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经于子元同志介绍，叫我当冀鲁豫三省联络处联络员，那时候我已29岁。先是给于子元单线联系，后又与王石钧、刘齐滨、袁复荣等同志联系，他们都是地下党的负责人，又都是知识分子，就经常叫我给他们保存书籍。后来，我才知道，书本里夹的东西，都是党的重要文件和一些宣传品。
根据工作需要，我有时在集会上玩把戏；有时在饭店帮忙，端包子盘子；有时又外出以讨饭做掩护，㧟着要饭篮子传送情报；有时蹲在家里，就有一些陌生人来跟我联系，有的用三个小秫秸棒做联络暗号，按规定这是从延安来的人，他们传来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有的用三个小瓦片做暗号，这便是从三省联络处来的同志。联络员不断到家找我，母亲也帮助做联络工作。这样，我们家仅有的一间小草屋，变成了我们在鲁西南地区的一个地下交通站。
1938年，党在鲁西南建立革命根据地，斗争十分艰苦，党组织仍叫我做联络侦察工作。因为鲁西南是连接山东、河南、河北的咽喉，北靠黄河，南依陇海，中间是个广阔平原，又是连接冀鲁豫和苏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必经之地，我和母亲为送情报曾跑遍了三省八县。
记得有一次，袁复荣专员亲自派我到濮阳去送一件紧急情报。当天下午我就出发了，走了十几里路，遇见了地主的汉奸武装，一个家伙拧着我的耳朵进行搜查。情报本来缝在鞋帮里，我却故意把一个琉璃蛋填在嘴里，那家伙以为我吞吃情报，急忙命令我把东西吐出来，一看是个琉璃蛋，弄得他目瞪口呆，我就用这种耍魔术转移视线的办法 对付了他们的搜查。
又向西北走了三十多里，天已经黑下来，我刚走到一个村头上，忽然有人喊道：“站住！干什么的？”接着是哗哗啦啦的枪栓声。
我知道又遇见敌人了，连忙趴在路沟里，“汪！汪！汪！”学了几声狗咬。只听见站岗的家伙说道：“真他妈的见鬼！”就这样，我用口技欺骗了敌人，穿过了封锁线。
这时，我跑得又饿又累，腿也痛起来，天越来越黑，还刮着呼呼的北风，又“沙沙”地下起了小雨。
走了不远，我摔了几跤，摸来摸去迷失了方向。怎么办呢？黎明前，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这时，村里传出了鸡叫声，我急得浑身出汗，衣服被雨水汗水湿透了，又湿又凉。我站在一棵大树下，用手摸摸那棵树，发现一面干，一面湿，心里想：刚才刮的是北风，北扫雨，这棵树潮湿的一面一定是北面。我用这种办法，判定了方向，一直向西北摸去。
黎明时分，终于把信送到，交给了濮阳地下党组织。当天又返了回来，袁复荣专员见了我大吃一惊，说：“没想到你一天一夜跑了二百多里，真是个'飞毛腿’啊！”
由于经常有人到我家联系，引起了地主和狗腿子们的注意，他们说：“赵来义这个要饭的小子，还有这么多穷朋友，一定办不了什么好事。”他们不断到我家查看，母亲有点害怕，唯恐藏的文件被他们搜去，于是我就把领导让我保存的书籍、文件，用破衣服包起来，埋在村里一个大碾盘地下。
敌人到我家搜了几次，什么也没找到，但对我们的怀疑并没有解除。汉奸和狗腿子把我和母亲监视起来，我们的活动更加困难了。
1940年2月的一天下午，北风卷着雪花，地上冻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凌。我披着一件山羊皮破袄，送完情报回家，刚走到村北地里，看见从村里慌慌张张跑出一个人来，到近前一看，原来是和我联系的于子元同志。
他抓住我的手，低声说：“快走，敌人已经进村了，他们正搜查我们哩！”因为是初春，地里没有庄家掩护，又不能进村，怎么办呢？我们两个都很着急。
我知道北地里有一口枯井，就拉着于子元到井边去看，井有一丈多深，我们唯恐被人发现，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跳进井里。不一会，村里传来“叭叭叭”的枪声。
天渐渐暗下来，雪花飘进井里，落在身上，我因为跑了一天，过于疲劳，就靠在于子元身上睡着了。等我醒来一看，发现我们两个象盖上了一层白色棉被，一滴冰凉的雪水，灌进了脖颈里，我打了个寒战，再也睡不着了。
我们在井里蹲了一夜，天刚乳明，我踏着于子元同志的肩膀，从井口向外张望，见村头上有几个扛枪的家伙，转来转去，于是我又连忙回到井里。
我们两个在井里饿了一天一夜，肚子里咕咕直叫，我冻得上牙打下牙，浑身哆嗦，于子元亲切地望着我说：“来义同志，干革命就不能怕吃苦，也不能怕掉头，只能坚持下去，我们就能闯过这一关！”
天黑了，我饿得实在难受，就对于子元说：“咱还是到村里，去找点东西吃吧！”他紧了紧腰带说：“不行，周围几个村子里都有敌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摧垮我们的地下联络站，我们不能随便暴露。来义，你等一等，我来想点办法。”
他让我留在井里，自己悄悄爬出井口，不大会，便弄来一大团带雪的麦苗子，递给了我。我抓了一把沾满雪花的麦苗，塞进嘴里，狼吞虎咽地嚼了起来。
半夜时分，我们两个从枯井里爬出来，想到村里了解一下情况，摸到几个村边，都发现住着汉奸队。我们不敢进村，只好又回到那口枯井里。就这样，我们俩一把麦苗，一把雪，在井里坚持了四天四夜。
汉奸走了，于子元和我才又回到村里，一进村，看见村里象遭了大难一样，一片哭声。我们到家一看，母亲在院里大哭，一见我们就紧紧抓住我的手，抽泣着说：“孩子啊！你可回来了！你走后，咱村可遭大劫啦！你堂哥因你侄当模范班，被敌人活活大卸八块，还拿着你堂哥的鼻子，叫你小侄吃，你小侄大骂敌人不止，又被敌人挑裂嘴巴，挖去双眼，破膛而死！听说你和子元两个都被敌人抓去活埋了，真没想到咱娘俩还能见面呀！”
于子元劝道：“大娘，放心吧，来义机灵着呢！俺俩不是又回来了。咱穷人是杀不完埋不尽的，象地里的野草一样，春风一吹，就又长起来了！”
我因在枯井里冻饿了几天得了重病，躺在床上，因家里穷，连饭都快吃不上了，领导及时给我家送来几斤小米。我病好了以后，仍坚持联系，和母亲一起为革命传送情报。
1940年9月底，为了配合鲁西南革命根据的斗争，鲁西南十专署决定，发动城里工人、学生起来罢工、罢课。
这天刚吃过午饭，于子元、逯昆玉把我叫到跟前，叫我往菏泽西关回民饭店送一份紧急情报，他俩再三叮咛：“这份情报很重要，务必半夜前送到。”我藏好情报，当即就出发了。
赶到菏泽西关，太阳只剩一竿子高，一看敌人守卫森严，日伪军设了五道岗哨，没有良民证一律不准通行。
我急得团团转，因为任务重时间紧，我只好决定爬城墙，便到城外杂货铺去买了一把小抓钩，一根细长绳，用绳拴住小抓钩，找到一个离西关大门较远的偏僻处，我一手握绳头，一手用力把绑着小抓钩的绳子头向城墙上甩去。一试，小抓钩抓得牢牢的，我攀绳越过城墙。
刚下来城墙，就被敌人发觉了，敌人在西关拉起警报，枪声响起一片，我在前面跑，敌人在后面撵，最后敌人又出动了队伍拦截。
我穿过几条胡同，眼看被敌人赶上，正在这时，我拐到路南一条胡同里，发现一家理发店，一眼望见一件白色理发工作服正搭在衣架上，一位理发师傅正给一个顾客洗头，我急忙闪进去，顺手穿上那件白理发服，戴上顾客的礼帽，向下一拉，低声对理发师傅说：“师傅，我来洗头，你先歇会儿。”
当一群荷枪实弹的日伪军赶来时，那位理发师傅全都明白了，再没言声。
这样，我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在群众掩护下闯过了这一关，到十点钟左右，我把情报及时安全地送到了习惯回民饭店。
还有一次，地、县、区机关干部到河北整训，海政委叫我往定陶县薛庄侦察敌情，我刚到薛庄，就被敌探发现，敌人把我包围了。我用枪打倒了几个敌人，想冲出去，我在前面跑，敌人在后边紧追，我翻过几道墙，眼看被敌人追上，我忽然想到“堡垒户”王大娘，就往北一拐进了王大娘的门。
王大娘只有两间堂屋，套间老两口住，王大爷因瘫痪，卧床不起，外间支锅，放家什。王大娘看我慌慌张张跑进来，开始是一怔，接着就明白了，使眼色叫我上里间去，我看到锅台上有半盆水，两手往里一捺，顺手又往锅底下一伸，用灰往脸上一抹，端起尿盆子跑到套间，蹲到王大爷床前，口口声声喊道：“爹，你尿个泡吧，阴天啦，别尿床上喽。”敌人来到跟前，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愕然。
敌人要往前凑，我说：“你别凑近了，我爹得了霍乱病，会传染。”敌人一听，有点害怕，但并没有解除对我的怀疑，只听院子里一个家伙跺着地恶声恶气地说：“脚跟脚撵到这儿，这个八路他能上天？他能入地？把他拉出来，用枪撬开他的嘴巴。”
几个敌人把我拖到院子里，用枪托和皮带狠狠打我，我都不动声色，问我，我装傻，摇摇头，默不作声。
这时王大娘急中生智，从屋里拿出一把窑铲和一个砖斗，放在敌人面前，说：“俺儿出去一年多了，听说他爹病了，前几天才从河南回来。你们看，这不是他做窑活的铁铲和摔砖坯子的斗子嘛！”敌人才信以为真，灰溜溜地走了，我才安全脱险。
1940年秋，大地主杨锦彦组织地主武装“杆子会”，又与考城会道门头子安天国、军阀蒋步成、日伪顽杂勾结在一起，妄图一举扑灭我鲁西南抗日烽火。
一天，于子元叫我打进歪杨家去侦察敌情，当时，会道门以歪杨家为据点活动十分猖獗，东到定陶，西至竹林，北到黄河沿，南至亳县，村村都有杆子会，会道门头子安天国鼓吹什么“会百步打，百步之内，拳一伸人自歪，井水自出；剑是飞剑，百步杀死人，还会飞回来。”他下令不准外人进出，碰见进出的人，就会抓住砍头。
要在象平常一样进去，十分危险。于子元和我都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我对母亲说：“娘，你给我糊一双白鞋，撕一个孝带子，我要到歪杨家给堂妹报丧去。”母亲说：“你穿白戴孝，还要报丧，谁死了？你给谁穿的孝啊？”我说：“娘，是给您啊！”母亲听了，生气地说：“你这孩子，搞什么鬼把戏？哪有给活人穿白戴孝的！”于子元同志道明情由，并耐心说服了母亲，答应叫我去报假丧。
早晨，我穿上白鞋，勒上孝布，走出了村。每到一个村头上，我就抽抽泣泣地哭着走，会道门“杆子会”和汉奸队见了也不查问，我胜利地完成了侦察任务。
回来后，领导表扬我们说：“你们这个联络站虽小，但为革命立了大功，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保证了情报的传送，多次完成了党交给的侦察任务，真称得起是一个摧不垮的地下交通站啊！”
俺说：“这全靠党的正确领导和群众的帮助，要不就象鱼儿离开了水，啥事俺也办不成！”（赵永当、李修宇整理）
注：赵来义同志历任冀鲁豫三省联络员、十分区侦察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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