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躺在成都的玉林片区，农贸市场就在楼下不到五十米的地方。早晨不到8点，你就会被喧闹声叫醒。趿拉着鞋子，睡眼朦胧地去楼下买一只包子，再沿着小巷，路过买麻辣兔头的长队，路过聚堆在街区花园下棋的老年人，路过静悄悄的校园和还未营业的咖啡店、酒吧、唱片店和独立书店，步行15分钟内，就触达满足一切生活所需的线下业态。
让生活在玉林的人沾沾自得的是，各年龄层的居民都能活得十分舒适、融洽。
这里随处可见新奇的潮流小店，但它们的邻居又那么“老派”：ESG主题咖啡店旁是盲人按摩，绿橘撞色的新式甜品店旁是红字化妆店，独立画家工作室和老面馆共用一块牌匾…
2023年2月，我住进了玉林八巷的一间老屋，落地的第一个夜晚，步行三分钟到达一家独立书店，那里刚举办完一场对谈活动，人群渐渐散去，只剩一小拨人，围坐在书店外的帆布露营椅上学扎染，每个人手上都或多或少沾了靛蓝色，“老师”正教大伙把用以隔绝出色块的橡皮筋扎紧一些，再扎紧一些。
当我偶然从忙碌的手上功夫停下来时，抬起头，越过停靠在路边的酱红色三轮蹦蹦，望见了街对面的茶坊。一个和街角这头热火朝天干手工的青年人们完全不一样的场景。
门口也摆了椅子，但是那种一躺下去能把人全部包裹起来的摇摇老人椅。店门口挂了透明的，常会在浴池澡堂门口看到的那种，因年代久远而微微发黄的塑料门帘，一条一条，把屋内模糊的人影切割出来。再仔细一点，就能听到，麻将碰撞的哗啦声响。裹了黑色羽绒服、戴着老头帽的大爷，背着手，也围在他的“老伙计”身旁，抿茶观战。
玉林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一街之隔，两种业态。在玉林片区的每一条街上，新式门匾和老旧店铺，做了邻居，潮男潮女和老头老太，擦肩而过。那种自在、舒适的，让人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放松的生活气息，钻进发缝，贴浮皮肤。
直到离开了成都，我才体会到，北京人史雷（小酒馆的创始人）为什么说，成都给了他呼吸感。这是北京远给不了的。
“生活在附近”，不只是绘制在墙皮上的一句美好标语，它真实地发生了，发生在玉林。
或者说，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玉林是怎么做到，让年轻人重新回到线下的？
站在十字路口，你朝马路中央望去，能看到明显的一段涂刷不匀的中间地带，颜色偏浅，路面也崎岖疙瘩。
这是成都二环内，武侯区和高新区交接的“两不管”处，一位不愿具名人士向我介绍，“玉林这片很大，各管辖区的改造风格也不一样。”
提起玉林，人们第一反应还是那首爆火民谣《成都》中的：“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在成都，以“玉林”命名的路、街、巷达30多条，但没有一条叫“玉林路”。歌词里，隐去了小酒馆真正的地址：玉林西路。
沿着这条长约0.82公里的街漫步，就能路过整个玉林街区最初、也是最著名的文化驻地：白夜和小酒馆。1997年，成都最早的酒吧就在此地诞生。
离小酒馆不到两百米的沙子堰社区，曾聚集了中国最早的当代艺术家群落，算得上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萌芽地，吸引了何多苓、翟永明等画家、诗人在此定居。可以说，玉林之于成都，就像左岸之于巴黎。25年间，小酒馆也成了成都独立音乐的黄埔基地，从这里走出了声音玩具、阿修罗、海龟先生、马赛克等成都本土乐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国营单位看中玉林地理位置的便利，建起了一栋栋职工宿舍。彼时，成都最好的一批单位都来到玉林，第一代商品房也在此地建立。但在接下来二十年间，成都沿中轴线，一路向南拓展出宽敞的新城区。中轴线上的玉林，一度被“遗忘”了。但正是这种“遗忘”，意外让老街区气质得以保存。
图源：小酒馆微博
如今，拐进玉林巷子里，你能看到一幅在常见的“网红街”看不到的独特景象：牌匾款式老旧的理发馆、茶馆、麻将馆、推拿屋，和青年人喜爱的新式咖啡厅、书店、清吧、纹身店、小面馆交错相间。
这幅景象的缔造方，不是惯于打造网红街区的地产大佬。而是源于一种自下而上生长起来的自发力量。
成都玉林，将自身打造为一张有示范效应的“城市名片”，这得益于成都地方推动城市更新的决心。
202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64.72%，2025年预计接近70%，将步入城镇化的中后期。2021年3月，城市更新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十四五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11月，被选入住建部第一批试点城市的成都，启动城市更新项目。“政府主导、市场主体、商业化逻辑”原则下，万科拿下了望平街猛追湾的改造项目，焕新了这条距离商业中心太古里只有不到一公里的临河街道街区。
“但涉及玉林的改造，高新区还是拒绝了万科，还是因为对这片管辖区理解很深，万科适合新上改新，以老街巷闻名的玉林，不适合网红一条街的形式。”一位不愿具名的当地从业者透露。
重刷墙皮，做手绘，只是城市更新最最基础第一步，也是专业人士眼中“较为偷懒”的一种方式：“不是翻新一下老建筑，就能把旧城区变新，变活。”
当地人说，东路采用的是多业权街区共发展联盟，做商户共建共治街区，做运营公司，统一规划和改造升级，而西路不统一，让其缓慢生长，但是社区会有意识地去引导。
墙皮统一贴红砖，隔出欧式小阳台，挂上红花绿叶盆景，明亮的玻璃折射出微光，我们似乎漫步在一个不沾烟尘的高端楼盘的样板街道。而且，只有最外表一层的旧楼有享此“殊荣”。藏在主街后的楼宇，依旧保持了灰土本色。
“城市更新中危害最大的，是拿到一大笔钱，就把建筑门面改一改，刷一刷，把特色都刷没了，失去了本土感，这都是国外走过的弯路。”
此行的同路人建筑师向鹏不太看好统一规划式的街区改造：“你就不会觉得你走在玉林了，哪儿哪儿都差不多。”美食尤是，他随手指向了一家带有“成都”字样的面馆，“这种都是火车站开的店，怎么敢相信他的味道？”
类似的，令人不满的“网红”气质的商业化改造，也在入侵玉林。
玉林四巷的一个丁字路口，矗立了一座透明建筑物，路口挂了爱转角的牌匾。因为电影《前任3》在此取景，小巷的墙壁上，挂了高低错落的黑框白底的电影剧照，附上“两个人散了是因为一个以为不会走，一个以为会挽留”之类的台词。
“赵雷那歌爆火后，有朋友立马就盘了附近一家店铺，蹭呗。”向鹏说，这种商业业态上的同质化难以避免，但也带来了群聚效应。以酒为介质、想把酒馆做成“年轻人客厅”的酒精厂牌“跳海酒馆”，也在2022年入驻西路。
这种“非地”的硬砌改造，在当地人看来，还不如小朋友的创作，“起码是很有当地独特趣味的”——在火烧堰巷，也打造了一条文化街，瓦砖墙上随处可见的兔子元素的童趣画，都是周边幼儿园孩子们的杰作。
“经常都会咨询我们，钱该花哪儿，我说，千万不要花在脸上，花里子。”向鹏说，把资金投给专业的设计、文化创意机构，让有专业背景和能力的人去做在地的研究。
“社区只需把基础的做了，其余的让民间、市场自然流动起来，就好了。”
离开玉林街区的主干道，拐进深藏在小巷的社区，就能看到一种野生的、斑驳的，陈旧与新潮共存的街景。
牌匾风格似是上个世纪的理发馆、茶馆、麻将馆、推拿屋，和装修新潮的咖啡厅、书店、清吧、纹身店交错相间。像开盲盒一样，走两步就能发现一间有意思的小店。15分钟生活圈内，能涵盖几乎你的所有需求：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社区墙皮上，印着整个玉林街区的“态度”：生活在附近。
一处精心设计的社区更新；图源：“撑展Chēngzhǎn”
现代城市中，人们愿意用以休闲的空间往往集中在离家1-2km的距离内，这个范围呼应着社会学中的“社区”与“附近”。
这个标语的设计者是一家专注社区营造、城市更新的青年组织“撑展Chēngzhǎn”，他们也在玉林寻觅了一处线下工作室。四川话中，“撑展”是舒展、颜值高的意思，同时又意 “撑起一个小展”。这儿原是一家老旧火疗推拿按摩店，撑展团队以不到70块/坪的价格拿下了这间店铺。
撑展坐落的彩虹街上，相隔的两条是蓝天路和白云街，听名字就能猜到——这里此前是航天局的宿舍家属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成都干休所也坐落在玉林。飞行员、研究员、高干子弟…这里聚集了上世纪高社会阶层的一群居民。因而走街串巷时，也常见精神矍铄的老年人，对街区正在发生的变化好奇探头。
为了深度“介入”街区，撑展团队做了一场街景实地剧本杀，也做过展览，摆出摄影图册，还出了一本在地刊物，为街区的故事“留史”。他们记录下附近不起眼的小店：手机维修、棉絮加工、二手家电……“它们不该在城市一轮又一轮的更新中成为配角，或是干脆成为繁华商圈的牺牲品，它们承载着那些微弱的、甚至快要消逝的社区联系和生活方式。”他们在刊物中这样写道。
“附近的消失”，是知名人类学家项飙提出的观点。2022年，因疫情居家，人们要靠邻居送菜送药时，这个概念再度火热。大家忽然发现，出门滴滴，在家外卖，地铁上玩手机，我们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感知力。
原子化的城市生活中，人的思维也是工具性的、扁平的，你或许清楚公司百万级项目的预算开支，但不知道家附近哪个菜场西红柿最甜，和你共享一个院落的居民是什么人。这种感知力的下降，让两点一线的都市打工人容易自我“工具化”，更无力参与社会公共生活。
互联网公司常提的“最后一公里”、“最后500米”，是从一个商业或者权力中心出发往下的，个人是末梢。电商、物流的蓬勃发展，让交易减少了摩擦，但也像滤镜磨皮一样，把人和人的关系、人和附近生活的联系，磨得模糊不清，一片煞白。
而项飙提出的“最初500米”，则是从个人出发，个人是起点。附近的建设是一种意识的建设，是重新理解自己和周边、和社会的关系。
“商业性介入的社区营造是有问题的。对于社会学者、艺术家、公益事业人员来说，现在应该考虑的是，怎么把公众对'附近’的需求转变成自下而上的行动，带来切实的、意识上的、日常行为上的改变，而不是让它再一次成为商业化的机会，使得生活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昂贵，但是也越来越空洞。”项飙在一次对谈中谈道。
巷子里一周年庆典活动；图源：一介
无论是建筑师，青年组织者，还是机构运营人员，大家都在意“自我表达”，在意如何“介入”真实的在地生活，在意如何建构“附近500米”。
也因此，有30年历史的玉林，从一个老旧街区转化成一个野生的、勃勃生机的，踊跃着文艺活力的社区，原住民与青年文化、商业业态共生的形态，是在上层宽松、开明的前提下，一点一点，自下而上长起来的。
撑展在街道开张时，整条街道上只有三四家新鲜小店。慢慢的，老的业态在自然淘汰，年轻的小店一点点生长起来。
“一开始是点状，各自又带有一些人脉关系过来，大伙儿从各个角度、各个领域阐释和演绎， 玉林的气质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越具备丰富的文化性。”向鹏观察了三年，“这个是商业区远远做不到的，在地的东西。”商业区的逻辑是，地产拿地建街区，为提高租金收入，吸纳的品牌是要有天然流量的，知名度广，坪效高。
而在玉林，因其低租金、文化基因和开放度，吸引了星星点点、有想法、背景各异的年轻人前来实现“开店自由”。但和回县城开店谋生的那一批返乡客不同，玉林的线下空间不全然是一个用于赚钱的商业体，他们更像是拓展了自家“客厅”，呼朋唤友，迎来送往，做极致的个人探索和表达，再反哺于社区。卖什么倒是其次——“多数卖的是氛围和社群”，大家这么说。
因为地理便利和线下业态的丰富性，早上去铺子吃面，下午去喝茶，晚上泡书店泡酒吧，见的朋友都是熟悉的同温层。“重要的是，这些关系都会在。”向鹏来蓉二十年，看着自己常去喝茶的茶馆，递茶小妹晋升为大堂经理。带朋友去吃一家老字号串串，老板还记得自己喜好，聊两句也能搭上话。
“我在这个地方待久了，就觉得有归属感，这城市的某些东西属于我，我对此有责任。”重庆人向鹏说。
春假后的第一周工作日，玉林就开始动工了。
绕到一栋老旧居民楼的侧后，落了灰屑的瓦砖、木板、塑料碎片“铺”成的路面上，错落堆砌着一排矮小、破烂的平房——这原本是回迁后的农民工具房，后被转为城市户口的居民们以低廉的价格私自出租，居住者多为清洁工人、失业游民，城市的寄生者。未来，这里将要被打造成一个新的线下空间。
要清除老旧业态，理清盘根错节、利益交错的关系，做成本力气最小的决策，首要一点是：对此地足够熟悉。“谁是谁的亲戚，这儿谁谁谁说了算，这个院子多少人，中午休息的功夫就跟我讲完了。”一位运营人员告诉我，虽然当地行政区划不一致，但书记和基层工作人员年纪都不大，多是土生土长玉林人。
每一年，社区用于社群建设的项目，小到两三万，大到二三十万，钱都花在实在的地方上：友好——这是一个在玉林随处可见的词汇。
玉林西路街边的公交站牌上广告语：全龄友好，幸福出行。玉东社区的街头宣告栏上，详细解释了“全龄友好”：儿童友好、青年友好、银发互助与老人友好、盲人电影院与残障友好……
甚至，这种“友好”由人推已，涵盖了更广义的社区居住者：蓓蕾社区的墙面上，贴出了一幅宠物友好的散步图、附近的流浪猫狗名字和特性，还列出了社区里的爱宠友好商家。
当地人告诉我，玉林这一片，两个街道七八个社区，基本上走到一个社区综合体，就到了一个新社区。玉东街道办联合建筑设计创意机构一介打造的“巷子里”咖啡馆，就是一个社区融合的典型案例。
走进这家咖啡馆，你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残障友好的空间：门口宽敞有斜坡，轮椅能上下，吧台高度可调节，间内扶手有盲文和易读的标识设计……咖啡馆里还“隐藏”着一个独特的小门，连接了街道办的一栋三层办公楼。
咖啡馆的对面，则是联排的社区综合体：艺术商店、社区影院、社区图书馆和童年秘密档案馆……就像书店的名字“在街上”。这里的文艺从业者们，不只关心“诗与远方”，更关心街道、社区、附近的人和“必要的生活”。
「电影之必要、音乐之必要、市集之必要、书店之必要、菜市场之必要……它们潜隐着生活的本能，每一种都必不可少。」
这是一介举办过的“海报在街上”活动，将招募词印在了书店玻璃墙上。墙上还贴了招募素人演员的海报，“不需经验，要热爱表演”。这个由玉林大众戏剧社发起的活动，也非常“在地”——剧本是根据玉林真实故事改编，涵盖了19-64岁各年龄层的角色。
巷子里咖啡馆；图源：一介
商铺尾端的童年秘密档案馆，则是由策展人胡燕子、艺术家赵雪彤联合发起，与建筑师刘向晖合作呈现的社区公共艺术项目。这也是街道主推的“儿童友好社区”的一环。收集起来的“秘密”档案，也会提供给相关的儿童保护单位。
“馆长”卢华是重庆人，这个毕业不到两年的年轻人，把成都定为了自己职业探索的第一站。他轻微社恐，此前也不曾参与重庆的线下活动，但来了成都，“公共生活就像是喝茶一样（普及）。”
想看戏，社区就有免费的戏剧排练厅，想看电影，可以去隔壁的社区影院自行放映，书店也都在步行可达的地方。策展也好，讲座也罢，平时举办200人以下的活动，都无需报备。“你的精神需求，基本上都在这儿都能得到满足。”
如果说，以小酒馆、白夜为标志的上一代“文化记忆”为玉林积淀了社区基调，那如何把红极一时的文化现象，转化为可持续、可复制的文创产业，能够源源不断吸引有想法、有活力的年轻创作者们入驻，是街道办深深思索过的难题。
2018年，玉林街道邀请小酒馆共同打造一个文创园区，由玉林街道区域内一处老房子改造而成。于是，史雷以创始人身份创立了院子文化创意园，这是成都第一个跟社区共融的文创园区，也是社区融合的第一处经典案例：一楼，是倪家桥街道办的办公地点。二、三楼入驻了和音乐、摄影、视觉传达、建筑等相关的10多家工作室。
第二年，建筑师向鹏将工作室搬进了院子文化创意园。史雷复刻了小酒馆孵化乐队、音乐人的逻辑，想要提供给入驻院子的青年团队搭建一个协助平台，帮助年轻团队走好创业初期的“头几步”。向鹏说，史雷对入驻的工作室“没有租金和产值的要求”，只是期盼多做几场活动。
每个月，院里都会举办“Post Market后市场”市集。主题各异，但热闹相似。数十家摊主在院子里售卖绿植、鲜花、文创、古着、咖啡或是手作，也少不了有非洲鼓、乐队快闪、DJ助兴。一年一度的国际唱片店日·成都站，也在院子里办了四年。
2022年国际唱片店日；图片来源：院子文化创意园
这样的青年文化活动还复现在蓓蕾社区的彩虹街上。独立书店一苇书坊就把门口的外摆区当作了“线下客厅”，举办过分享、放映、座谈……几乎场场火爆的文化活动，创始人阿俊期许，能把一苇打造成“开放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而一苇书坊的隔壁，就是做了街道实景剧本杀、让年轻人教社区老年人玩手机的青年组织撑展。
一个阳光未散的午后，蓓蕾社区的书记推开了这个不到40平方的空间的玻璃门，询问：“你们是做什么的呀，很有趣。我们能不能一起做点儿什么？”
这让和商业、政府部门打过不少交道的创始人祝贺有些吃惊。“你要知道，一般这种涉及社区和街道的政府项目，都会找自己熟悉的合作方，要么就去跟级别、专业度更高的社工组织、某某协会合作，能这么直接向一个年轻的、新兴的机构，主动发出邀约，很能代表玉林的开放度了。”
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开放氛围下，玉林的“自我更新”，做到了“万科们”做不到的事情。
玉林的街头，人行道上的外摆区上，几乎每个店门口都摆了卡其色帆布露营椅。富裕点的，会再架起来一个小火炉，暖暖烧起一缕“围炉煮茶”氤氲。不讲究的，摆一个简易横条纹的木质小桌，够大伙儿围坐闲侃就行。
不论是在背后小巷，还是重新打造的文化街区，都在有意重塑“街头”：让人回到线下。
低租金的玉林，搭建出一个年轻人们的“实验”乐园。这片土地上，容纳了坚守“不许吸烟”苛刻条款的小酒吧，容纳了从大商场撤出的新式泰餐品牌，容纳了云游世界的嬉皮青年的乌托邦书店梦。
长野书局，就是四个年轻人合伙租下的一处空间，主理人大象和小麦常年游荡在外，书店几乎是以一种半公益的性质在对外开放，和1919年在巴黎开业的莎士比亚书店一样的墨绿色风格，多摆文学、诗歌、社科类书籍。
常在附近遛狗的王蝶，正拉着一条小土狗探头进门，狗狗顿时兴奋起来，爪子在地面划拉出刺耳的低鸣，一撒手，就扭着惯性刹不住的小身子，拱开后院的玻璃门，冲向角落，“嗨，又偷吃猫粮去了”。
被偷了家的猫猫，呜咽着蹦上墨绿色的牛皮沙发，缓缓踱步在书架前，审视前来的书客。“办卡139元/年，随借随还，一次一本”的标牌贴在小小前台，这儿更像一个私人家庭书房。即便不点单，也能安静坐在室内看一整天书。
从书店朝外看出去，就是小巷街区；图源：长野书局小红书
这里的小老板们的经营理念并不那么遵循“商业逻辑”。他们不会考虑“坪效”、“ROI”之类的商业逻辑，坚守的，是一种类似寻觅朋友的信条：把自己做到极致，就会有对的人欣赏。
王蝶是在2022年的初夏从上海“逃荒般”地来到了玉林，带着她的猫咪。后又捡了一只附近的流浪狗狗。她做戏剧教育工作，成都是个不错的驻地。就在家附近不到300米的社区综合体，就有免费提供给民间戏剧社排练的社区空间。
“玉林很小，很快就会认识一圈人。”这里的青年人，大多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对社会公共议题有兴趣，有表达欲。线上难以倾吐的话语，河流归海般到了线下，聚起汪洋小滩。
王蝶周五常去的敦壩，距离玉林只有20分钟车程。这个驻扎在三圣花乡旅游区的精酿啤酒馆，在过去一年里，办了接近200场活动。
围坐一圈的嘉宾、听众，就一个议题开展讨论或辩论。2021年秋天，敦壩推出了无预设主题的“十日谈”，邀请过学者、作家、建筑师、自然学校创始人、纪录片导演来做分享，原本计划只举办十天的活动，因为反响很好，连做了十季，合共一百场。
2022年以来，长野书局、晚读书店、浮于野书店……陆续在成都生长出来。独立书店的入驻，是文艺青年们互相“嗅”出彼此的又一驻地。最重要的是，这里的租金足够友好。“无论干点什么，试错成本都很小。”敦壩的一场城市更新相关的活动中，分享人说，玉林街区的平均租金在80-120元/坪。
“成都公共的、年轻文化和和这些店有直接的关系，它是以小店的老板、主理人为代表的一个圈子，创造了一个生态，这是让城市变得有意思的一个根源。而这种生态本身不是被人为拔上去的，以城市更新所衍生的文化生态，造就了成都真正的明天。”在这场分享会上，PPT上打出了观察者的答案：公共性，藏在城市更新下的决定性话题。
而也正是这种“十五分钟生活圈”、深入“介入”生活的诱惑，让厌倦了两点一线、疲于奔命的后疫情时代的青年们有了一处想歇脚处。
在离开成都前一天，下楼牵狗漫步十分钟后，我和王蝶一起瘫进了一家小酒吧的外摆座椅上——而在北京，我们常约在鼓楼，那意味着相见一杯酒的时间，要地铁一小时起步。
在初春的夜风里，一个长发青年提着夜宵炸鸡来向我们打招呼，他在街邻外的一家独立书店做店员，刚闭了店，缓缓踱来喝一杯。“你们几点关门？”
“看心情吧，不一定几点呢。”
（文中王蝶为化名，未标注图源来源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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