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1948年在昆明离别时，沈美娟才3岁，但沈醉在车站一眼就认出了她。当沈醉跑过去叫她时，沈美娟怯生生地看着沈醉，很不习惯地叫了声“爸爸”。13年来，沈醉第一次听到这种亲切的称呼，感动得热泪夺眶而出。他紧紧拉着女儿的手，许久说不出话来。
沈美娟5岁时，沈醉的小舅子就带着她和沈的大女儿小燕，从香港回大陆寻找沈醉。哪知道小舅子不靠谱，把两个小姑娘放在了伯外婆家，就跑得无影无踪。伯外婆解放前是一个贫农的女儿，从没见过沈醉夫妇，更没有得到过他们半点好处，却辛辛苦苦地抚养着两个没人管的孩子。
当时伯外婆老两口都没有工作，就靠洗衣服和捶石头来抚养她们。政府见他们一家生活困难，就介绍伯外婆到工厂当工人，伯外公因年迈不能外出工作，就在家里领着她们糊火柴盒，待她俩像亲外孙一样。后来，大女儿小燕病死了，伯外婆继续抚养沈美娟，并供她上学，一直待她很好。
在民政局的照顾和关怀下，沈醉带着女儿在北京玩得很痛快，算是他十几年来最快乐的日子。
暑假很快即将结束，沈美娟一走，沈醉又陷入了对妻子粟燕萍的思念之中。他又一连去了几封信，粟燕萍却只寄来许多吃的、穿的东西，没有回信。
后来总算盼到了粟燕萍的回信，信中不但答应回来看沈醉，而且决定回来之后就不走了。沈醉高兴地哭了起来。他逢人就说，见人就讲，恨不得让所有的亲友都知道爱妻要回到自己身边来了。
沈醉向民政局领导汇报了这件事，并希望粟燕萍回来之后，能得到妥善安排。领导得知这个消息后，表示欢迎她早点回来，她在目前国家暂时有困难的时候还肯回来，说明她相信党，相信人民政府，也说明她有强烈的爱国热忧。政府不但欢迎她，而且愿意帮助她解决一切困难。
沈醉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写信告诉粟燕萍。粟燕萍接到信后也很高兴，两次提前了原计划归来的日期。
正在沈醉高兴的时候，他同时收到了粟燕萍和她新丈夫的来信。她的新丈夫在信上说，他们办的农场现在很忙，准备让粟燕萍以后再回来。但粟燕萍在信中却表示一定要回来。
后来粟燕萍的电报终于来了，让沈醉去广州等她。民政局的干部帮沈醉买了火车票，而且还发了150元补助费，并负责办理粟燕萍的入境手续。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沈醉在广州下车后，广州市民政局的人告诉他，北京来了长途电话，说粟燕萍又去了一封电报，说她生病了，不能按期回来，让沈醉不要去接她。
沈醉如五雷轰顶，连忙给粟燕萍打了个电报，又写了封长信，说自己已到广州等候，盼她立即启程。在他们原来约定的日子，沈醉跑到车站去接粟燕萍，结果所有的人都走光了，也没见她。随后沈醉每天都跑到车站去，希望能接到爱妻。
直到第六天晚上，沈醉才接到粟燕萍的来信，才知道由于她生病推迟了归期，有关当局得知消息后，派人找她谈了话。
有关当局对于沈醉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在《文史资料选辑》刊出，香港报纸也转载，大为恼怒，将沈醉在台海关工作的二女儿撤了职。粟燕萍非常担心在台湾几个孩子的安全，决定暂时不回来。
沈醉回到北京后就病倒了，领导和“同学”们知道他的不幸后，都很关心他，民政局还答应将沈美娟从长沙转到北京来上学，给沈醉一个家。
粟燕萍虽然失约未归，但后来她来信时总是表示很想回来，不过为了孩子们，现在还不能回来。她还转来了在台湾的几个孩子写给沈醉的信。
在台湾的四女儿已经18岁了，在信上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我相信，我们家分离了这么多年，总会有团圆的一天。我天天都在祈求神，保佑这一天早日到来。”
14岁的小儿子分别时才1岁多，如今也工工整整地在信上写道:“爸爸，我们没有一天忘记您……”
最使沈醉伤感自责的是二女儿的来信，她说:“我们不愿让妈妈离开香港。因为弟妹都小，还需要我照顾。妈妈在港，我还可以写信去诉诉自己的苦衷，发发牢骚。如果妈妈回大陆，我们几个孤儿心里有苦都无处诉说了……”
看了孩子们的信后，沈醉决定不再强求粟燕萍回来了。他只求工作固定下来后，把在长沙的沈美娟接到北京，把她抚养成人。
不久，第二批特赦人员也被安排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每月100元工资，这在当时完全可以生活得非常好。
工作安排后，罗历戎家在北京的都回家去住。而沈醉和李以劻等眷属在海外的人，仍住崇内旅馆。在旅馆每天1元钱的伙食费，可以吃上四菜一汤，生活可以说是很不错了。然而，沈醉想起领导说接女儿来北京上学的承诺，还是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
于是，沈醉向上级打了个报告，政府马上就批准了，并分配给沈一套三居室带卫生间的住房。不久，沈美娟在长沙参加升学考试被录取后，就被安排到北京女六中上高中。沈醉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开始了父女俩相依为命的生活。
（照片为1961年夏天，杜聿明帮沈醉和沈美娟拍的合影）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