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忘情
1945年10月30日,奉命向解放区发起进攻的蒋军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在邯郸宣布起义后,脱离了战场。此举,在平汉战役前线的蒋军中引发强烈震动,对促进马法五率领的第40军、第30军全面溃败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鉴于这是抗战结束后,蒋军阵营发生的第一次起义,因此我党极为重视,还一度提出,要对蒋军发动广泛的攻势,掀起“高树勋运动”,争取让更多的蒋军以高树勋为榜样,站到人民这边来。
不过,到1947年6月,晋冀鲁豫军区却被迫扣押了起义的高树勋部所有团以上军官,并将士兵补入新建的晋冀鲁豫第10纵队。发生这一重大变故的缘由,是我军终于发现,此前对高树勋部的怀柔政策非但没能将这支部队改造过来,为人民所用,反而成了埋在根据地内部,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因此只能采取断然措施,阻止最坏情况的发生。
高树勋的新编第8军起义后,为了给其他潜在的,有可能起义的蒋军树块样板,我军将其改编为颇具中性色彩的“民主建国军”,委任高树勋继续担任军长。为了确保起义军官的切身利益,不让他们感到“被剥夺兵权”、“被架空”、“有名无实”,我军除委派王定南为“民主建国军”政治部主任外,一直未触动这支起义部队的组织架构。为了避免军官们误会和反感,我军甚至未在该部士兵中做改造工作。
非但如此,我方还在根据地经济和财政均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给予“民主建国军”明显超过我主力野战部队标准的生活待遇。该部起义时已是深秋季节,但官兵还身着单衣。晋冀鲁豫军区立即将原本配发给我军主力野战部队的被服,优先发给“民主建国军”。这与蒋军方面歧视、排斥异已的传统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刚开始确实让“民主建国军”官兵感到温暖和感动。但是,根据地的经济和财政状态毕竟无法和国统区相提并论。这种超规格待遇不仅让许多我军指战员想不通,而且古代先贤早就说过“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
高树勋部原系西北军。西北军在蒋军中是出了名的生活清苦,却有着和所有旧军队一样的官兵待遇悬殊、军官沉溺于享乐的陋习。供给若不足,情况好点的,就像高树勋那样,直接向军区开口讨要。高树勋本人甚至连自己的收音机没电池这点事,也亲自写信给上级,要求想办法解决。情况差点的,或者说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官兵“直接自行取用”老百姓的物品,甚至不告而借。由此,“民主建国军”起义后在河北安县驻扎没几个月,当地老百姓就受不了,纷纷要求将这支部队调走。
对于这些问题,当时有关方面过于考虑照顾起义官兵情绪,没有对违规官兵予以深刻的思想教育和严厉的惩处,而是采用了和稀泥的解决方式,结果进一步加剧了群众不满,也让起义官兵越发肆无忌惮。由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闹到后来,我方不得不让该部移防到平乡地区。等该地民怨沸腾,又让“民主建国军”移防了事。
如果说,这些只是小节的话,那么“民主建国军”官兵在大节上是很让我军失望的。该部之所以起义,并不是有多高的觉悟,而是在深恐被老蒋驱使到内战前线,当作炮灰牺牲的情况下,寻求自保的无奈之举。虽然高树勋本人在起义后,通过四处学习,思想上进步很快,也多次主动给同为西北军袍泽的张岚峰、孙殿英等人写信,劝他们起义,但大多数“民主建国军”军官是没有这个觉悟的。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这就是为什么1946年6月底,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民主建国军”以拖延手段,拒不进行任何军事训练和备战,以此达到拒不加入我军战斗序列参加战斗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根据地军民勒紧裤腰带,好吃好喝供养了万余不能保卫根据地,只会祸害根据地人民的“大爷”。这种状况,断绝持久。
更为过分的,也是我方最终狠下决心彻底解决“民主建国军”问题的,是解放战争爆发之初,我军实施战略防御,大踏步后退,让根本不了解我军的大多数起义军官和相当一部分起义士兵认为“朝不保夕”,从而心思又开始“活络”起来。1947年3月,我军撤出延安,这些人更是认为我军“失败已成定局”。为保障自身利益,许多起义军官利用早先的人脉关系,暗中与蒋军方面又沟通了联系。而未参加起义的原新8军副军长马伯言,竟也通过这些联系渠道,将劝降信送到了高树勋手中。
虽然高树勋本人立场坚定,主动将这封劝降信交给了我方,但该部人心浮动,一些军官暗中串联,蠢蠢欲动之势已是高树勋弹压不住的既成事实。在内外斗争形势极为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晋冀鲁豫军区被迫强力解决由来已久,久拖不决的“民主建国军”问题。
虽然对高树勋部的整肃过程中,因为长久压抑的不满情绪得以集中释放,因而一些整肃手段以事后观点来看有些过火,在整肃过程中也曾经冤枉了一些人,但总体大方向并没有错。因为继高树勋之后在苏北前线起义的郝鹏举部,在东北海城陷入绝境时被迫起义的滇军184师潘朔端部起义,我方均是在其起义后给予了超规格待遇,甚至还予以扩编,但未对起义部队加以改造。结果,这两支所谓的起义部队,均在敌人大军压境时临阵复叛,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3个战略区的首支战场起义部队都发生了问题,改造无一成功,引发了我方深刻反思。相关人员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大背景下,起义部队官兵思想上难免发生动摇。过于照顾起义军官的情绪,试图用保留旧有组织架构,提供优厚待遇的办法,必然事与愿违。因此,我方对此后起义的孔从周部、曾泽生部、吴化文部,都给予与我军相同的待遇,并且向部队中派出大批政工干部,在起义部队中建立基层党组织,成立士兵委员会,开展审查、诉苦等一系列运动,对旧军队的组织架构进行彻底改造,这才将它们悉数改造成为人民利益而战的新型军队。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方在改造高树勋部、郝鹏举部、潘朔端部过程中所交的“高昂学费”,并没有白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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