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5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为筹备战略转移的相关事宜，中央书记处专门成立“三人团”负责军事和政治工作，这也是长征前期突围过程中我军频频失利的主要原因。
据资料记载，由于事关重大，确定参加长征的人员，并不是由基层党委负责，而是“各有分工”。例如，属于省委管辖的干部，必须由中央决定去留问题，而党中央机关的负责人去留问题由“三人团”负责审议。这样一来，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就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政治色彩也极为浓厚。
在研究留守人员名单时，博古、李德只就军事干部方面征求了周总理的意见，而其他方面则言语不详，这实际上表明去留人员完全由博古等人做主，其他党内成员根本没有发言权。
红军主力长征之后，留下来坚持斗争的苏区领导机关被称作“中央分局”，而它的首任领导人就是项英。按理说，以项英的党内陆位，留在中央苏区显然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但项英的确临危受命，坚决服从党的决定，这里就涉及一个党性的问题。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项英领导红军为南方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果说项英的留下让人可以勉强理解，那么瞿秋白的留下则是党内政治斗争的产物。对于瞿秋白留在苏区工作，很多同志是持反对意见的，伟人都甚至亲自找博古商量，希望能把瞿秋白带上。可博古却以“患有肺病”为由，拒绝了这些同志的建议。
后来据洛甫同志回忆，瞿秋白的去留问题实际上涉及了党内斗争。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一伙对瞿秋白恨之入骨，时刻准备给其以致命一击。尽管如此，瞿秋白还是尽心为党工作，让王明一伙找不到针对报复的借口。
中央决定战略转移之后，博古等人找到了机会。他一方面制造舆论称瞿秋白患有重病，无法参加长征，而另一方面，他却对一些同志的请求置若罔闻，根本听不进他人意见。鉴于瞿秋白在党内的崇高威望，他们不敢明着来，私下里的小动作反倒不断。
事实上，后来据党史专家推断，以瞿秋白患病为由拒绝其参加长征，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例如，当时年事已高的董必武、徐特立都经过长征，成功到达了延安。因此，有人说如果瞿秋白参加长征的话，绝不会在1935年突围期间被俘，落得一个英勇就义的下场。
除瞿秋白之外，何叔衡、刘伯坚、陈潭秋、毛泽覃也上了留守人员的重点名单。以何叔衡为例，让其留守的命令极其不合理。在苏区肃反期间，时任内务部部长的何叔衡因反对“肃反”的错误路线，而被博古一伙视为眼中钉。尽管何叔衡最后被撤销了党内职务，但博古等人还是不肯放过这位老同志。
红军主力长征后，时年58岁的他留在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2月，何叔衡与瞿秋白在长汀突围过程中不幸牺牲，这是党的莫大悲剧！
李维汉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关于留人问题，他从未过问。”是的，何叔衡、瞿秋白等人的留守，是博古一伙处心积虑计划的，事先并未通知党内同志，李维汉也并无过问权力。正因为如此，李维汉的被“带走”也一波三折，其中的心酸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
中央红军主力突围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在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陈老总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显然功勋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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