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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命运的关键转折点,彻底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同时巩固了毛主席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然而,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档案资料库中却没有相关的会议记录和资料,导致关于遵义会议的研究一直存在争议。
直到1956年,一份从苏联带回的手稿出现,才重新点燃了对遵义会议的研究热情,解开了许多谜团。1956年9月,杨尚昆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提出了将一些中共档案交还中国的请求,苏联方面答应移交了一批档案,杨尚昆随之带回国内。
在整理这批文件档案时,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份手稿,题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大约有4000字。这份手稿起初被认为是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对遵义会议的研究具有巨大价值。然而,手稿并未明确作者、写作时间以及会议精神的传达地点等关键信息。
这份手稿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多位领导人,包括邓小平、聂荣臻等,都进行了审阅。然而,所有看过手稿的人都无法确认作者身份。直到将手稿送至杭州,交给当时的遵义会议亲历者陈云审阅后,才揭示了真相,陈云笑着说:“这就是我写的。”
这一发现让党史工作人员兴奋不已,也催生了大量的考证工作。首要任务是确定遵义会议的确切时间。由于年代久远,关于遵义会议开幕日期的记忆已模糊不清,有说是1935年1月,也有说是2月。在陈云的手稿中,只提到会议历时三天,未提及具体日期。然而,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一份由周恩来签署的电报揭示了真相,确定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日开始,1月17日结束。
此外,陈云的手稿还提供了关于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名单,这一信息非常宝贵。虽然有许多革命元勋仍然健在,但由于多年过去,大家的记忆已模糊。大部分人只记得毛主席、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博古等人,以及当时作为李德的翻译出席会议的伍修权。然而,在陈云的手稿中,详细列出了参会人员,包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一、三军团和五军团的军政主官,总共20人。
陈云的手稿经过大量的考证后,最终署名他的名字,并于198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日,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遵义会议的研究因此得以深入展开,各项事实都得到了明确,历史事件也因此更加清晰。这一发现不仅为我们更好地理解遵义会议提供了坚实的依据,同时也强调了历史文献的珍贵性,以及每一个细节对于还原历史的重要性。遵义会议的确立了正确的党风军纪,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陈云的手稿成为了我们回顾历史、学习经验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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