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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野三号人物张际春,地位仅次于刘邓,官至正部级,结局令人唏嘘|二野三号|刘邓|张际春

提到二野,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毕竟这个部队有太多大名鼎鼎的将领,其中最出名的当属刘伯承和邓小平了,因此二野也有着“刘邓大军”的别称。不过事实上除了刘、邓二人之外,二野还有许多知名度没那么高,但对我国革命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将领。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张际春便是其中之一,他在二野中的地位仅次于刘、邓,被称为二野部队的“三号人物”,时任二野副政委及政治部主任,其能力可以与刘邓并列,可是一生低调行事。1954年1月起,张际春出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官至正部级,然而为何张际春却在68岁时遗憾辞世。

一、张际春革命的一生

1900年的寒冬,在湖南省宜章县一处不起眼的茅屋内,张际春出生了。张际春的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普通农民,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仍然咬紧牙关将一家人的大部分收入用于供张际春读书。1920年,张际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的师范学校,这也为他的革命生涯埋下了种子。1922年,张际春在下课之余偶然听到了毛泽东的演讲,随即受到了政治启蒙,此后便坚定地投入到了学生运动之中。

青年时期的张际春

1926年年底,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高潮中,张际春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本乡第一个党小组组长。1928年1月,张际春参加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任中共宜章县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和县农民协会秘书长,在从戎的同时,操起了笔杆子。这年4月,张际春奉命到王佐部开展党的政治工作。此时,宋任穷在他领导下担任宣传干事和连党代表。

宋任穷后来回忆道:“我看到际春同志处处认真地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深入连队和士兵同甘共苦,和士兵打成一片,细致、耐心地宣传党的政策,做连队的建党工作,用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改造这两支部队,进行了大量工作。”

1930年8月至次年1月,由于表现突出,张际春被推荐为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处处长,成为“红色舆论主管者之一”。

1931年5月以后,为在实战中锻炼张际春的政治工作能力,毛泽东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分配他到4个红军师担任过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对于他的工作能力,宋任穷曾有过评价:“际春同志担任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政委,我在该师任团政委。他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要担任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项任务的指示,竭尽全力进行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张际春与罗瑞卿、陈伯钧合影

1932年年底,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张际春被调往红一军团担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际春在红一军团工作期间,负责主办了《战士报》,这份报纸发行后极大地鼓舞了军人和官兵们的志气,可谓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战士报》拥护、宣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增强了毛泽东在红军官兵心目中的威望,因此受到“左倾”路线拥护者的侧目。1934年初,“拥毛”的张际春被“左倾”路线领导人排斥,调任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即公略学校)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由于坚决拥护毛泽东,他受到排挤、打击,很快被撤销了学校负责人的职务。

1935年9月,张国焘背离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决定,公开分裂党和红军,蒙蔽、欺骗数万红军指战员贯彻其“南下”方针。这时,原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的张际春被调到红大工作,开始担任政治主任教员一职。

张际春故居

张际春调到红大工作时,正值张国焘悍然决定红四方面军“大举南下”并公然成立“第二中央”时期。在翻越夹金山之前,有不明真相的同志受张国焘的蒙蔽,编了一首将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抗日的正确行动污蔑为“向北逃跑”的所谓《红军南下行》的歌曲。

一次偶然间,张际春听到了红大里有同志正在学习这首歌曲,他停下脚步看了歌词的内容,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马上阻止了对于该歌曲的学习,同时要求红大的学员们对于政策进行正确理解,不能误判。

“党中央率领一部分红军北上抗日是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是张国焘事先同意的,也是历史赋予红军的光荣使命”。

红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期间,红大存粮很少,部队准备过草地时人均每天仅有2两炒面,只好边行军边筹粮。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和筹集粮草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为了能够顺利筹集到必要的口粮,张际春下了苦功夫,多次组织红大学员们深入理解和学习我党各项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并且在学习中多次强调,在筹粮过程中务必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各项风俗。

同时,张际春还特意成立了一支“筹粮队”,挑选了一批对于政策理解最到位的同志,随部队行军的先头分队行动。筹粮队的指战员克服种种困难,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在人烟稀少的雪山、草地及少数民族地区筹集了一些粮食,补充了部队的部分粮食供给,取得了较大成绩。

在“南下”和二次“北上”期间,为提高学员军政素质,他鼓励各位学员办墙报,其中最出名的当属《战火》墙报。在张际春的带领下,红大总共出了9期墙报,每周一期,每一期墙报的内容都非常贴近生活,获得了大家的交口称赞。在这之后不久,刘伯承准备创办红大校刊,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声名在外的张际春,毕竟张际春主办的《战士报》质量有目共睹。此后,张际春担任起了红大校刊的创办工作,为校刊赋名《红炉》。

风雨长征路上,老同志对张际春的评价是一致的:“作为红军大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坚决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旗帜鲜明地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一起,与张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为培养造就大批优秀的红军干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张际春与中原军区领导合影(左起:陈毅、刘伯承、张际春、李雪峰、李达、邓小平)

二、作为抗大主要领导之一,“不但是知名人物,而且是著名人物”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终于“北上”和中央红军会师,红大也并入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下文简称“抗大”),于是张际春也跟随大部队进入抗大第二期第一队学习。要知道,抗大可不是一般的军事院校:教育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代理校长是徐向前,副校长有罗瑞卿、滕代远等,各地分校校长有陈毅、李先念、粟裕、陈赓、张云逸、彭雪枫等。

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为纪念抗大三周年撰文指出:“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黄埔军校之于国民党,延安抗大之于共产党,意义同样重大。在抗大这所著名军校的历史上,张际春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张际春的革命生涯中,在抗大的6年多时间(1937年1月至1943年3月)是辉煌的一页。

抗大总校共创办8期,张际春亲历了7期(第2至第8期),由教育科长、政治部主任一步步干到政治委员。因此,在抗大历史上,张际春不但是知名人物,而且是著名人物。

抗大第二期学员张际春毕业证书(1937年)

1955年底,我国人民军队正式开始对各级人员进行军衔评定。张际春此前的工作地点由中央转为了地方,因此他没有被授予军衔。不过由于张际春的声名在外,即使没有军衔傍身,很多开国将领和军官见了他,依然会表现得毕恭毕敬,乖乖地称张际春为老师。

第二野战军在展览时将张际春的照片与刘邓二位领导人的照片挂在一起,当张际春得知后,立刻摘掉了自己的照片,并且说,自己没有军衔,也没做什么大事,怎么就能与刘、邓两位领导并列呢?张际春拒绝了第二野战军为他悬挂照片的行为。

抗大的学员吴凡吾曾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张际春在抗大的工作中尽职尽责,为人和蔼可亲,作为一名老干部,丝毫没有干部高高在上的气质。在平日的学习生活中非常关心各位学员,遇到困难了第一个往前冲,有挖窑洞、开荒生产之类的农活时,他也是最卖力的一员。大家都亲切地称张际春为“老妈妈”,张际春在抗大的人缘和口碑有目共睹。

张际春在抗大工作时已经五十多岁了,窑洞里却时常聚满了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大家都认为张际春是一位以身作则、值得学习的好干部。作为政治部主任的张际春尽管身居要职,却不曾要求特殊化,给大家教学和示范的过程中都是平易近人、循循善诱的。

张际春于抗大时期手写的日记片段

张际春在抗大工作时还有一件著名的趣事儿:有一次张际春跟大家一起吃饭时,发现自己的汤里油水比其他学员多了不少,这可急坏了张际春,他立马拿着自己的碗去厨房问了个来龙去脉。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厨师知道张际春最近身体状况不太好,经常咳嗽,平时工作压力又大,没时间好好医治,这才故意在给大家盛汤的时候将油水最多的一碗分给了张际春,希望能多少让他补充点儿营养。张际春在知晓了这一切之后风趣地笑着说:“特殊时期嘛,大家的油水都很少,你这个同志以后可不准再揩同志们的油分给我啦!”

在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谈到毛泽东关心抗大办学时,特别点到了张际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学校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校工作,如刘伯承、林彪、罗瑞卿、徐向前、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等。”

三、含冤去世,终获平反

在文革期间,许多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由于受到错误思想的指引,将邓视为反革命分子,要求与邓小平共事多年的张际春“揭发”邓在以往工作过程中的“问题”。张际春并未借此机会对邓落井下石,而是跟这些年轻人晓之以理,讲述了他与邓一起革命的历史。

张际春作为亲历者,亲眼见证了刘邓大军当年在面对日本侵略者时是何其英勇,对中国和共产党的感情是何其深厚,又怎会因为此类莫须有的指控便对邓加以污蔑呢?值得一提的是,张际春在多年的工作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此事一出立马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于是为了保证我党工作的顺利进行,凡是需要呈送给毛泽东同志审阅的重要文件,他都坚持亲自送到中南海令其过目。

张际春在一生中都牢牢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引,积极贯彻毛泽东路线。在他为社会主义道路全然奉献之时,却在不知不觉间招来了旁人的仇视与嫉恨,被其视为眼中钉。

1967年7月27日,张际春致信毛泽东和党中央,在信中阐述了他对于新中国成立后部分大学使用模特进行人体素描一事的意见。他认为如果要进行艺术创作,出于写实角度考量,自然应当使用模特。不过可以不从社会上聘请专业模特,用别的方法代替也不妨是一个好选择。考虑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张际春在信件结尾特别说明了:“我绝对不是认为主席批了也不能执行,我是同意聘请模特的,只是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提出一些新意见。”

然而即使写了这段话,依旧没能避免被人陷害,有人认定这是令张际春下台的大好机会,他们断章取义污蔑张际春说过“即使主席批了也不能执行”,给张际春扣了“顶撞主席”等帽子,对张际春同志的批斗和迫害就这样一步步升级了。

在如此非人的待遇中,张际春的身体每况愈下,风烛残年还被迫挤公交车去参加批斗大会。在一次去批斗大会的路途中,由于人太多车况拥挤,张际春不慎摔伤,这一摔令张际春的身体大不如前,免疫力和抵抗力都下降得越发厉害,自此一病不起。

1968年底,张际春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阶段,然而由于迫害,当时最权威的北不愿意医治他,张际春只好孤身一人前往医疗条件落后的区属医院进行治疗。张际春的病情在落后的医疗环境中加速恶化,没住几天,就在医院里含冤去世了。

1979年1月24日,党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张际春、徐海东等8位同志的平反追悼会,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致悼词。悼词高度评价了张际春革命的一生:“他长期在军队中担任领导工作,是我党我军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抗战胜利后,他是刘、邓的得力助手,为取得我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加强西南部队和地方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领导全国宣传文教工作中,他坚决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宣传、文教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90年秋,由宋任穷作序的《张际春文选》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收入了张际春撰写的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总结、通讯、回忆文章、日记和一些重要讲话稿共45篇,多数没有公开发表过,书中还附录了一些同志缅怀他的文章。

在序言中,宋任穷郑重指出:“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这本文选,不仅是对这位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的最好纪念,也对年青一代学习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大有裨益,更是我党政军民各级干部和宣传、文教系统同志们的很好的学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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