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清光绪十六年庚寅五月十七日（1890年7月3日），陈寅恪生于湖南长沙通泰街的周达武私宅，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且恪为兄弟间排辈，因此为其取名寅恪。陈家属于客家人，从陈寅恪六世祖陈公元开始从福建上杭迁到江西义宁州（今江西省修水县）居住。陈寅恪的祖父是清末担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父亲陈三立是光绪十五年的进士，后辅助其父陈宝箴处理湖南政务，被时人称为“晚清四公子”之一。[a][2][7]陈寅恪是陈三立的第三子，陈氏家族总排行第六，有兄弟四人和姐妹三人。[3] 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年（1893年-1894年），年仅四五岁的陈寅恪在湖北武汉被安排进私塾启蒙读书。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陈寅恪祖父陈宝箴调任湖南巡抚，陈家全家搬往长沙居住，陈宝箴邀请湘潭宿儒周大烈担任陈寅恪等兄弟的家庭教师。陈寅恪在这样的环境下，幼承家训且饱读经史，对于《十三经》《皇清经解》等书基本能背诵；同时受陈宝箴的影响，陈寅恪对《本草纲目》等中医著作也感兴趣。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夏天），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寅恪随父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由于家学渊源深厚，陈寅恪眼界开始扩及东西洋。[5] 两次留日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1902年3月），十三岁的陈寅恪跟随长兄陈衡恪东渡日本自费留学，他们同时和率领官费留学生的舅舅俞明震一同乘船前往日本，到达日本之后，陈寅恪兄弟二人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速成普通科江南班，学习日语和普通课程，除此之外还学习其他的文化知识。两年之后的暑假，陈寅恪返回南京看望父亲，并在同年与五兄陈隆恪一道通过官费留日学生的考试，到达日本后仍在弘文学院高中部学习。[6] 留学日本期间，陈寅恪主要将精力放在学习日语上，同时体验日本的生活习俗和研究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学术著作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陈寅恪由于所患的脚气病加重，不能再坚持学习而休学回国调养，但却一直关心日本学术界的发展情况，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做借鉴，从这年秋天到宣统元年（1909年），陈寅恪一直就读于上海吴凇复旦公学（后来的复旦大学），期间他一边就医一边读书，涉猎各种学科的知识，还曾在某次夏季考试中考取第一名的成绩。[16][6] 三赴欧美
宣统元年（1909年）秋，陈寅恪尚未从复旦公学毕业，就在三舅俞明颐的资助下被父亲陈三立送到德国留学，[17]到达德国后陈寅恪于次年考入柏林大学学习语言文学，期间为日本吞并朝鲜感到愤懑而写诗讥讽。宣统三年（1911年）春，由于脚气病复发，陈寅恪不得不转地治疗调理，后他自费来到挪威旅行。同年秋天陈寅恪转到瑞士的苏黎世大学学习语言文学，学习期间成为第一个读过马克思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中国人。[18] 然而由于祖父陈宝箴去世后，家里经济状况出现问题，再加上辛亥革命爆发后国内环境混乱，陈寅恪和两个兄长的留学费用难以筹集，因此陈寅恪不得不于1912年春天暂停学业提前回国。次年春天，陈寅恪筹足留学的费用，只身前往欧洲并考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学习，选择社会经济专业。由于陈寅恪自费留学的生活开支很大，因而在法国期间生活贫困，但期间他学习了西方政治经济学原理，为他之后做历史研究提供借鉴。[18] 1914年秋，江西省教育司副司长符九铭以“阅留德学生考卷、并许补江西省留学官费”为由电召陈寅恪回国，次年春天陈寅恪到北京担任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主要负责翻译东西方政治经济学资料，1916年还被湖南督军谭延闿邀请担任湖南公署交涉科科长，负责对外联络事宜。从1915年至1918年，陈寅恪连续三年为江西省批阅留德学生考卷，但之后由于生性清高而厌倦官场习气，最后选择辞官专门治学。[18] 1918年11月，29岁的陈寅恪从上海乘船至美国留学，次年抵达美国后他注册哈佛大学文理研究院学习世界历史，并师从蓝曼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期间陈寅恪广泛涉猎史学、佛学、文学等学科，还与美国比较文学系教授白璧德讨论佛理。[19]1921年，为进一步研究梵文等中亚语言文字，陈寅恪选择进入德国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并师从吕德施教授继续深造梵文等语言。后他申请加入首个以汉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组织——景星学社。[18] 清华执教
1924年下半年，吴宓担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办处主任，并致信校长曹云祥邀请陈寅恪回国任教，次年曹云祥同意以薪资四百元邀请陈寅恪至清华研究院任导师。但陈寅恪在1925年收到吴宓的回信后并未立即动身，反而要求国学研究院购进一批国内买不到的图书。同年8月，吴宓多次奔走于庶务处、会计处和曹云祥校长等处活动。曹校长经过考虑，同意预支陈寅恪薪金2000元，预付购书公款2000元，折合成美元于9月3日、9月18日，由吴宓亲自交花旗银行汇出。10月8日吴宓给陈寅恪汇去追加的购书公款2000元。[20] 12月18日，陈寅恪从德国出发动身归国，并在收到吴宓寄来的款项后请罗家伦等朋友在德国帮忙购置图书。1926年，陈寅恪回到杭州看望已患尿闭症的父亲陈三立，同年7月在陈三立病情未定之后他到达北京清华园报到。在清华任教期间，陈寅恪支持吴宓主编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后又资助经济困难的《学衡》杂志，结交归国的欧美留学生和文化教育界名流等人。1927年7月21日，陈寅恪在反对提前毕业出洋的宣言上签字，并与金岳霖等人一起登报质问清华董事会，反对留美预备部学生提前被遣派出洋，最终迫使外交部训令否决预备部学生的提前出洋决议。[20][21] 1928年春，北平大学北大学院院长陈大齐聘请陈寅恪为历史系学生讲解佛教翻译文学和“蒙古源流”，此后陈寅恪一直在北平大学与清华大学两处奔走，同年8月30日，陈寅恪赴上海与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结婚。次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因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去世而宣布停办，陈寅恪改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系合聘教授，同时在中文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开设专题课，结合德国兰克学派、西方东方学理论、中国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研究并指导学生。1929年，陈寅恪提出不脱离教学和不负责行政工作的要求，获允之后同意受聘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主任。[20][21] 同年6月，为纪念王国维去世二周年，陈寅恪受邀撰写王国维纪念碑文，其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1931年5月，他在《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职责》，系统阐发自己的历史价值观，表达对中国史学研究落后日本的担忧，以及调整研究方向以振兴中国学术文化的意图。同年，陈寅恪由于学术研究方向有变而退出德国东方学会。从1931年至1937年，陈寅恪一直专心于史学研究和清华执教。[22] 南迁岁月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日军开始全面侵华，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五天，并于当年的9月14日去世。治丧完毕后，陈寅恪本来打算隐居读书而观察时局变化，但受父亲绝食而亡的刺激，同时日本人已经注意到其行踪，因此陈寅恪为避免个人失节问题而决定改装离开北平，适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湖南长沙组建临时大学，陈寅恪携全家和朋友毛子水一同前赴长沙。[22] 1938年由于战局变化，清华大学奉令前往云南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大，陈寅恪选择从衡阳转到广西桂林，再乘船抵达香港并取道安南到云南西南联大授课。同年8月，陈寅恪在西南联大开学之前抵达昆明，并担任文学研究所史学组导师，次年6月主持文学研究所的口试招生工作。[22]但陈寅恪在昆明期间，身体羸弱且眼病加重（右眼视网膜脱落），其妻子唐筼和女儿身体状况同样欠佳，虽经傅斯年四处筹款医治，但由于战时医疗条件较差，而未能将陈寅恪的眼病根治。陈寅恪靠着对知识的记忆和毅力完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于1940年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23] 1938年，陈寅恪得知英国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孟乐退休，于是向剑桥大学申请教授职位，但由于申请资料未到而被剑桥大学延缓申请。后牛津大学向陈寅恪发出邀请，但最初陈寅恪由于经济薪酬问题而婉拒。1939年春，牛津大学正式聘请陈寅恪为该校的汉学教授，并授予他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的职称，陈寅恪成为牛津大学建校以来第一位中国人专职教授。同年6月22日，陈寅恪从昆明出发抵达香港，在和家人短暂团聚之后准备前往英国，但由于二战爆发而终止行程。[23] 重返昆明之后的第二年（1940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授予陈寅恪新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学术研究社科类一等奖，同年4月又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期间陈寅恪因蒋介石指定顾孟余为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而愤懑不平，坚决反对投票支持，后虽然其心中候选人胡适未能继任院长，但陈寅恪却对蒋介石的行径感到不满，于是离开重庆返回香港，并致函牛津大学要求开始下半年授课。[23] 1940年11月，陈寅恪被聘为香港大学哲学客座教授，并由中英庚款委员会支付其薪水以供生活，次年接替病故的许地山担任中国史教授。1942年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并攻占香港，陈寅恪未能成功逃离，后他辞去香港大学的教授职位而在家闲居，委托学生张向天谋得图书馆中的职位以过生计，期间陈寅恪多次拒绝日本和汪伪汉奸的邀请和劝降，虽生活贫困但仍保持文人气节。不久国民党要员朱家骅被陈寅恪的爱国事迹感动，并筹资四万元帮助陈寅恪离开香港。[24] 晚年与病逝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顺道去伦敦治疗眼疾，经英医诊治本已见成效但由于此前受国内庸医手术影响，再开刀眼病逐渐加剧，最后被诊断双目失明。陈寅恪失望之余辞去聘约，于1949年经北美返回祖国并任教于清华园，同年他移居广州，拒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应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的邀请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担任中文和历史双系的合聘教授。从1949年到1952年，陈寅恪先后在《岭南学报》《南国》等嶺南大學刊物止發表了《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论元白诗之分类》《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崔浩与寇谦之》《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元和体》等论文，以及《论韩愈》《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等十篇新论文。[9] 1950年8月，由杜国庠主持的中国历史学会广州分会成立，陈寅恪受邀成为该会的委员之一，这是陈寅恪第一次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术机构的职务。1952年底，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陈寅恪于当年的初冬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次年11月，陈寅恪的学生汪籛受郭沫若等人的委托劝说陈寅恪北上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但陈寅恪要求研究所不尊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后郭沫若再次向陈寅恪发出任职邀请又被其拒绝。1954年春天，陈寅恪评论清代女子陈端生《再生缘》的作品《论再生缘》最终定稿，次年9月，中山大学校方采纳陈寅恪的建议正式聘请黄萱担任陈寅恪的专任助教。1956年1月，陈寅恪担任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特邀委员之一，之后又担任第三届和第四届委员，但陈寅恪都没有前往与会。[8][9][10][11] 1960年7月，由著名文人章士钊提议和中央相关部门批准，陈寅恪和沈尹默等四人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但陈寅恪等人都没有北上接受聘任。1962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洗浴时不慎跌倒，右腿骨折，但仍坚持完成《柳如是别传》的初稿。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广州的红卫兵赶走陈寅恪的得力助手黄萱女士，他们还张贴大字报要求陈寅恪不能出校门，将其列为“特号对象”，冻结他的薪俸与银行存款，陈寅恪珍藏的大量诗稿书籍也被焚烧，因此陈寅恪的身心遭受巨大折磨。1969年5月5日下午，陈寅恪躺在床上，气脉几近衰竭。同年10月7日晨5时30分，陈寅恪由于心力衰竭和肠梗阻、肠麻痹等疾病在广州病逝，享年八十岁。[11][12][25]
人物成就
陈寅恪的研究范围很广泛，在很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史学领域如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史学方法等方面的贡献更为突出。[26]他是中国现代第一代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业史学家，其后中外名家辈出, 莫不尊奉他为现代中国中古史研究的先驱。[27]直到现在，中古史领域的许多根本性问题的检讨依然建立在陈寅恪先生提供的分析框架中，陈寅恪的论著构筑了中文世界中古史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典范。[28]
治学思想
诗史互证
陈寅恪的治学方法比较突出的一点是他从文、史、哲多视角思考并综合中外前代史学研究方法，然后加以继承和发展而总结的“以诗证史、以史说诗”的方法。这种方法本质上讲是以最广义的“文化”来界定其“诗”和“史”的内涵，“以诗证史“就是以最广义的文化史料来考证“正史”，侧重于归纳；“以史说诗”是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阐释传统文化作品，侧重于演绎，而在过程中使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文化决定论”，比如陈寅恪在《讲演录》中，“以诗证史、以史说诗”表现为“史”(或“诗”)与其他多学科多事物间的复杂联系，除了包含以诗、文等传统的文学材料证“史”之外，至少还包括以野史笔记和其它子、集部材料证史，以文字、音韵、训诂等经学、小学资料和方舆、天算等辅助材料证史，以及上述诸学科材料在“诗”“史”互证中兼综贯通诸义。[29]
重视考据
陈寅恪继承乾嘉学者的优良考据传统，认为准确地鉴別史料便能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陈寅恪在考据史料中不依靠偏僻的史料或版本上的异文立论，而是多引用常见的典籍和通行的版本，另外从许多事物的相互联系中判断某一事的真伪、发生、变化和发展，而不偏重于字句的比勘。陈先生认为文字的校订也是考据的一种手段，并非不需要，在他的著作中也视善本书的作用。他认为从文字上校订史料，属校勘学的范畴，而校勘学不过是考据学的一个部分。他把文字校勘作为事证的旁证。比如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中考证了陶潜所写的“桃花源”，并非纯出于乱世人们对世外桃源的向往，而是当时确实存在的坞堡的情况。[30]
讲求史识
陈寅恪直接继承了宋贤重义理求通鉴的史学思想，特别强调“在史中求史识”，“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要摆脱“时间空间之限制”达到“总汇贯通，了解其先后因果之关系”，从而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他重视在丰富的史料考证基础上的阐释与批评，能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这些普遍性现象的具体分析和阐述中体现历史或文学的发展规律。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陈寅恪多次强调比较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主张回到“原典”，探索比较文学背后之文化本原，从个别的比较研究上升到对文学规律和文化特质的总结。陈寅恪讲求“史识”，善于从大量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抽象出一些古今相同的历史或文学史“规律”。[31]
研究成果
佛教文化
陈寅恪留学欧美期间就学习梵文、巴利文等东方语言文字，以研究宗教史崛起于史学界，尤其是对中古佛教史的研究成就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陈寅恪注重中古佛经的文字校勘和考证，力图通过考证来说明社会文化现象，他根据《三国志》考证出三国名医华佗二字来自天竺语agada，意为“药”，汉译时脱去字首元音“a(阿)”即为华佗。华佗原名华剪，因医术高明，人们将其比附于印度神话中的药神；竹林七贤虽有七贤存在，但竹林一词则是假托佛教名词Veluvana的译语，是佛祖释迦牟尼说法的地方。七贤大谈玄道，故以Velu一词比附，遂有竹林之游一说。[26]
第二，陈寅恪注重佛经与中古文学的联系，他考证出许多中国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情节都可溯源于佛经故事，比如《西游记》中玄奘弟子孙悟空的原型为印度著名叙事史诗《罗摩延传》第六篇中的工巧猿，合并了《贤愚经、顶生王缘品》中顶生王升天争位的故事，于是有猿猴大闹天宫一节；慈恩法师流沙河诵经去恶鬼的故事则为沙和尚故事之起源。除此之外，陈寅恪还通过研究佛典中长行与偈颂相间的形式以及向说经文体的递嬗，指出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是说经文体的一种结构。散文偶杂诗歌为说经文体的另一种结构，这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富有启发的起点。[26]
第三，陈寅恪借佛教来解释社会历史的一般状况，比如佛教教义“无父无君”、“沙门不拜”、“沙门不敬王者”等亦皆与中国传统的忠君孝亲观念不相容而不得不摒；借用佛道行般若之意旨以解释庄子之《逍遥游》，便是以佛释道之一例，天台宗也是佛教华化的结果。除此之外，陈寅恪还详细注重佛教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指出详细地分析了隋文帝、炀帝、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以此说明自隋大业至唐景云年间佛教地位的升降与政治集团变易的关系；中国传统之声本位为五声，即宫、商、角、徵、羽，而所谓平、上、去、入四声，乃摹拟西域读经之方法以供中国行文之用。[26]
中古历史
陈寅恪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初开始讲授中国中古史课程，研究中国中古史长达30多年，学术成就和贡献比较突出，大概是三个方面的研究方向。为首的是政治内容（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势力的起伏），陈寅恪从文化的角度指出魏晋之兴亡递嬗乃东汉晚年两大集团竞争胜败的问题，他将东汉末年的统治阶级分为两大集团（尚法轻礼、出身寒族的内廷阉宦和出身豪族、崇尚儒学的士大夫）；他还首先提出南北朝隋唐时期“关陇集团”的说法，初唐社会的轴心“关陇集团”和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高门贵族相抗衡，武则天改革科举制度引进人才而打破关陇集团；中唐后士大夫分为两党——世族旧人和科举新人勾结内廷宦官（牛李党争）。[26]
除了政治之外，陈寅恪还注重考证典章制度的前后继承，比如在第一部史学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精细地考察了隋唐主要制度，如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制度的源流，纠正了人们认为隋唐制度渊源于西魏、北周的一般看法，指出其源流主要是北魏、北齐，其中包括了东晋、南朝前期所承魏晋文化以及保存于河西一带的汉文化，集江左、中原、河西三种文化之大成，是隋唐制度的主体，其次还有梁陈一源和西魏北周一源；关于刑律，先生指出隋唐与北魏、北齐嫡系相系，而与北周律无涉。[26]
陈寅恪还将眼光扩至当时的民族融合与迁徙，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都反复强调种族和文化问题“是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先生对五胡种族，少数民族政权的民族政策，民族的分布和迁徙以及各族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都进行细致分析并提出独特见解。例如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通过分析两晋之际南来的北方各阶层迁徙的路线及定居地来说明东晋南朝300年间政治社会之变动及文化之融合；在《东晋南朝之吴语》和《从史实论切韵》中，则通过语言现象来看北方侨姓移居南方后南北文化的交流。[26]
边疆民族
陈寅恪注重研究中亚地区的民族并取得重要成就，他先后研究过中亚地区的突厥族、藏族和蒙古族。首先，陈寅恪对突厥史以及突厥和唐朝关系研究最详。他利用掌握突厥文的优势，并吸取国外著名突厥史专家（法国的沙畹、俄国的巴托尔里德）的研究成果考证唐代许多重要史事。比如唐高祖李渊曾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唐太宗与突利可汗结为兄弟等为唐代史家所避讳的史实，经过陈寅恪考证为世人熟知，除此之外还分析唐太宗灭突厥汗国成功原因、太宗用突厥蕃将兵和玄宗用蕃将兵的异同。[32]
其次，由于吐蕃在唐代历史上关系重要，陈寅恪在中古史著作中对它有不少精辟论述，主要考证对藏族历史事件和人物、挖掘藏族历史资料。比如陈寅恪在《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中考证出吐蕃彝泰的名号和年代，为吐蕃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陈寅恪对《长庆唐蕃会盟碑》的研究成果学术价值不菲，尤其是陈寅恪考证出已被埋没的吐蕃名僧法成大师（吐蕃译经僧人，生为唐文宗太和之世，对佛教传播和促进中印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其藏译本佛经可以校勘出汉文佛经中的许多错误）。[32]
最后，陈寅恪对蒙古族历史的研究成就主要集中于对古代蒙古史书《蒙古源流》的考证。由于《蒙古源流》中内容艰深，长期不为人所重视。陈寅恪曾发表了一组研究此书的文章（最有代表性的是《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全面分析、论证此书并订正错误。陈寅恪研究《蒙古源流》最大的特点是首先引进西方的对音勘同的译名还原方法，后采取勘对满、蒙、汉文本译名的异同，订正汉文史籍中对藏、蒙古史中的错名等，突破了晚清学者沿袭补证或重修正史的老路，使得30年代后的蒙古史步入新阶段。[32]
语言研究
陈寅恪的《四声三问》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事实出发，探讨了其对汉语音韵发展的作用，分析了梵语发音对汉语音调的影响，进而解释出汉语四声音调的历时变化过程。通过对比印度古时玄奘所称的《声明论》之三声，陈寅恪在分析汉语音韵发展的基础上，探讨了近代汉语的音韵和语调的特征，他借用传统的“体用”之说，论证四声的产生与佛教传入中国的关系，解释了四声与中国宫、商、角、徵、羽的关系；以五声为体，四声为用，陈寅恪以严谨缜密而又公正科学的态度，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外来文化对汉语的影响，认为四声的演变、骈文的繁荣和近体诗的兴起，都与四声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33]
人物作品
时间（出版） | 作品名称 | 作者 | 类型 | 出版方 |
1943年 |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34] | 陈寅恪 | 专著 | 重庆商务印书馆 |
1944年 | | 陈寅恪 | 专著 | 重庆商务印书馆 |
1950年 | 《元白诗笺证稿》[34] | 陈寅恪 | 专著 | 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 |
1959年 | 《论<再生缘>》[b][34] | 陈寅恪 | 文章 | 香港友联出版社 |
1977年 | 《陈寅恪先生全集》[34] | 陈寅恪 | 文集 | 台湾九思出版社 |
1980年 | | 陈寅恪 | 传记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0年 | 《金明馆丛稿初编》[4] | 陈寅恪 | 专著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0年 | 《寒柳堂集》[4] | 陈寅恪 | 文集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1980年 | 《金明馆丛稿二编》[4] | 陈寅恪 | 专著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0年 | 《陈寅恪文集》[4] | 陈寅恪 | 文集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7年 |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35] | 万绳楠（整理） | 文集 | 黄山书社 |
1993年 | 《陈寅恪诗集》[34] | 陈流求、陈美延（编汇） | 诗集 | 清华大学出版社 |
1996年 |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36] | 张步洲 | 随笔 | 中国青年出版社 |
人物评价
作家陆键东评价：“有些人死了，但他依然活着。作为历史学家，陈寅恪的生命已依附到那些卓尔不群的著作之中；作为一个文化大师，陈寅恪的灵魂已经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37]
中国历史学家周一良评价：“陈先生（寅恪）的学问，似乎深不可测，高不可攀，无从着手，不可企及。”[38]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15]
陈寅恪的弟子、史学家卞僧慧：“陈寅恪先生教育我们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39]
著名学者毛子水曾评价：“那年夏天傅孟真也从英国来柏林，我见到他时他便告诉我：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40]
陈寅恪的弟子、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佛学家季羡林评价：“乃师（陈寅恪）博学多能，泛滥无涯。”[41]
国学大师刘文典评价：“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42]
国学⼤师吴宓评价：“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15]
哲学家金岳霖评价：“寅恪先生不只是学问渊博而已，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而且也是坚持正义勇于斗争的人。”[43]
钱钟书讽刺陈寅恪：“解放前某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的《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考证'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而这是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仿佛要从X光透视里来鉴定图书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44]
近代国学大师钱穆评价：“陈寅恪的作品一是'冗沓而多枝节’且不可诵；二是'临深为高，故作摇曳’。”[45]
人物关系
先祖 | 陈公元（字腾远，号鲲池，陈寅恪的六世祖） |
祖父 | 陈宝箴（谱名观善，字相真，号右铭，晚年自号四觉老人，曾任湘军曾国藩的幕僚，后担任湖南巡抚） |
父亲 | 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光绪十五年进士，曾任吏部考功司主事） |
叔父 | 陈三畏（字仲宽，青年早逝） |
舅父 | 俞明震（原清末南京陆师学堂兼附矿务铁路学堂总办） |
母亲 | 俞明诗 |
长兄 | 陈衡恪（字师曾，号槐堂，就读于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近路矿学堂，与鲁迅是同学） |
五兄 | 陈隆恪（字彦和，家族总排行第五，曾留学日本，拒绝日本人的高官厚禄诱惑，生活清贫） |
七弟 | 陈方恪（字彦通，家族总排行第七，国学功底深厚，精通外语，解放后担任南京市政协委员） |
八弟 | 陈登恪（字彦上，家族总排行第八，北京大学教授黄侃的学生，后曾留学法国） |
姐姐 | 陈康晦（陈三立长女） |
九妹 | 陈新午（陈三立次女，著名学者俞大维之妻） |
妹妹 | 陈安醴（陈三立幼女，青年早逝） |
妻子 | 唐筼（原名家琇，号稚筼，字晓莹，清末爱国官员唐景崧四子唐运泽之女） |
长女 | 陈流求 |
次女 | 陈小彭 |
三女 | 陈美延 |
表妹夫 | 傅斯年（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在柏林大学的同门师弟） |
以上参考资料来源：[7][3] |
人物轶事
四不讲
陈寅恪先生，曾坦言自己的讲课原则：“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陈寅恪讲课，听众甚多，甚至连朱自清、冯友兰等知名教授也风雨无阻前去旁听。陈寅恪的“四不讲”其实就是说点自己的话，言人所未言，讲人所未讲。[46]
妙对吴宓
1929年吴宓与其原配夫人陈心一离婚，意图与海伦女士结合，但后来海伦与他人结合，吴宓算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陈寅格为安慰老友而送联给吴宓，联曰：“新雨不来旧雨往，此生未卜他生休。” 上联取自杜甫《秋述》一文中的“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下联是李商隐《马嵬》诗中的一句，此联两处暗嵌吴宓字“雨生”，“新雨”与“旧雨”相对，暗喻与吴宓有关之两位女性，而这两个词又分别与下句的“他生”和“此生”相对，喻示了吴宓的今生必定充满悲剧，而来生是否幸福也不得而知。吴宓得此联后知道是老友对己之幽默雅致的同情之语，而陈寅格也正是此意，因为他知道对于吴宓正面的劝解往往不会有效的。二人相知如此，不愧为真正的终生知己。后来吴宓自己也曾戏撰一联，对一生予以总结，其中也暗嵌“雨僧”二字，可以与陈寅恪此联相呼应，联曰：“一生长畏风留雨；三宝终依佛法僧。”[47]
大宴东方楼
陈寅恪初到哈佛，不少中国同学、同乡接连为其接风洗尘，陈寅恪为表示谢意决定于“东方楼”（哈佛附近最大也最有名的中国饭馆）大设宴会，宴会出席者人数众多，菜肴丰盛，和当年北京、上海著名大饭店的规模和内容相差无几，燕窝、鱼翅、海参及中国各地名特产等应有尽有，所费自然不宽。陈寅恪不像吴宓属于公费留学生，他完全是自费留学，所以长期在外生活，经济上常常紧张，但因个人节省，除买书外基本无其他日常花费，而且他们还有自己筹划经营的办法，所以陈寅恪可以拿出钱来招待朋友，后来吴宓认为陈寅恪请客一事可以算作中国留学生在哈佛之趣闻之一，因此套用《红楼梦》中的题目，把它戏编为小说回目：“陈寅恪大宴东方楼，吴雨僧三探南车站”。[48]
墓葬与后世纪念
墓地
陈寅恪的墓地位于江西省中科院庐山植物园的三老墓（即庐山植物园的创办人胡先骕、陈封怀、秦仁昌三人之墓）附近，陈寅恪夫妇墓地左侧石头上的碑文为黄永玉先生所撰，上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落款为“后学湘人黄永玉敬书”。陈寅恪夫妇去世后，他们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寄存银河公墓，因“文革”时期遭受迫害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愿接受陈寅恪先生的遗骨，直到2003年4月30日，植物园征得陈氏姐妹（陈流求、陈小彭）同意后，将陈寅恪夫妇骨灰入土庐山植物园。[49][50]
纪念活动
2019年11月1日至2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复建十周年暨陈寅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主持会议开幕式并发表讲话，陈来认为纪念陈寅恪先生的重要方式是总结其学术贡献与方法，并加以发展和开启中国学术的新篇章。纪念会的第一场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的主旨演讲《古今中西间的陈寅恪》。为了准备这次纪念会，刘东一年前组织了“重读陈寅恪”工作坊，带领学生系统阅读陈寅恪的著作。在讲稿中，刘东从四个角度阐述了对陈寅恪的理解。11月1日下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自2009年复建以来招聘和培养的博士后，按照史学、儒学、文学文献等主题进行研讨。参与论文发表与评议的有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的二十余位学者，论题包括陈寅恪的生平、唐代政治史、儒学、近现代学术史、文学史、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等领域。[51]
故居
康乐园，位于中山大学南校区，因曾是山水诗人谢灵运居住之地得名。其中，格兰堂南有一座红色两层楼，是中国历史学家陈寅恪的故居。故居原名麻金墨屋一号，建于1911年，由美国麻金墨夫人捐建。1949年，陈寅恪从上海来广州任教于岭南大学，1953年夏他搬入此楼，并在此度过十六年。故居前的水泥路以白色分外醒目，为方便视力不佳的陈寅恪行走而设。故居前门有饶宗颐先生题写的陈寅恪故居牌匾和“东南区一号”的木质门牌。故居正厅中，有陈寅恪的半身塑像。壁上陈炜湛教授用甲骨文手书的陈寅恪名言是陈先生在1929年为王国维撰写的碑铭。二楼的陈设保持陈先生生前的原貌。北墙窗户外可见陈寅恪的铜像。南面宽敞的走廊分为书房和教室，都留有先生当年的家具和教学工具。走廊东部的书房，是陈寅恪从事学术研究和著书的地方。《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重要论著均在此完成。[52]
人物争议
陈寅恪的争议主要还是他姓名中最后一个字的读音，主要有两种叫法：ke（四声）、que（四声）。在民国时期确实有不少人“que”音的现象，比如赵元任、杨步伟夫妇指出“恪”字的确有很多人误读若“却”；胡适在1938年7月29日向英国牛津大学写信推荐陈寅恪出任该大学汉学教授时写道“Prefessor Ying-Chiuh Chan is about 47 years old..(陈寅恪教授时年47岁)”，这一写法念出来是“陈寅恪（却）”；陈寅恪的女儿在填学籍报家长名时就读“que（却）”，读法来自陈寅恪祖籍江西修水的族谱，属于客家方言的旧读。但据王钟翰《陈寅恪先生杂记》中记述陈寅恪讲课略带长沙口音，因此本人不太可能发出汉语普通话中的“que”音，而且陈寅恪家族中许多恪字辈的成员都不读成“que”，因此陈寅恪（que）的名字也应该是误读。实质上，今天不少读“que”的人，更多是出于对自己师长的尊重，态度是有些非理性的文化崇拜意味，按照目前比较流行的普通话发音，读成“ke”是最标准的。[1][53][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