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这一珍贵的历史视频直到今天仍然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新中国的成立是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团体带领着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开创的，这背后满含着先辈们的心血。
然而我们看到的只是领导团体辛苦努力的一小部分，在建国前，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他们商议。国旗、国歌、国都以及国名等等，每一个符号都蕴含着深刻的寓意，这些都需要中共中央的领导们一次又一次商议。
其中，国名作为一个国家的灵魂，自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商议，而有一个人在国名的商议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叫张奚若，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正是张教授建议中国的全称可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和同意。
我们国家的国名在近代曾经经历过多次的变化。
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毛主席在1931年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来又相继提出了“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的概念。
而这些名称都是跟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的发展阶段而调整的。
到了1949年6月，解放战争已经到了末期，胜利近在眼前，这个时候毛主席已经开始带领领导团体们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而国名在这次的会议上成为了一个避不开的话题。
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确定的名字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毛主席说：“过去的中华民国是名不副实的，现在，我们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此后，“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便成为了暂定的新中国名称。
1949年6月16日，常务委员会下设了6个工作小组，6个小组的名称中都沿用了毛主席提出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但就在30日的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本书中，主席又用了“人民共和国”这个概念，可见，对于新中国的国名究竟应该起什么，毛主席也非常的纠结。
此后的国名问题一直处于待定状态，大家围绕着“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字争论不休。
争论的焦点主要就是怎么对这“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进行精简。
因为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名字太长，读起来拗口，但究竟应该删除那些字，这才是这场争议中最难解决的问题。
针对国名的争议，毛主席任命由
董必武
提出“中华人民民主国”的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
黄炎培认为“民主”和“共和”在英文中分别是“Democracy”和“Republic”，在英文中所表达的意思都是“民主”，只不过前者更侧重于民族的国家，后者更侧重于民主的政治体制。
出于国际社会对于新中国全称的翻译考虑，“民主”和“共和”没有并列的必要，因此黄炎培主张去掉“共和”保留“民主”。
黄炎培
然而，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张奚若和黄炎培的考虑有相同之处，只是侧重点不同。
张奚若教授认为“人民”和“民主”的意思相同，可以删掉“民主”保留“人民”。
在第四小组的讨论中，面对争论不休的局面，张奚若直接提出：“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
张奚若
的确，如果保留人民的话，既能体现民主，又能体现共和，是一个比较恰当的选择。
因此，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先后召开三次会议，并在征求一些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写成了政府组织法的草案的初稿。
8月17日，董必武带领着第四小组召开了第三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董必武非常满意，他满意地道：
“'人民’已经说明了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而'共和’是我们的国体，如此看来，已经把想要表达的意思完全表达出来了。”
于是，在会议上，董必武确定了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将这一决议提交给毛泽东等最高级领导人审阅。
毛主席看了提议后，连连称好，问董必武是谁想出的这一名字，董必武说：“是清华大学的张奚若教授。”
毛主席笑着说道：“张教授的思想很能照顾到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啊。”
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称呼才算真正落定。
但是国名的问题刚刚解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的问题又出现了分歧。
原本的简称是“中华民国”，主要是沿用了孙中山先生起的名字。
但是由于蒋介石的夺权，很多人对于“中华民国”这个词语并没有什么好感。
蒋介石
那些上了岁数的、经历过辛亥革命的老人们都认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革命的一个结果，是许多革命烈士的血换来的，用“中华民国”是对孙先生的一种纪念。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召开，周总理主持了此次会议。
会上，许多代表认为“中华民国”容易使人把它与过去的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府混为一谈，并为此发生了争论。
当时黄炎培首先阐述了自己赞同使用中华民国的理由。
他认为现在虽然解放了，但是民间百姓都习惯了叫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而且，政协每五年都要召开一次，到时候如果不合适再换也不迟。
但是，83岁的美洲侨领司徒美堂直言还击道：
“我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绝无好感，二十二年来，中华民国已经被蒋介石搞得乌烟瘴气，给人民群众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革命胜利了连国号都不敢改，搞得我们偷偷摸摸似的，这一次我们就要昭告国际社会，我们新中国改天黄日了！”
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的这番话，将在场的人说的都群情激奋，会议室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时，其中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确立正式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我们的简称就是“中国”。
由此，对于国名的争议才算真正告一段落。
但提到“中国”二字，大家或许以为这是近代才有的称号，毕竟，在近代以前，中国的历史还处于古代社会。
夏商和西周，东周分两半，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延，南北朝并列，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
这句顺口溜揭示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朝代更迭，但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国号。
那么“中国”这个词究竟是怎么兴起的呢？
其实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中国”这一名称，当时的周朝君主认为自己贵为天子，而西周的都城洛邑就是占据天地中心的地方，因此将洛邑称之为“中国”。
1963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大概就是西周时期的文物，在这座文物的底部，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段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
大概意思就是武王已经灭了商朝，就此昭告天下：“我们将以此地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我们国家的国民。”
何尊
而西周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认知，正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的世界是个球体，对世界的认知主要建立在“地平说”的基础之上。
后来，“中国”一词便成为了历朝历代在外交中用到的称呼，在与四面八方展开外交时，时常用中国来显示自己“天下独尊”的地位。
但是各个朝代对于“中国”所代表的的含义是有出入的。
西周时认为“中国”是处于天地中心的国家，直到西汉时期，据史料记载，民间天文学家落下闳提出了“浑天说”的假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正是落下闳对于世界的看法，由此初步确定了当时人们生活的世界是球形的这一观点。
但是，要想让世人接受“浑天说”的观点并不容易，打破人们固有的认知甚至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直到隋唐时期，刚刚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隋朝皇帝对于“中国”的理解有了更深的意涵。
隋朝时大一统的概念深入人心，因此，中国便有了“中央王朝”的意思，而这一称呼正是历史影响的结果。
一直到明朝，“中国”代表的都是中央王朝的意思。
而第一个把“中国”一词作为国家名号的是明朝，根据《明史》记载
在进行外交书信的往来中，明朝皇帝都以“中国”自称，许多外邦人对于明朝的影响又都是建立在“中国”一词的基础之上的。
这个时候，“中国”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政治意义。
满清时期，顺治帝虽然是满族血统，但是却非常崇尚汉文化，因此，在给邻国琉球写国书时，就用汉族常用的“中国”来代表清朝，后来康熙、雍正都延续了这个习俗。
直到晚清时期，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国民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简称就是中国，这才将对“中国”赋予了民族和国家的概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依然沿用了“中国”一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名词。
回顾我们国家名称的发展史，只有“中国”一词穿越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在文化的更迭中没有被舍弃，而是延续至今，或许这就是中华文化连续性的核心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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