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大年初三，在301医院的一间病房里，成都军区原副司令员、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壮族将军韦杰痛苦地在病床上辗转难眠。
身为军医的女儿韦娜莎陪在父亲的身边，目光始终不离开一刻。得知父亲重病后，同样是军医的女儿韦燕燕从千里之外匆匆地赶来了医院。
初四，韦杰的老伴郭毅也来了医院。她本来是守在病房的，可近几日患了感冒，担心传染给别人，就没来医院。
说起来，郭毅是个意志坚强的老人，自从知晓韦杰患了绝症，她就从未在公开场合下流露悲伤。可是，今天看到老伴憔悴的样子，神情显然波动起伏了。
当天下午，总政治部副主任、韦杰的老战友郭林祥携夫人前来医院探视，此时的韦杰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能艰难地对着客人点点头，招招手。
处在弥留之际，韦杰时而清醒，时而昏迷。73岁的他，似乎还不屈服，坚定地同病魔作斗争。从他的眼神中，夫人郭毅读懂了他的意思——韦杰还有一事放心不下。
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结束后，志愿军第3兵团60军180师在后撤途中，由于一些因素，导致部队被敌军包围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韦杰就是60军军长。
郭毅后来回忆说：“每每想起韦杰临终前的目光，我都心如刀绞。他想说清楚，他真想说清楚啊！”
的确，韦杰是很想系统地总结一下180师失败经验。
数日之后，韦杰病逝了。尚在悲痛中的郭毅，挥笔写下一篇报告，上呈给有关上级单位，及军事学院。报告上说：
“韦杰同志晚年有一个迫切的心愿，就是要把60军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180师遭受损失的真实原因，做一个准确的回顾。
他认为，这对我军在今后的战争中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是很有必要的。直至他病重期间才几经修改完成了一个稿子，尚未寄出，他就离开了我们。
遵照韦杰同志生前嘱托，现将此稿寄出，仅供研究参考。”
郭毅寄出的这个“稿子”，是韦杰抱病写的一份名为《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第一八〇师遭受重大损失原因的回顾》材料。
收到材料的各单位，纷纷给郭毅来函致谢，说这份材料是研究朝鲜战争的宝贵史料。只有郭毅知道，这其中凝聚着韦杰36年的隐忍思索。
话说，60年代和70年代，在韦家很少听到韦杰谈论“180师”。孩子们长大后，才听说180师“吃了大亏”，与他们的父亲有关。
这消息来源，大多数是来自社会上的一些传言：
有的说，180师被敌人“吃掉了”，气得彭老总跳脚大骂，并且要枪毙军长韦杰，后因韦杰是少数民族干部，才免于一死。
还有的说，韦杰是抗美援朝归国时，唯一没有获得金日成授予的“朝鲜一级国旗勋章”的军级指挥员，就因为180师之故，他被降了一等，仅授予“二级”。
1998年1月17日，成都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一八〇师，志愿军战俘吞下的最大苦果》一文。里面用醒目大字写着：彭德怀听一八〇师惨痛损失的消息后，大怒：把姓韦的给我抓回来！
当天，这个报纸就卖脱销了。
韦杰家人看了报纸后，非常地愤怒，当即通过正常的途径了解到此事。
原来，这篇报纸的文章是从一本刚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中东拼西凑的。
此书名《错觉》，作者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徐一朋。韦杰家人马上联系作者，询问情况。这个作者否认说自己的书中有“把姓韦的抓回来”这话。
显然，是报纸为了销量，故意加上去的。
为了挽回影响，有关组织出面干预，该报用大篇幅刊登了韦杰回忆录部分章节，配上了将军授衔时穿的军装照。并在当日报纸上，公开发表对韦杰，及其亲属的道歉。
说起来，郭毅也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180师兵败一事。此事的前因后果，以及韦杰所应承担什么责任，她是不清楚的。
在韦杰住院期间，郭毅曾问过他：“有什么委屈你就说出来嘛！革命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相信党组织？”
韦杰苦笑说：“就算我有点委屈算什么？180师那么多官兵都没回来，有的牺牲了，有的当了俘虏，受了多大的罪呀……”
当年从朝鲜回国的他，心里的悲愤可想而知有多深。但他不愿过多地与他讨论这事，他相信领导，组织上也早有结论。
不过，韦杰觉得还不够，应该围绕180师的失利，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给未来战争提供有益的借鉴。
韦杰曾和子女们说：
“朝鲜战争是我军在劣势装备情况下，第一次同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外国侵略者作战，有许多教训要总结，教训往往比经验更可贵。”
他着重强调：“这对打赢在现代化条件下的反侵略战争，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韦杰下决心写回忆录时，身体的状态已经很不好了。期间，多亏了他的秘书帮助。
韦杰的秘书是1985年刚从军事学院指挥系毕业，分配到成都军区秘书三处的江克均。
那时，每天吃罢早饭，医生查过房后，韦杰就开始口授，江克均在旁做记录。韦杰说得很慢，异常吃力。缘由就是他的病真的很重。
所以，在韦杰留下的录音带上，不仅能听出对往事的叙述，还有贯穿始终的剧烈咳嗽声。
韦杰口述了一个星期。
江克杰后来回忆说：“首长的记忆力惊人地好，思路非常清晰，当年哪个干部的名字，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某次会议的位置、会议内容，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很少临时蹙眉苦想。”
其实，韦杰早在脑海里已构思了整整36年了。
有些老同志也为韦杰等人打抱不平，说责任不该都由他们担着。说：“不能只将板子打在韦将军、郑其贵（时任180师师长）的身上。”
不过，韦杰从始至终都没有考虑过自己。他一直相信组织会正确处理的。
韦杰之所以忍着病痛写这个材料，主要是他从1979年的对越自卫战中，看到了我军作战时的一些问题。
由成都军区调归广州军区指挥的一个军，在撤军的时候，由于情况不明，使得一个师的一个步兵分队遭到了敌军的伏击，进而蒙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这无疑让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韦杰痛心疾首。他不敢相信，同样的悲剧在28年后竟然再次发生。
韦杰着实感到不安。
也就是从那时起，韦杰打定了主意，要在有生之年，一定把180师失利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告诉后人，为未来的战争作出一点贡献。
担心韦杰的身体吃不消，秘书江克均每一个小时，就拉着首长散散步。散步时，他喜欢和基层士兵，哨兵聊天。
有一回，韦杰笑眯眯地问哨兵：“小鬼，你看我像不像坏人？”哨兵笑了笑，他没想到堂堂的大军区副司令员，中将，竟如此接地气，随和。
韦杰将军抱病坚持创作回忆录，给全军呈现了一个有价值的作战经验教训的材料。
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未来的现代化作战中，能够避免出现之前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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