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万元，人民的血汗啊！这么一起大案，就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如果不迅速侦破，我们对党、对人民如何交代啊？”
周总理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愤怒地说道，在他面前的办公桌上，赫然放着一张伪造他签名的“批示”复印件。突然，周总理停下脚步，问杨奇清去哪里了？当得知杨奇清在外地学习时，周总理挥了挥手，对公安部长说道：
“发生这么大的案子，杨奇清居然不在岗位上，这怎么能行呢？你去把杨奇清找回来，侦破工作由他亲自指挥！”
1960年3月21日上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给总理办公室打去电话，询问前几天拨给西藏工委的20万元如何下账。接到电话的周总理秘书有些意外，明确回复周总理没有作过这种批示，也从未介绍过什么“赵全一”去取钱。
曹菊如顿时目瞪口呆，连忙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当再次听到肯定的答复后，曹菊如的额头上顿时冒出了豆大的汗珠：有人伪造了周总理的亲笔批示。
他赶忙将批示拿出来仔细查看，却丝毫没有看出半点破绽。
第二天，总理办公室给曹菊如打去电话，让他将所有相关函件送去核查。经总理办公室核实，那份所谓给西藏工委20万元的批示，根本就是伪造的；而所谓取钱的“赵全一”，也根本没有这个人。
一桩建国以来“天字第一号”的诈骗案就这样发生了，曹菊如立刻派人向公安部报了案。
图丨伪造的周总理批件
周总理听说此事之后非常生气，点名由杨奇清来负责此案。为何周总理如此信任杨奇清呢？
早在革命时期，杨奇清就一直做保卫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侦破经验，而且忠心耿耿，政治上十分过硬。长征时期，张国焘企图搞分裂，密电陈昌浩阻止中央红军北上。
如果不是杨奇清，一场红军内部自相残杀的悲剧难以避免。在解放之后，杨奇清担任公安部副部长，主管侦破工作。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杨奇清连夜赶回北京，组成专案组立刻展开调查。经过对相关人员的走访，杨奇清大概了解了案发的经过。
在一周前的下午，一位自称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送去一份急函，里面装着一份周总理批示过的报告，让他们当天下午七点前准备好二十万元人民币，送到民族饭店，交给西藏工委的工作人员赵全一。
当时已经快要下午六点，行长恰好外出未归，秘书深感事情重大，便去找计划研究局的王兰副局长。王兰看过周总理的批示后，感到有些奇怪：
“20万不是个小数目，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呢？”
图丨伪造的总理办公室信封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你看，不到一个小时！”秘书有些着急，将手表伸到了王兰面前。忽然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王兰接起来后发现是总理办公室，赶忙告诉对方，钱正在准备，七点以前一定准时送到。
挂断电话之后，王兰顾不上考虑之前的疑惑，立刻通知发行局火速备款送款。
临近晚上七点，三名银行干部来到民族饭店门前，从后备箱里吃力地拎出两个鼓鼓的麻袋。走进大厅之后，他们询问服务台的值班人员，西藏工委的赵全一同志在哪个房间办公，结果得到的答复是不知道这个人。
三名干部顿时慌了，眼看着时间就要到了，如果没有按时将钱交给赵全一，将不能完成周总理交待的任务。忽然一名身穿中山装的男人走了过来，对三名银行干部上下打量了一番，说：
“我是赵全一，你们是银行送款的同志吗？”
三名银行干部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气，询问赵全一需不需要清点一下。赵全一摇了摇头说不必了，然后拿出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的介绍信，并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了一张收条。
图丨伪造的总理办公室介绍信
银行干部见收条上没有公章，不放心地问赵全一，是不是应该再盖个章，毕竟20万元的巨款，出了问题谁都承担不起。赵全一笑了笑说介绍信上已经有公章了，让银行干部把介绍信也带回去。
银行干部点了点头，把介绍信和收条小心翼翼地收好，还热心地询问赵全一，用不用帮他把钱送到办公室，结果赵全一贴心地说不用了，让三名干部赶快回去，省得领导不放心。
随后，三名银行干部告辞而去。晚上八点左右，赵全一在搬运麻袋的过程中，曾经有一位服务员帮他搬到了门外，并帮他抬上了自行车，随后赵全一就推着自行车消失在了夜幕中。
如果不是曹菊如请示这笔巨款如何下账，可能不会发现他们被骗的事实。了解了事情的经过，杨奇清赶到西花厅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拿出伪造的批示，又拿出一份自己签名的文件，指出其中的不同之处。
杨奇清仔细对照后，果然发现了彼此的差别。周总理看着杨奇清，眼神中充满了期待：“今天是25日，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七天以后给我答复。”
图丨杨奇清（右二）
“请总理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杨奇清掐灭手中的香烟，起身立正。
离开西花厅之后，杨奇清稍微休息了一下，又赶去主持全国各省市公安厅局长参加的电话会议。经过对银行和民族饭店的走访，杨奇清基本得到几个重要线索：
1.作案人熟悉民族部门和银行内部情况，熟悉首长的批文情况；
2.作案人的窝赃处距离民族饭店可能不太远；
3.距离案发已经一个星期，作案人可能已经逃到了外地。
在电话会议上，杨奇清向各省市的公安厅传达了案发情况和目前掌握的线索，一张天罗地网在全国范围内已经铺开，大街小巷都在议论这一起建国以来“天字第一号”的诈骗案，不少热心群众纷纷向公安部提供线索。
在杨奇清的直接指挥下，各地公安机关开始展开全面侦查，同时根据银行和民族饭店工作人员的回忆，绘制出了嫌疑人的画像，并张贴在公共场所。
经过对嫌疑人伪造公函的仔细研究，专案组发现嫌疑人收条上有一个特殊的字：“币”，这是'人民币'三个字的缩写，不少机关的人都习惯这种写法。按照这个线索，专案组对纸张进行了分析，发现这种纸是外贸部的办公用纸。
图丨王倬写下的收条
这时有位电车售票员向公安局反映，她曾在车上见过一个和犯罪分子特征相似的人，上车之后情绪不同于普通人，一直在长吁短叹，下车之后还走进了外贸部。
所有的证据直指外贸部，杨奇清立即派人前往外贸部查证。
在外贸部，专案人员找到了大量旧的公文纸，和犯罪分子伪造批示所用的纸相同。在外贸部的材料上，随处可见“币”这个字，说明外贸部很多人都习惯用“币”来代替“人民币”三个字。
经过走访询问，不少工作人员提供的重要线索，这些线索都指向了一个人，出口局的王倬。
1950年，王倬曾经给朋友伪造证明信，帮对方改名为“赵全一”，与此次嫌疑人所用的姓名相同。在案发前的一个月，王倬曾向文印室借过刻蜡纸的钢板，称为街道食堂印制饭票，但其实并没有这回事。在案发当天，王倬请假没有上班，称陪母亲到医院看病，事实上并没有去。
所有的调查结果显示，王倬有重大嫌疑，办案人员很快找来他的笔迹，送到鉴定科鉴定，结果显示，王倬的笔迹和“赵全一”所写收条的笔迹完全一致。而“赵全一”的画像经过外贸部工作人员辨认，和王倬本人十分相像。
杨奇清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下令对王倬严密监视，不要打草惊蛇。
图丨专案组成员正在研究案情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的刘汉臣处长，亲自带着十多个侦查员奔赴监视王倬的第一线。
监视的第一天，王倬中午下班之后，骑着自行车去了北京站，看了去广州方向的时刻表，又走到了售票口，似乎是要买票，但在犹豫了许久之后，王倬还是骑车回了单位。
下了班之后，王倬独自一人跑到后海，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猛然起身向水边跑去，似乎是要投湖，但在水边站了一刻钟，他又骑车回了家。
第二天，王倬从家里抱了一大堆东西，跑到王府井一家商店，称自己母亲生病，要当了这些东西换钱买药。
第三天，侦查员发现王倬在屋里烧东西，并将灰烬扔到了垃圾站。经过垃圾的辨认，侦查员发现其中有残存的人民币，而这些灰烬是焚烧人民币留下的。
经过几天的侦查，专案组推断王倬没有同伙，决定立刻将其抓捕归案。整个抓捕的过程十分顺利，王倬被公安人员从被窝里拖出来的时候，没有丝毫的争辩，甚至连吭都没吭一声。
经过对王倬家仔细搜查，找到了一堆破布、绳子和被拆散的自行车。碎布拼接起来，正是王倬作案时穿的呢子上衣，而自行车和绳子也是他作案时使用的。紧接着，装赃款的麻袋也被搜了出来，就差赃款没有下落。
图丨被抓捕归案的王倬
侦查员们借来铁锹、镐头等工具，把王倬家的院子整个挖了个遍，都没有找到赃款，刘汉臣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院子的角落堆着半人高的蜂窝煤，上面积满了厚厚的灰尘，似乎很长时间都没人动过。
刘汉臣观察了好一会儿，让人把蜂窝煤搬开。在搬到最后一层蜂窝煤时，侦查员发现了新鲜的黄土，用铁锹挖了几下之后，就露出了苫布，下面是包裹整齐的一捆捆人民币，共计19.1万元。
面对铁证，王倬很快招认了全部犯罪经过。
王倬是辽宁辽阳人，解放前曾参加过三青团和青帮，1948年从东北大学毕业之后，曾在北平看守所当过一个多月的会计，1952年他进入外贸部工作。由于被朋友借去资金投资失利，王倬总梦想着干一件发大财的事，一举扳回老本。
在作案的半年前，王倬去公安部礼堂看电影，无意中在休息室看到了周总理的一幅题词，一个“绝妙”的想法顿时冒了出来：如果冒充总理的签名，能不能到银行提取一笔巨款呢？
王倬在单位见过周总理的批示，也知道下面的人对总理的批示总是无条件执行。有了这个想法之后，王倬虽然也有过挣扎，但对奢侈生活的追求和赌徒般的侥幸心理，让他决定铤而走险。
图丨周总理的书法
自此，王倬找来所有能找到的周总理笔迹，只要有时间就模仿，直到他感觉看不出差别，就决定开始行动。
由于外贸部和国务院经常有公函往来，王倬便从纸篓里捡来信封，伪造信函亲自送到中国人民银行。为了不被怀疑，他在信函内容上写拨款是毛主席的意思，目的是修缮寺庙，并要求在活佛讲经会上出示这笔拨款。
当时西藏活佛活动是国内最有吸引力的新闻，所以这个理由十分充分，也让人民银行深信不疑，款项的数额写20万，是因为这个数额无需周总理审批，也不用惊动毛主席。
至于限定交款时间为7点，是考虑银行的工作人员急于下班，办起事来必然草率、疏忽一些。而他自称是“西藏工委”的工作人员，是因为他经常在报纸上看到这个单位名称。
为了打消银行的疑虑，王倬掐算好时间，冒充总理办公室打去一个催办电话，这就是打消计划研究局王兰副局长疑虑的那个电话。
在顺利拿到钱之后，王倬并不知道20万元有多少，所以只骑了一辆自行车。由于担心钱掉出来，王倬一路小心翼翼地推着车，直到午夜才到了家。
图丨王倬骗取的人民币
放好自行车之后，王倬陆续将两个麻袋扛进了母亲的房间，并“骄傲”地给母亲展示自己成功了，母亲担心儿子会掉脑袋，结果王倬说了几句“孝顺”的话安慰母亲，同样受到金钱诱惑的母亲也不再多说。
在母亲的帮助下，王倬将钱藏进了一个放衣服的箱子里，结果躺下还没有半个钟头，王倬还是感觉不放心，母亲就提议将钱缝在被子里。
等母子二人干完已经是后半夜，睡了几个小时之后，王倬还是感觉不放心，决定将这笔钱挖个坑埋在厨房。
但王倬做梦都没想到，公安部门会展开如此铺天盖地的侦破行动。每当走在街上的时候，他都感觉路人在盯着自己；上班的时候也感觉同事们对他有所怀疑；回到家之后，他还要提防着被蒙在鼓里的妻儿。
只有通过对母亲的肆意呵斥，才能让王倬找到一丝的心理平衡。
在想了几天之后，王倬再次决定将钱换个地方隐藏，只要公安人员找不到钱，就不能将他怎么样。
但他没想到，收条上一个简单的“币”字，早已经将他的罪行暴露。
图丨审判王倬现场
根据王倬的交代，公安人员从他办公室的文件柜中，搜出了伪造批件的钢板，但其他的作案工具早已经被他销毁。随后王倬的母亲因参与窝赃被依法逮捕，在女侦查员对她搜身时，从棉裤里还发现了两捆钱。
经过七天七夜的奋战，这个轰动全国的特大诈骗案件，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7月28日，王倬以反革命诈骗罪，依法被判处死刑，而他的母亲因年老体弱，在服刑三年后被提前释放，回了东北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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