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2日,卢汉决定释放被软禁的张群,特务头子裴存闻讯跑到卢公馆来,一边哭一边跪在地上,请求让他和张群一同走。卢汉心一软,便同意了。
裴存藩是云南昭通人,和龙云、卢汉是同乡,黄埔军校四期毕业。裴存藩和龙云、卢汉私交都不错,因此得以历任云南绥署政训处长、社会处长、昆明行营政治部主任、昆明市长等要职。
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12月9日下午,软禁前来昆明的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后,当晚以张群的名义召开会议,将前来参会的国民党军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第八军军长李弥、保密局云南站长沈醉等在昆明的军政要员逮捕。
张群和卢汉私人关系很不错,因此卢汉在反复考虑后,将张群释放,而裴存藩也因此得以借机离开。
在张群被扣押后,由于他不仅在国民党内陆位很高,还和蒋介石私交很好,是结义兄弟,因此曾打算将他用来换取张学良。卢汉出于个人义气将张群释放,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张群在释放前夕向卢汉承诺去香港当寓公,但等他到香港后,很快就飞去台湾找蒋介石了,违背了个人的承诺。
云南起义后,国民党军对昆明的进攻是箭在弦上了,为了保卫昆明卢汉一直坐镇五华山上电话机旁,经常昼夜不寝不食,以电话指挥,眼睛都熬红了。
有一天,巫家坝机场部分失守,这在卢汉看来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机场如不能控制,就可能让国民党军空运增援,卢汉亲自乘坐吉普车到前线指挥,并用手枪打死了一个作战不力的营长,在前沿阵地亲自指挥反攻,失守的部分机场得以收复。
在昆明保卫战中,局势是很危急的,因为守卫昆明的滇军都是由保安团升级的部队,战斗力差装备落后,和进攻的国民党第二十六、第八军差距很大。
不过,昆明守军有一个优越的条件,那就是是堂堂的起义之师,获得广大云南入民的支持, 士兵的士气也非常旺盛。在战斗进行中,整个昆明市的工人、学生、店员和市民,主动承担了城防任务和后勤工作,使卢汉仅有的一个军的兵力能够完全投入第一线作战。滇军十二军余建勋部在大理,虽然兼程驰援,但是在进至昆明市西郊时,战斗已到结束阶段。
国民党军队进攻昆明时,指挥作战的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汤尧曾经通令作战官兵说:“你们拼命进攻, 打进昆明市后,准许官兵自由(抢掠)三天。”汤尧的这一番话恰恰成了昆明全体军民同仇敌忾的刺激因素。
在昆明守军奋战的同时,解放大军及时由贵州向云南开进,造成了夹击包抄的形势,国民党军被迫撤退,昆明之围解除。卢汉事后经常说:“解放军来得正是时候,如果再迟两天,我们恐怕就抵不住了。昆明就遭殃了,我也完了。真是天兵天将。”这是卢汉对解放军出自内心的感激之言。
1950年初,云南省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正式改组为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以卢汉为主席,宋任穷、周保中为副主席,移到五华山小礼堂侧办公。
3月,陈赓、宋任穷率二野第四兵团进驻云南,在昆明举行入城式。卢汉身着草绿色军用夹克,来到昆明东郊菊花村欢迎。卢汉致欢迎词并献上绣有诗句的锦旗,当晚,在五华山设群众性的盛宴招待解放军指战员。次日,成立了云南省军事接管委员会。
此后,卢汉经常和陈赓、宋任穷、周保中接触,他私下对人说:“ 这几个领导是很不错的,陈赓非常爽快直道,宋任穷既谦虚又和气,又稳重精明。周保中么,就是我们云南人的直干性子,他是白族大理人。”
卢汉一生经历复杂,起义后也一度很有心理负担,有一次,他对宋任穷说:“我卢汉过去罪恶是很大的,我愿意一切惩罚,毫无异言。”
宋任穷说::“卢主席这 一次起义的行动是明智的,对人民是有功的。至于以往的一切,那都不必再提了。在人生的道路上,谁都要走一些弯路的。更何况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作为,也往往受到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影响,也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在云南,有很多事情还要卢主席主持和提出意见才能办得好的。”
不久后,卢汉前往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他除了见到了刘伯承、贺龙等解放军首长之外,还见到了许多起义的国民党将领。会议结束后,卢汉随同大部分委员前往北京,参加政协会议。途中经过汉口时,卢汉受到了邓子恢等首长的热烈欢迎,他在汉口住了两天,期间每晚都畅饮啤酒,每次都喝了十多瓶,这时卢汉的心情好了许多。
到达北京后,毛主席了解到卢汉的思想状况,约他到家中吃便饭。
吃饭时,毛主席十分诚恳地对卢汉说:“卢主席,干革命不在早迟,其实下半生才是最重要的,年轻时候凭热情参加革命,中途变节反叛的人不少。你看张国焘不是前例吗?倒是有些人上半生走了些弯路,下半生成了革命者,这就不错了。有句古诗说“黄花晚节香’,个人晚节最要紧。你说对不对?”
卢汉听了毛主席这一席话后,非常感动。会议结束回到昆明后,卢汉对随他起义的部属说:“你们从今往后,就应该要脱胎换骨,重做新人了。我把你们带上了路,怎么走法是你们的事了。”
至此,卢汉完全放下了心中的顾忌,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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