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图 | 周纯麟
清晨，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
“要你们司令亲自接电话！”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肖永银说话的语气显得很焦急。
很快，从听筒里传出一个由远及近的声音：“我来了。”时任上警司令员的周纯麟接起了电话。
旁边的工作人员提醒说，是肖副司令员的。
周纯麟手持电话，连连点头应答“嗯、嗯”。挂掉电话后，周纯麟立即安排调车，准备前往上海火车站。突然，周纯麟补充道：“不要派好车来接，找个破吉普车来！”
周纯麟在等车的间隙，他回想刚才肖副司令员讲话的急促、坚定，以及前几天地几次与他短暂电联。周纯麟感觉这次见肖副司令员，必然有重要的任务要执行。
周纯麟被派到上海警备区压台
1970年5月底，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专程找周纯麟谈话。谈话的内容简单明了：基于上海警备区的紧张形势，需要一个人去压台。经过组织商讨，认为你比较适合。
周纯麟没有当场表态，因为他有几个担心的地方。
首先，他在炮兵工作了20多年，不仅工作业务熟悉，领导干部也配合默契。对炮兵已有深厚的感情，他舍不得走；
其次，他从入伍后就一直在部队里工作，没有搞地方工作的经验，到上海警备区要与地方打交道，他怕干不来；
最后，他听说许世友司令员与张春桥水火不相容，害怕自己夹在中间好多事不好处理。
许世友见周纯麟沉默不语，便让他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半个多月，许世友和周贯五副政委又找周纯麟谈了一次，并直接拿出了中央军委给周纯麟下达的任命。
图 | 周贯五
当时，周纯麟的情绪也颇为激动，连说两声“干不了！”这样不寻常的反应，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对此，许世友的脾气也上来了，对他严肃地批评，“你不去？谁去？你推荐个人出来？”
周纯麟又沉默了。
这时，周副政委站出来劝慰，说，你这次去上海，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安排的。周总理要南京军区推选一个能干、身体好、压得住台的领导去上海。军区开会一商讨，就把你报上去了，中央见报告后，批示了同意。
周纯麟与前几任的身份不同，他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警司令员。
图 | 周纯麟
周纯麟不再说什么了，当即向军区的两位首长表示，自己会服从命令去上海的。
事情谈妥后，许世友高兴地说：“走，吃饭去。”随后，一行人到了军区干部食堂，这顿饭也算是为周纯麟饯行。
饭桌上，许世友和周贯五分别向周纯麟介绍了上海的一些情况，并指示他到了军区后如何开展工作，以及对领导班子的调配等等。周纯麟总结下来，就是把机关、部队、上警建设抓起来，不能拖后腿。
6月下旬，周纯麟前往上警上任。
周纯麟当选“试试看的书记”
1971年初，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党代表大会。在拟定书记和市委常委人选时，出现了分歧。
周纯麟刚到上海来时，有个人就把他视为眼中钉。此人就是王维国。王维国当时在上海，红极一时，连张春桥等人都要给他几分面子。他对周纯麟的到来，不以为然。
在王维国的眼里，早把自己当作书记了。张春桥也把王维国看作是书记的最佳人选，但是他们不能在公开场合下，袒露这种想法。
于是，在预备会上，张春桥说：
“还是由警备区周纯麟当书记吧。一是历来都是陆军作为代表参加市委工作的；二是别的省、市也是陆军当代表；如果上海市委撇开警备区，人家会说我们不好。当然，周纯麟刚来上海不久，可以先试试看，如果不行，以后再说。”
周纯麟就这样当上了一个“试试看的上海市委书记”。
书记人选定了，市委常委周纯麟想让老友刘耀宗来担任，但张春桥等人不同意，他们指定了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来担任。
以后，在工作中，周纯麟越发觉得这个书记是空有头衔，上海重大事情他插不上话，鸡毛蒜皮的小事却都找他处理。
周纯麟就在迷茫之时，突然接到了肖永银的一个急电。在上海火车站碰面后，他觉得这件事太震惊了！
周纯麟提议抓捕地点选在“锦江饭店”
1971年9月13日，许世友与肖永银在中山陵8号守了一夜，等候上级的指令。第2天，在他们吃饭时，周总理来电话了，让许世友来北京一趟。
出发前，许世友嘱咐肖永银，盯紧作战部，如变动的话，立即通知他。
这次许世友去北京后，不多久就返回南京。肖永银已迅速作出了安排，将兵马布置在重要位置候命。
图 | 肖永银
这次许世友归来，带回来一个重大任务。深夜，他电令在作战部的肖永银到中山陵8号。
见面后，许世友简要地交代了任务：
主席叫我们把'三国四方’抓起来。你愿意带谁带谁，立即出发！首先要上海，把王维国抓起来。然后到杭州，把陈励耘抓起来。
肖永银领受了命令后，着手安排了。在肖永银看来，这无疑是一场大仗！
为了出行安全，不被别人起疑，肖永银匆匆点将，只带了5个人——南京军区保卫部长、保卫科长、保卫干事以及他的秘书，警卫员。几分钟后，一辆破吉普载着几人，驶向南京火车站。
从南京到上海，肖永银到地方后，立即给上警司令部打电话，并指定周纯麟接。
碰面后，来不及寒暄，肖永银便连发两道命令：
“一，你赶紧调2个师进来，把上海要道控制起来，不准空4军通行；
二、立即派一个连，占领延安饭店制高点，如果有进攻，至少给我抵抗4个钟头。”
这里要介绍一下，王维国是空4军的政委。
周纯麟听后，神经变得紧绷起来，只应了一个“是！”
由于周纯麟出行，用的是破吉普车，当它穿行在繁闹的市区街道，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对于这次抓捕王维国的地点，王洪文想在“康办”（市委办公的地方）抓，可周纯麟却不同意。因为当时“康办”的警卫人员都是王维国手下的人，周纯麟不了解情况，这样，抓捕王维国就没有绝对的把握。
于是，周纯麟提议在锦江饭店抓，因为当时锦江饭店的警卫工作是由警备区负责的，周纯麟心里有底。由于周纯麟的坚持，王洪文最后才同意在锦江饭店抓人。
很快，肖永银给王洪文打来电话，要确定抓捕的地点。王洪文就按照周纯麟的提法，选择了锦江饭店。
从外表上看，锦江饭店平静如常，没有一丝异样。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亲自率领一个营埋伏在楼中，所有的进出口、各个楼道、楼口都在严密的监视之下。
周纯麟将指挥所设在7楼，随时接收最新消息，并作出及时指示。而10楼上正召开着秘密会议，有肖永银、王洪文等人。
肖永银摊开地图后，说：
“我的意见：引蛇出洞。最好不用周纯麟的上警一兵一卒，和平解决。具体办法，由王洪文电邀王维国来。”
王维国对此丝毫不知，在自己办公室里接到了一通电话，是王洪文亲自给他打的，让他到锦江饭店，接收中央下达的指示。
就这样，王维国去了，身边跟着秘书以及4名腰挎手枪的警卫员。到了门口后，按照周纯麟的指示，门口的警卫把王维国的秘书、警卫员、驾驶员都拦下来了，只许王维国一个人进去。
王维国进去以后，立即被拿下。刚刚“送”走了王维国，正要南下到杭州抓陈励耘时，肖永银接到了许世友的电话。
许世友说：“你不要去杭州了，你去不得，去了就回不来了。”为了保证安全，许世友建议肖永银想办法把陈励耘调到上海来。
挂了电话后，肖永银对王洪文说：“怎么样？还是用老办法，把陈励耘'请’来。”
可陈励耘是第二书记，大概会暴露目的。这样的话，肖永银便提议，把第一书记南萍（时任20军政委）也一起叫来。
王洪文随即拨通了电话，说：“南萍同志吗？中央有个指示，请你和陈励耘同志一起来一下。对，立刻就来，路上不要耽搁。”
这里安排妥当后，肖永银又联系了周纯麟，让他做好上警部队执行任务战士们的工作，不许暴露目标。
按照事先设定的计划，抓捕陈励耘的过程，也进行地非常顺利。
据周纯麟回忆说：
“天黑了，仍不见陈励耘来到锦江饭店，我心里非常着急，担心路上出岔。大约晚上8点多钟，他终于到了，我才松了一口气。原来，因为下小雨，他的车子掉进沟里，抛了锚，耽搁了时间。陈励耘也和王维国一样，从北门进来，从西南门被押送出去。”
周总理为周纯麟派去了吴阶平大夫诊治
1971年10月，周总理预定陪同埃塞俄比亚的皇帝到上海访问。期间，作为上警司令员的周纯麟要去汇报工作，听取周总理的指示。
这时，周纯麟还在北京开会，报告抓捕陈励耘等人的详尽情况。会议结束后，邓颖超找到了周纯麟，对他几乎恳求地说，周总理已经3天3也没有睡觉了，太过疲劳了，这次到上海去，你要想办法让他休息一下。
邓颖超强调说，你不要请示什么，更不要汇报上海情况。周纯麟听后，郑重地点点头。
周总理在锦江饭店，约见了周纯麟。周纯麟将邓颖超的嘱咐告诉了总理，总理淡淡一笑，说自己还有精力。其实，总理才休息了几个小时而已。
在交谈中，周总理问周纯麟的身体情况，当时，周纯麟身体有一处囊肿包块，需要做手术取出。
但为了抓捕行动，就推迟了开刀。医院多次催促他住院，怕耽误医治时间。周总理听了周纯麟的汇报后，当即要他赶紧做手术，并提出了3点要求：“一是保证手术顺利；二是注意安全；三是有困难及时报告。”
在医治过程中，医生出现了失误，使得周纯麟的情况进一步变得糟糕了。周总理知晓后，专门从北京派来了中央保健组的吴阶平专家给他检查治疗。
碰面后，吴阶平第一句话就是：“周司令，总理派我来看望你，问候你，我们一定把你的病治好！”
周纯麟听了，热泪盈眶，连连说着：“谢谢总理，谢谢你们。”
周总理除了关心周纯麟的身体，对他政治上的生命也很在意。在一次大会上，周总理谈到地方和军队代表名额如何确定的问题，就专门提到了鲁瑞林和周纯麟。
周总理指出，周纯麟虽然参加地方工作，但他主要负责部队工作，所以，他就应该算在军队代表的名额。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周纯麟主要抓部队，适当参加一些地方工作。
周纯麟离开上海警备区，回到南京军区
1973年夏，邓小平陪同外宾到上海。外宾走后，邓小平想在上海转转。他邀请了周纯麟陪同。
周纯麟很高兴，带着邓小平到一些单位视察工作。期间，有位业务摄影爱好者用自己的照相机拍摄了周纯麟陪同邓小平视察工作的情景。在1974年，周纯麟收到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还有一封信，内容是：“我相信小平同志，相信您。”
同年11月，周总理陪同法国总统来上海参观访问。期间，邓颖超专程去看望了周纯麟的家属，并与大家合影留念。
图 | 周纯麟与家人的合影
随着时间推移，周纯麟在上海的情况越来越不乐观了，他遭到张春桥的排挤。这时，周纯麟向南京军区打报告，并给总政治部李德生主任打报告，要求调出上海警备区。
之后，周纯麟请调报告被王洪文看到了，对他说：“在上海工作，这样好的条件，你却不愿意干！我看你是只相信某一个人。”周纯麟想到，这个某一个人指的是许世友。
对此，周纯麟也不反驳。为了与他们保持距离，周纯麟不去“康办”那里办公。市委有什么活动，他也是借口警备区工作忙，身体不好而不去参加。在市委，周纯麟参加较多的是外事活动，他觉得这是关系到国家威望和声誉的大事。
1978年秋，周纯麟被调回南京军区工作。他临走前，上海警备区的领导和同事们为他送行。周纯麟颇为激动，他到上海工作了8年之久，按自己的话说是战斗了8年。
显然，周纯麟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与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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