起了兰花。

1961年,陈奇涵回到故乡。此时,陈奇涵的前妻王建德,正好去了儿子家,因此才没能见上面,陈奇涵的心里感觉有一些遗憾。对此,王建德也很遗憾,但却很满足。因为,她心里始终都知道,在奇涵哥的心里,是牵挂她和儿子的。

后来,陈奇涵等人瞻仰了毛主席在坝南的故居,随身边的人讲了毛主席在坝南的革命经历。

参观结束后,陈奇涵回到坝南大队的办公室,对大家说:“听村里人来信说,坝南年年遭水灾,经常冲垮房屋,冲走牲口,粮食年年歉收,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听了陈奇涵的话,村里的负责人说:“您回来的正好,这件事我们正打算向上反映呢,我们建议把村里的一千多户全部迁走,您觉得怎么样?”

陈奇涵想了一下,说:“等待是没有出息的,搬迁也不是个好办法。自古以来,我们坝南村就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这么一块富庶之地,为什么要搬走?明朝的海瑞在兴国当县令的时候,都知道让老百姓植树造林,建了万松坝,保一方平安。现在,我们也一样可以在河堤低的地方建花果山,既能抗洪,又能结果,两全其美!”

左起:陈奇涵、林月琴、罗荣桓、赖传珠、萧劲光在昆明

村里的负责人说:“您说的办法,是个好办法,但我们没有资金啊!”陈奇涵说:“资金的事情,我来想办法,你们合计一下,需要多少钱?”经过核算,初步预算要15万至20万。陈奇涵听到后,说:“20万就20万,我来想办法。”

当年冬天,陈奇涵便筹集了20万元资金,让坝南村派人去领。后来,因为特殊的原因,这笔资金被冻结,无法正常使用,成为了坝南村的一大遗憾。

1969年,中共中央召开“九大”。在审议“九大”代表名单时,毛主席发现上面没有陈奇涵的名字,便在名单上批示:“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

可见,对于陈奇涵这位一起走过来的革命者,毛主席是十分惦记的。

后来,陈奇涵多次想过回到家乡,去看看儿子,看看前妻王建德,看看家乡人民的生活情况。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成行,成为了陈奇涵永远的遗憾。

晚年时,陈奇涵与粟裕、张鼎成在一起

1981年,陈奇涵病逝,享年84岁。生前,陈奇涵说:

“像我们这样半辈子都是从枪林弹雨中钻过来的人,到晚年能够打拳养花,已经很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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