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明同志含冤逝世已经27年了！向明同志的一生，是光明正大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作出显著贡献的一生。他曾受过错误的批判和处分，被错误地认定“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以向明为首的反党集团”，去世后又作结论为“叛徒”。这些错误结论和诬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拨乱反正恢复了党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后，都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向明同志是我党的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是我党的优秀党员的本来面目。（“以向明为首的反党集团”，于1963年甄别平反）
我是1950年8月调往青岛工作的。同时向明同志由青岛调赴山东分局专任副书记，后为分局第二书记、代理书记。当时青岛市委是在山东分局直接领导下，1954年改为山东省委直接领导。1955年山东省委认定了“向、王（王少庸，当时任青岛市委书记）反党宗派集团”。此案是从青岛搞起的，所以我虽未与向明同志在一起工作过，但对这一段历史是了解的。我想将向明同志这一段受迫害的情况回忆一下，以悼念向明同志。
青岛市是1949年6月2日解放的。解放后，向明同志即兼任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那时中共青岛市委已成立（薛尚实任书记），但军管会是统一领导全市工作的，市委只相当于军管会的民运部，向明同志离青岛前不久，才成立统一领导全市工作的市委。我1950年去青岛时，那里已接管就绪，秩序井然，恢复了生产，人民安居乐业，各系统按部就班地工作。这是向明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果断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的结果。向明同志在刚解放的青岛这段接收工作中，是作出了显著成绩的。
我从当时和向明同志一起工作的老同志中听到反映：向明同志勇于对党负责，作风坚决果断。当时对青岛接收工作，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有秩序地接收各行各业。采取“三原”不动政策，求得恢复工作，恢复生产，送水送电，同时，有系统地向各行各业派出军代表，以加强领导。
二是迅速解决了物资供应问题。特别是运煤、运粮，以解决生产、生活之急需。
三是坚决地恢复社会秩序。当时青岛刚解放，除特务活动猖獗外，还有从各县逃到青岛的十余万地主恶霸，他们造谣生事，暗偷明抢，砍伐树木，挖掘路面沥青，扰乱社会秩序，群众恨之入骨。向明同志和王少庸（王当时任青岛军管会公安部长）采取果断措施，通知有关各县，来把这些地主恶霸领了回去。这样，一方面解决了青岛治安方面一大难题；另一方面，当地干部群众，了解他们的情况，便于分别管理，监督劳动。这可说是向明同志一项创造性的贡献。
四是很快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并设立常设委员会，团结了各界民主人士，如张公制、范澄川等，这对稳定社会秩序等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五是对一般市民，则组织他们生产自救，生产日用生活品，一方面补充工厂生产之不足，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市民的生活问题。
以上这些主要措施，当我1950年8月去青岛时，看到那里的生产、生活、文化、秩序等各方面，已井然有序了。
在这里，我想着重谈谈阴谋家野心家滕某。此人是制造“向王（王少庸）反党集团”冤案的罪恶凶手。此人一贯投机取巧，拍马逢迎，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以达到向上爬的目的。他平日不做工作，以养病为业，当政治运动到来时，就出来投机，捞取政治资本。待斗人升官后，又回去养病。他奉行“斗人有威信”、“害人能升官”的谋略，他的人生哲学是：“养病——斗人——升官——养病——再斗人——再升官——再养病”。在青岛群众中流行着一首有名的“四穴”歌，对他的画像淋漓尽致：“虎在穴中卧，无事不出穴；出穴必伤人，伤人又回穴”。滕某从全国解放以来，长期养病，工作只有三年多。在这三年中，他利用党的政治运动，进行政治投机。从1954年开始，在他主持和参与下，搞了五起冤错案件（“向王反党集团”是其中之一），后经中央公安部和省有关部门甄别澄清、中央批准全部平反。这些冤案，前后无故株连100余人。其中，许多人受到错误处分，开除党籍，有些人被关押坐狱劳改，开除公职，个别人受到刑讯逼供折磨致死，使党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损失。滕某却骗取了信任，步步升高。1956年3月由青岛市委委员当上了市委副书记，同年6月跃上了市委第一书记，1958年9月又当上了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监委书记，行政级别由10级连提3级，升为7级。在他高升后，又回青岛养病了。下面仅举几例说明滕某是怎样采取阴险毒辣手段制造“向王反党集团”冤案的：
当向明同志被误认为参与“高饶反党联盟”正在审查时，滕某窥测方向，认为投机的时机到了，就积极向中央、省委写检举材料，说向、王“包庇“曲及先；说向、王放走了十万反革命；说向、王通敌叛国，等等。为了取得证明，他用卑鄙的手段，把自己写好的材料，硬逼着一位同志签字。所谓“放走”十万反革命，上面已经说了，就是青岛刚解放时，通知各县领回去的十万逃亡地主恶霸，由各县处理，一个也未“放走”。所谓“包庇”曲及先问题，也是滕故意栽赃陷害。当滕任烟台市委书记时，曲及先同志是烟台市委秘书长。曲的家庭是地主，祖坟地土改时被分了，曲的哥哥来找曲，想拿出留下的地换回祖坟地。曲去问滕，滕说可以换，并交秘书写了介绍信给村党支部，由曲的爱人董真拿着信回村换了地。后滕某迎合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肃清向明影响扩大化的政治需要，首先写了检举曲及先“反攻倒算”的信，把滕自己批准并写了介绍信叫董真去换地的事，说成是曲、董“反攻倒算”，滕还诬说他曾向王少庸检举过曲，但王“包庇”曲，不作处理。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喜信滕的捏造，搞了个“向王反党集团”，说曲及先是“反革命”，逮捕了曲及先和董真，坐牢4年。
因滕某制造冤案有功，滕又在省党代会上顶风而上，在大会上批驳代表对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批评，因此，得到该主要负责人的宠爱，说滕“斗争性强，原则性高”，是“工人出身”（实为工人流氓），是“在山东发现的两个好干部之一”，于是滕步步高升，到省委后又制造了几批冤案。也因滕积恶太多，被他陷害的人太多，并有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上告他罪行的人也多，终于他的罪行大暴露了，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经点了滕某的名。滕竟自绝于党，于同年10月，在上海华东医院畏罪跳楼自杀。1963年12月，中央批准滕某是一个投机、流氓、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开除党籍，通报全党。
滕某这一阴谋家所以得逞，是与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人有关的。这位负责人也是一位不惜以同志们的痛苦谋取个人荣誉的人。
我们开国功勋彭德怀在囚室中，谈及政治运动中诬陷打击干部问题时说：“……只要党和人民从教训中前进了，这说明流血牺牲受冤枉都是有历史意义的，有价值的。可惜的是这牺牲要变成阴谋家的个人利欲！苦头中国吃了，这教训恐怕以后够几代人吃的，吃透了问题就好解决了，吃不透恐怕以后还会反复。”
彭德怀元帅从在庐山会议上提了正确意见，受了19年的批判，入了8年囚室，骨灰盒4年用假名，他临去世时说这番话，是至理名言富有哲理的党性至强的宏论，对我们是深刻的教育。
向明同志，您的冤案昭雪了，阴谋家也自绝于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了。您受的冤枉和牺牲也为党接受教训作出了贡献，是有历史意义的。
向明同志，安息吧！
1996年6月23日
孙汉卿
孙汉卿同志简介：
原名孙德香。1913年9月16日出生，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林北村人。1932年8月在烟台益文中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期间，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参加“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社联等抗日救国组织。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任中共北平市委农委委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党组织分配到山东工作，历任中共鲁西北工委委员、山东鲁中工委负责人，并改名为孙汉卿。1938年1月参加徂徕山起义，先后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第5中队排政治员、党支部书记、指导员。同年6月任中共泗水县委书记，10月任国民党69军暂编第一师中共工委书记。1939年6月任中共日照县委组织部部长。1940年10月至1942年3月，先后任中共鲁中五地委(鲁东南地委)民运部部长、组织部部长。1942年3月任中共滨海地委组织部部长。1943年4月任滨海区党委组织部部长。长期在滨海地区工作，为滨海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滨海地委副书记，渤海区党委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青岛市委第二书记、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华东石油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中共山东省顾委常委。198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4年离休。2012年2月24日，因病在济南逝世。
向明
向明(1908—1969) 字景山，原名巨同璞，又名巨任吾、巨荆山，化名王仲和。山东临朐县北博崖村人。1924年高小毕业后，考取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但因报到逾期而失学。1925年春节后，他只身去青岛谋生，饱受欺凌。1929年春，经同学介绍，到青岛市枣园小学任教。 任教期间，办起“民众夜校”。1931年4月，经宋哥庄小学校长张静源(共产党员)介绍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2月，任中共沧口区委宣传委员。5月，组织富士纱厂工人罢工，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8月，他辗转至济南，被中共山东省委任命为中共济南市委书记。1933年2月27日，他与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任作民、共青团山东省委代理书记孙善师及省委举办的共产党员训练班学员等29人，被国民党山东省党部逮捕。在狱中，他积极参加省委书记任作民领导的两次绝食斗争，最后判刑7年。1934年11月被关进山东第一模范监狱。此后，又相继押至山东第三监狱滋阳分监、山东第三监狱(济南)、武昌湖北反省院等处。1937年9月被释放。出狱后， 他与王佃卿等4人经西安去云阳，后转山西临汾，由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去中共北方局。经组织审查，恢复他们的组织关系，分配了工作。1937年11月，他被派到同蒲正太铁路工委任中共山西省委代表；1938年4月，去中共北方局工作；同年12月， 任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委员。次年3月，任豫鄂边区党委书记。1939年11月， 任豫苏区新四军游击队二总队政委。1940年6月始，先后任中共豫皖苏区委民运部长、 副书记，苏中四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等职。1943年6月，调任中共盐阜地委书记， 兼军分区政委、新四军三师八旅政委。1945年9月，任中共鲁中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战斗在沂蒙山区。1947年1月，兼华东野战军八纵队政委。1948年2月，他调任中共胶东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此后，他相继领导并参与了接管青岛的准备工作和进驻青岛后的恢复工作。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成立，他先后任组织部长、第一副书记、第二书记、代理书记兼山东省政府副主席，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省军区副政委等职。1954年，他被认定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1955年5月，调中共河北省委农村工作部。同年10月起被隔离审查达7年之久。 1963年中共山东省委予以甄别平反，调河北省委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冲击，1969年12月18日去世。1977年中共河北省委将其定为叛徒，开除党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中共中央和河北省委复查，认为过去对他的认定和处理是错误的，属错案，肯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于1980年3月3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礼堂为其召开了追悼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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