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文物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可知龙虎山天师府曾获朝廷颁赐或制作多枚阳平治都功印。
目前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4枚阳平治都功印乃1926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由邵式平所率领农民自卫军收缴自龙虎山张天师宫观，并于1952年由江西贵溪县人民政府移交至江西省博物馆，李萍《从分类与功用谈天师道印》一文公布了其中两枚的印面。
此外，周思得编《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卷首之第四十五代天师张懋丞在明宣德七年序文、清末光绪九年道士李涌泉的奏职文书、都江堰二王庙五岳真形符碑各钤印或刻印1方印面，第六十一代天师张仁晸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编定之《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著录有2方印面。
以上，共计有7例阳平治都功印的印面。
《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法印”条著录有五枚阳平治都功印，分别为：“祖遗玉刻'阳平治都功印’一颗，厚七分，横长各寸半，方纽。治，净室也。阳平，山名，老祖初居此。
都功，经箓名，汉安元年元元君降赐云……玉刻大阳平治都功印一伙（颗），厚七分，横长各三寸半，全螭纽（钮）。白如冰雪，略无瑕玷，望而有异光，真人世稀宝也。
传为楚卞和壁（璧）同璞分镌者云……银刻双纹阳平治都功印一伙（颗），厚七分，横长各寸五分。明嘉靖五年赐也。重二十余两，灵芝如意纽（钮）。
以上四印，符箓表疏经箓用之……外，镇山印三颗，一玉大阳平治印，一铁四圣印，一铁小阳平治印。以上印文同制。一凡嗣爵外出，前印携以自随，留此镇山，驱治符章法事亦用之”。
文中载有其中两方印面，均为迭篆，但笔划存在明显的差异，且一枚边框线较细，一枚较粗。
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记载了当时所见到的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所藏祖传法器，其中就有“玉印一钮，方二寸，厚一寸，把手又高寸许，一璞所成，其文曰'阳平治都功印’，凸，钻碾甚精美，玉色温润”。
李萍《从分类与功用谈天师道印》一文图二印章印面边长5.4×5.2、高4.3厘米。
笔者认为，此二印与《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所载之“祖印”应乃同一枚印章，其理由有四：
第一，三印尺寸极为接近，周密乃南宋文人，主要活动于浙江等地，其测量阳平治都功印的尺牍极有可能是浙江地区所流行的浙尺，一尺合今27.5厘米，换算之后，则该印边长约5.5、印台厚2.75、钮高约2.75厘米，与《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所载尺寸仅相差5毫米左右，而与李萍《从分类与功用谈天师道印》一文印章尺寸差异则更小，这其中还包括测量误差以及所用尺牍标准不同所导致的差异。
第二，两印印钮完全一致，周密《云烟过眼录》所记之“凸”，应即该印的侧视图，上部乃方形或长方形的橛钮，与《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记载之“方钮”基本一致。
《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乃清光绪十六年编成，虽然离周密生活的南宋时期已有近六百年之隔，但宗谱的编者乃龙虎山第六十一代天师张仁晸，
期间龙虎山天师一直世代传承，道脉不绝，张仁晸所言之“祖印”应有所根据，阳平治都功印作为天师时代相传最重要的法器之一，不大可能被张冠李戴，将晚近制作的法印误以为是“祖印”，
其所谓“祖遗玉刻'阳平治都功印’一颗”表明当时被认可为祖印的“阳平治都功印”只有一颗，不存在另外的“祖印”，
而这一颗祖印应该就是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展示给周密的祖传法器中的阳平治都功印。
周思得编《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卷首收有龙虎山四十五代天师张懋丞在明宣德七年为该书所作之序，序末钤有“阳平治都功印”，
印面形制与《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之“祖印”及李萍《从分类与功用谈天师道印》一文印章几乎完全一致，只是前者边框稍细，部分笔划稍短，推测乃刻板刊印过程中，刻工雕凿不精所致。
可以断定的是，张懋丞所钤之印应即《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所谓之“祖印”。
《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亦明确记载五枚阳平治都功印中的前三枚“一凡嗣爵外出，前印携以自随”，而将另外两枚留在龙虎山用于法事科仪活动中，
可以据此进一步推测的是，“祖印”是天师世代相传，天师随身携带一方面可以保证该印不会散佚丢失或被他人侵占，同时也可以作为天师身份与地位的重要象征。
与陈天尹在《元人周文英作诗志传》之后题跋并钤祖印做法类似，张懋丞作为龙虎山嗣天师，在作序之后钤上祖传阳平治都功印以彰显其道脉正统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张与材展示给周密观看的阳平治都功印应即宋代以来世代相传的祖印，其制作年代显然应不晚于南宋时期。
结合古代印章发展脉络，周密所见的阳平治都功印印文字体带有简单的层迭结构，且边框较粗，其制作时间当不早于北宋时期。
黄裳撰《中散大夫林公墓志铭》记载第二十六代天师张嗣宗即已“率其徒由龙虎山而来，自称汉师君二十六代孙，持铜印，出符箓，其文曰'阳平治都功印’，所至风从，有欲必得”，但其所持之印乃铜印，且并未得到地方上世俗政权的认同，反遭打压，林积“于是力究其弊，奏毁印，废恩例。势要或为之，地莫能救，江左妖学遂熄”。
林积出于维护地方统治需要而推行的打压张天师势力的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不仅销毁了张嗣宗的法印，同时也成功地抑制住了道教势力在当地的传播势头。
然而，地方政权的努力在不久之后即被皇权所否定。《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一九，“张继先”记载：“初，神宗以真人印文'阳平治都功印’凡六字用昆玉刻之，藏于三清储祥宫法从库，将以畀有道者。至是，以赐继先”。
宋哲宗元佑六年苏轼撰《上清储祥宫碑》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元丰二年二月，“诏用日者言，以宫之所在为国家子孙地，乃赐名'上清储祥宫’……刻玉如汉张道陵所作印，及所被服冠佩剑履，以赐太初，所以宠之者甚备。宫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
太初，即道士王太初，宋人陈师道《后山集》卷一八记载：“道士王太初受天心法治鬼神，有功于人”，可知王太初乃天心派道士，神宗赏赐之物不仅有重新诏刻的玉质阳平治都功印，还有收缴自天师之手的“冠佩剑履”，足见此时天师政治地位尚不及王太初之崇。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关于徽宗赐予张继先阳平治都功印的记载，仅有寥寥数字，显然是有意回避了这一段隐情，而且还夸张地指出张继先是宋神宗以来一直期盼出现的“有道者”。
可以肯定是的，宋神宗诏刻阳平治都功印的初衷并非真正地抬高龙虎山天师的地位，其在诏建上清储祥宫的过程中将该印以及天师家传的冠佩剑履作为来自皇权的赏赐赐予天心派道士，反而具有明显的贬低当时龙虎山天师的用意。
真正将阳平治都功印作为天师教权的象征上升至国家认同的层面，应始于北宋徽宗将神宗诏刻的玉印赐予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
周密《云烟过眼录》所见及清末张仁晸编《重新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所谓之“祖印”应即此印，其制作时间应为《上清储祥宫碑》所载之元丰二年。
然而遗憾的是，《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在著录法印的文字与印面的关系处理上并不完善，如印面中有一方九老仙都之印，但在“法印”中却并未出现任何针对此印的文字说明。
更为关键的是，书中所附四方印面中的第一方为阳平治都功印，印面呈竖长方形，长宽尺寸的差异比较明显，并不符合关于祖印“横长各寸半”的文字记载，
在字迹笔划上与李萍《从分类与功用谈天师道印》一文图二以及张懋丞在《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序言钤印虽然大体比较接近，
但仔细观察仍不难看出其在“阳”“平”二字的写法上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别，推测该印可能是宋代以后依照北宋徽宗敕赐的阳平治都功印形制仿制而成。
《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所收之第二方阳平治都功印印面与李萍《从分类与功用谈天师道印》一文图二印章印面一致，有关形制、尺寸的描述文字亦基本符合，应为一印无疑。
该印为白玉质，通高6.4、印面边长12.3厘米，四爪螭龙钮。
大多数学者均认为该印制作于元代，少数认为其为明代遗存，但均未细述其断代依据。
类似宗教法印另见西藏博物馆所藏之明代灌顶国师之印C，该印为青玉质，印面边长10.2厘米，三爪螭龙钮，该印是明朝颁发给西藏地方宗教人物的印信，是明朝中央政府治藏宗教策略的体现。
两印虽然在玉质、尺寸、印文有所不同，螭龙钮的爪数也呈现出一定的等级差异，但是印钮以及整个印章的整体风格是极为相似的，其年代亦应大致相当。
此外，文献记载也为判断此印的年代提供了一定的线索。
明代中晚期文人田艺蘅《留青日札摘抄》卷三，“革天师”条记载：“弘治间赐以玉印，文曰'阳平治都功印’，盖府有张道陵所传玉印一枚，其文如此，乃云篆。而阳平治即蜀之阳平山，二十八治之一，道陵起处也。朝廷恐其随身有失，别作此赐之”。
此处虽未详细记载该印的色泽、尺寸、印钮，但却明确指出当时龙虎山天师府只有一枚玉印，且由天师随身携带，朝廷为防止丢失而重新仿制一枚玉印颁赐给天师。
如果此前龙虎山还存在其他玉质阳平治都功印，那么朝廷此次颁赐的理由也就显然不存在。明孝宗初年曾对道教实行比较严厉的管理政策，多有裁汰贬斥释老之举。
直到弘治八年以后方才有所改变，《明实录·孝宗实录》记载弘治九年正月，“传旨升……并都纲者七人、道录司左正一王应琦等三人俱复真人、高士原职”。
次年二月，大学士徐溥等人上疏谏言道：“今内庭禁地，修建不时，赏赉无筭，黜退道官复升真人，赐以玉带，恩宠服色过于公卿，远近传闻，无不骇异”。
故而明孝宗颁赐阳平治都功印之事的年代还可进一步缩小至弘治九年至十八年之间，而原龙虎山天师府中除前揭之祖印以外的其余玉质阳平治都功印的制作时间亦应不早于此。
江西省博物馆所藏的阳平治都功印钮为四爪螭龙，用户等级较高，应非天师自行制作，而是朝廷颁赐，而且极有可能就是明孝宗弘治年间赐给当时天师的那一枚。
清末光绪九年道士李涌泉的奏职文书在呈奏日期上钤印的一枚阳平治都功印，印面与张懋丞在《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序言钤印以及《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李萍《从分类与功用谈天师道印》所公布的印面均有所不同。
巧合的是，李涌泉的奏职成书制作于光绪九年，早于《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七年，但此时在位的天师即宗谱的编纂者张仁晸。
文书末署“上清大洞经录（箓）九天金阙侍御上相总统雷霆酆狱掌都天大法主正一嗣教天师六十一代大真人张”，其下画一花押，知李涌泉的奏职文书受到张仁晸的证盟和认可。
宗谱记载：“外，镇山印三颗……一铁小阳平治印。……一凡嗣爵外出，前印携以自随，留此镇山，驱治符章法事亦用之”。
显然，道士呈奏奏职文书应属“驱治符章法事”之一种，其所钤之印亦当符合张仁晸家谱所载。
笔者细审该奏职文书所钤之印，印文笔划生硬，转折明显，笔锋锐利，与前述玉印笔划柔和圆润的风格有明显的区别，推测该印应即《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所载之铁质阳平治都功印，其制作年代当在明清时期。
与之类似的是，四川都江堰二王庙五岳真形符碑所刻之阳平治都功印印面亦未见诸其他材料，碑面四周分别刻有五岳真形符以及道教密讳，张勋燎教授认为该碑“似为清代遗刻”。
可以对此结论作为辅证的是，《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记载张仁晸曾于光绪九年“省祖墓于西蜀青城山，见祖天师于天师洞”。其后，“出川径重庆，布贾述神告，以剑赠。会馆青龙阁有巨蟒，天阴朝夕吐气如云，仗剑以登，书雷火符焚之。怪灭”。
张仁晸的四川之行并非仅为拜谒祖墓和张道陵神像，而且还沿途传播其道术。
目前笔者尚未见到天师之外的其他道士有制作和使用阳平治都功印以及张仁晸前后几位天师游历四川的有关记载，基本可以排除都江堰二王庙五岳真形符碑为其他道士或者天师制作的可能性。
同时，二王庙与青城山的直线距离仅10余公里，张仁晸在青城山游历期间前往都江堰等地传播道法、传授符箓的可能性极大，故而二王庙中五岳真形符碑极有可能就是张仁晸主持制作的。
如笔者推测不误，那么该碑的年代当在清代光绪九年，而所钤之印的制作时间亦可大致定在明清时期。
然而，这种推测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明确记载张天师游历在外时携带祖印，但二王庙五岳真形符碑所刻之印的印面与祖印差别明显，定非祖印无疑。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既然明孝宗出于防止祖印丢失的目的，从而颁赐天师新的阳平治都功印，那么出于对祖印的安全以及道教正统地位的维护，天师亦会私下制作一些阳平治都功印以供平时使用，而真正的祖印可能只在比较重要的场合出示。
除前揭之铁印外，李萍《从分类与功用谈天师道印》记载江西省博物馆另有一大一小两枚阳平治都功印，文中虽未附印面，但其制作目的和使用场合应与笔者上述推测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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