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中国核工业杂志 中国核工业 收录于话题#访核工业功勋人物19个
◎ 核芯报道工作室 李春平
上世纪80年代,核工业研究生部的教室里,从全国各地来的核科研人员济济一堂,正在举行英语进修班的结业式。他们的老师,年逾古稀走上讲台,没有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却用纯正地道的美式英语深情咏唱了一首《雪绒花》。
歌声悠扬,感人肺腑。“小而白、洁而亮、永远祝福祖国”的雪绒花,正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核工业功勋人物汪德熙的内心写照。70多岁的他当时担任核工业研究生部主任,连续三年亲自授课。结业式上唱《雪绒花》的一幕,让学生们看到了这位科学家在学术之外的精神世界。
▲汪德熙
化工变“武工”
冀中根据地炸药水平突飞猛进
看汪德熙年少时的照片,面容俊朗,眉宇之间英气十足。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他的父亲是清末秀才,生逢乱世,把治国的热情与抱负都寄托在孩子身上。
1929年,汪德熙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靠着同乡借款才筹到学费。1931年,他考上清华大学化学系。求知若渴的他,每次在图书馆都要等闭馆铃声响最后一次才离去。
汪德熙在清华修了一门热力学的课,授课老师是培养出多位著名科学家、有“大师的大师”之称的叶企孙。这门课大考时有道难题,汪德熙会做,但因写错了一个加减号而得出了错误结果,被叶企孙批评并扣分。这件事对汪德熙触动很大,也因此和老师叶企孙熟悉起来。
“七七事变”后,冀中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非常缺乏包括武器弹药在内的物资。八路军用缴获的一批氯酸钾制作炸药,但是炸药在屋顶翻晒时,连人带屋子都被炸飞了。叶企孙的大弟子、清华物理系毕业的熊大缜在根据地担任供给部部长,希望找懂化学的人来支援,就找到老师叶企孙。叶企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汪德熙。
1938年,从清华毕业后本在北平中国大学化学系担任讲师的汪德熙,在叶企孙的动员下离开北平,扮作传教士进入根据地。
汪德熙去冀中是瞒着家人的,自称去天津教书,叶企孙每个月给他家寄讲课费,所以父母一直没有怀疑。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汪德熙和战友们与留在北平的教授们写英文信联系,解决了冀中根据地高性能炸药研制中的多个重要问题。
几个月内,冀中根据地的炸药制作水平突飞猛进。1938年9月的一个夜晚,汪德熙等人带着用电雷管遥控起爆的地雷,在保定以南的方顺桥铁路进行了试爆,威力强大,成功炸毁一列日军军火列车,引起轰动。这次行动中,为了教会其他人操作流程,确保任务成功,汪德熙亲自上阵,当了一回武工队员。
1938年底,冀中根据地的炸药研制已经打开了局面,汪德熙任务完成,决定离开根据地去深造。在他看来,继续完成学业,对国家用处更大。
翩翩少年不止是“理工男”
旧中国连肥皂都不能自己生产,所以叫做“洋皂”。汪德熙选择学化工,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在中学化学课上,他知道了发明“侯氏制碱法”的侯德榜,下决心也要做一个实业救国的人。
1940年秋,清华大学恢复了赴美公费留学的项目,汪德熙以最高分数,考取了在中国仅有一个名额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专业,并在1941年登上西渡海轮。
四年半后,汪德熙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科学博士学位。化工系做博士论文前要先通过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考试,考试难度非常大,他成为唯一通过考试的外国学生。
这位翩翩少年不止是个“理工男”。学习之余,汪德熙弹得一手好钢琴,会拉小提琴、吹黑管。留学第三年他凭借一篇出色的论文得到了1000美元的奖学金,用来买了一架旧钢琴。国内当时缺乏钢琴调音师,他又买了一套钢琴调音工具,自学了调音。这套调音工具他带回了国,一直保存下来。
在美国,一批中国留学生组成了合唱团,汪德熙因为嗓音好,被推为领唱。来自祖国的歌曲,随他们走进了很多大学的礼堂和音乐厅。他们演唱最多的曲目,是《义勇军进行曲》和《长江船工号子》。
“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人”
有一次,汪德熙的哥哥要给他介绍对象,对方是一位搞音乐的女生——后来成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按说是趣味相投,不过汪德熙没有同意,他和哥哥说,“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人”。
那是出国以前,在西南联大上学时,汪德熙到一位老师家里去做客。大家在客厅聊天,汪德熙不太感兴趣,就自己走了出来,到别的房间去找书看。
他推门走进一个房间,发现一个女孩已经在里边,两人聊得很愉快。汪德熙后来谈起这段经历时,开玩笑说:“我一开门进去,哎哟一个大姑娘,梳着个大辫子,我想这可比找书有意义多了。”
这个女孩名叫吴云,两人初见时她还在读高中,后来考上了四川大学,同样学的化学。而汪德熙去了美国留学。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两人幸运地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等汪德熙从美国一回来,他们就在上海结婚了。
本想回国办工厂,无奈只能当教授
留学期间,汪德熙心里非常明确,学成要报效祖国。他本想践行实业救国的想法,回来办工业,但没有人出钱支持。1947年,他回国担任南开大学的教授。
5年后,因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汪德熙来到天津大学担任化工系系主任。这个系在汪德熙手上从零开始创建,后来成为国内名列前茅的学科。在这里,他还带领团队研制出聚酯玻璃钢,并用来制成小汽车的外壳,属于国际首创。
1960年,国家一纸调令,汪德熙被调到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汪德熙起初并不想放弃之前的科研方向,他和天津大学一位副校长一起来到二机部总部,到了部大楼,听到的是“什么都不要说,马上准备过来”。
汪德熙就此踏入核工业,成为我国核化工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这一年,他47岁。
“好像缺个厕所”
到核工业不久,二机部部长宋任穷找汪德熙谈话,问他对核工业的想法。汪德熙说:“我觉得好像缺个厕所。”
旁边一位副部长插话说:“看,内行来了吧。”汪德熙的回答不仅幽默,想法更是极具前瞻性。他所说的“厕所”是指后处理。在核工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汪德熙已经考虑到未来要面对的后端问题。
汪德熙能提出这种见解,与他广泛的学术涉猎密不可分。儿子汪华回忆说,父亲自费订了很多国外的期刊,还经常到王府井的外文影印书店去购买国外杂志书刊,以及时获取新的科技发展动态。
此前留学期间,麻省理工学院要求学生掌握两门外语,其实中文已经可以算一门外语,汪德熙再学一门就行了。但他却一口气把德语、法语、日语全学了。后来,阅读这几种语言的专业文献,对他来说都不成问题。
在天津大学的时候,汪德熙虽然也很忙,但有时星期天还能陪家人去公园走走或是到俱乐部游泳。到原子能院后,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他参与原子弹研制,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忙于工作。
当时,关于核燃料后处理工艺存在争论。一种是沉淀法,有苏联经验,可靠性不容置疑,但是不能连续运转,经济性自然不好。另外一种是更先进的萃取法,苏联曾对其进行过试验,遇到问题后放弃了。
为了进一步论证,汪德熙带领调查组走访了十来个有关工厂和科研单位,得出了萃取法更先进的结论。试验成功后,后处理厂节省投资3.6亿元,节省不锈钢上千吨。
核工业研究生部的创建元老
与老师叶企孙一脉相承,汪德熙为国家思虑长远,他在科研攻关的同时非常看重人才培养。上世纪80年代,汪德熙忧心核工业人才断层、后继乏人,与王淦昌、戴传曾等联名给核工业部领导写信,建议创办核工业研究生部。
为此事汪德熙跑部里,跑国家教委。1984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上,他写了一个纸条签名交了上去:“现在我们有条件在原子能研究院办研究生部,国家教委不同意,不知是何理?”
核工业研究生部办学初期,条件艰苦,只有几栋破旧房屋、满地荒草。汪德熙四处奔波,从设备到教师,从制度到教材,都亲自过问落实。学校终于在1986年底初具规模。
汪德熙亲自教授化工热力学,所用的讲义与习题都是自己编写并反复修改。为此他曾一连数天在家中熬夜,累出了急性斑秃症。
▲汪德熙在实验室
他的手书飞快,一般人难看懂,但是夫人吴云都认得。所以讲义都是吴云替他整整齐齐地誊写出来,然后汪华一大早骑车到核工业研究生部,按照学生的人数复印好,在课前发到每个学生桌上。“父亲不是心血来潮就建个学校,而是觉得一定要好好培养这些人。”汪华理解父亲的用心。
那时年事已高的汪德熙,身体还很好,每天骑着一辆油漆斑驳、看不出牌号的自行车,挤在上下班的人流中。
原子能院北区的大阶梯教室,有时会突然挤得满满的,有人还站着听,都是来听汪德熙做报告的。汪德熙嗓音洪亮,讲的内容充实又新颖。
为做学术报告,汪德熙晚上在家里翻译资料、准备讲稿,吴云帮他誊写文案、做幻灯片。有一次做有关冠醚的学术报告,准备资料忙不过来,女儿汪援也帮着一起画幻灯片。
汪德熙鼓励研究生部的优秀学生出国深造,并积极为他们写推荐信。凭借他在学界的声望,只要有他的推荐信,学生没有被拒的。
看着养的猪被宰杀而落泪
汪德熙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文革”期间,他先被关进牛棚,后来又被拉到湖北的“五七干校”跟队劳动。花甲之年的他整天下田干活,不顾水田里的蚂蝗吸血厉害。那时候吃的也不够,而更难受的还是精神折磨。
汪华也跟着下放了,不过当时还是小孩子的他不懂艰苦。而汪德熙后来在家人面前谈起那段经历,只说:“很好呀,对我的身体是一个锻炼。”
这种“不改其乐”的心态,来自他的个人秉性。当一个人的心胸足够开阔,就有着抵御扰动的强大能量。
汪德熙在干校时做的一个工作是养猪,煮猪食、给猪洗澡、打扫猪圈,将猪养得白白胖胖。那时他不能和别人说话,就和猪交流。宰猪时有肉吃了,大家都很高兴,可汪德熙却躲在猪圈里,看着猪被宰杀而伤心落泪。“心地像婴儿一样纯粹”,这是家人对他的评价。
“从没见过他板脸生气的样子”
女儿汪援说:“小时候我们一点儿都不怕爸爸,从没见过他板脸生气的样子。”有一次,汪德熙抽出时间来给孩子们讲故事,那天还有对门邻居家的几个孩子,四五个孩子紧紧围着他,最小的一个甚至骑到他的脖子上。故事是关于小动物的,汪德熙活灵活现地模仿着小动物们,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
汪援的集邮爱好也是受父亲影响。她照着父亲的流程来做:从信封上剪下邮票,泡在水盆里;当邮票从信封上脱落下来,就把它从水中捞起来,贴在镜子上抚平;邮票干了,就把它收藏在邮册中。
音乐是汪德熙的另一片心灵旷野。他曾说,一个人总有不顺的时候,音乐能帮助你把不好的情绪弃掉,起到调节作用。
在汪德熙的一本论文集中,前面都是科研论文,最后一篇却是关于音乐的。他闲暇时会弹上一曲,最喜欢弹的是《致爱丽丝》和《土耳其进行曲》。他还曾在原子能院的大礼堂舞台上演奏过自己改编的钢琴曲《长江之歌》。
▲汪德熙在家中弹钢琴
汪德熙收藏了大量的唱片,常在家中播放,这些曲子深深留在了汪援的记忆中:“当我听到这些熟悉的乐曲时,常会勾起对父亲的思念。”
曾有段时间,原子能院生活区的高音喇叭每天早晨6点半开始放广播,广播开头是一段汪德熙弹奏的钢琴曲,而后才是报纸摘要。优雅、清新的曲子,将人们从睡梦中唤醒。
“国家汽油这么紧张,叫车多费油啊”
不管晚上忙到多晚,汪德熙早上都是6点起床,按时听新闻、看报纸,生活极其规律。他做事时精力非常集中,这也令家人记忆深刻。星期天放假在家,汪德熙往往是一直在看资料。小孩子就在旁边吵啊闹啊,“打雷都影响不了他”。
汪德熙在2006年离世,家人给他整理遗物时,发现抽屉里有不少出差的机票没有报销。在办公室,钞票被他随手夹在书里,充当书签。
但对国家的钱,他又“抠门”得厉害。一次,汪德熙夫妇从市里回位于郊区房山的原子能院,被熟人看见在挤公交车。
汪华知道后非常心疼,“他们这么大年纪挤公交多危险哪”。汪德熙那时已评上院士多年,德高望重,无论在核工业研究生部还是原子能院都可以叫车用,属于应有的待遇。汪德熙却对儿子说:“现在国家汽油这么紧张,从单位叫车过去接我们多费油啊。”
他眼中的付出与回报
汪德熙对学生一向亲切,然而有次在家见一个研究生,脸色却不是太好。学生走后家人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这个学生付出的和想得到的不太相符。”他的意思是,这个学生提的要求多,但是为国家付出却不够。
如果有一杆“付出”与“回报”的秤在汪德熙的心里,那么这杆秤必定是重重地倾向“付出”那头。他走过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攀爬上科学的高峰,漫步在艺术的原野,精神世界之深远丰富不可想象,而他把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国家。
如果一个国家有脊梁,当是这般模样。
策划 | 杨金凤
编辑 | 邢泓琳 宋涵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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