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年届64岁的刘乙光调离，在此之前他看管了张学良二十多年，靠着这一个工作，他从军统中校一路擢升到少将，要知道特务头子戴笠死前也只是少将。

刘乙光调离时，张学良主动参加了饯别宴时，此举不管是在当事人眼里，还是在局外人看来，都认为这也算他们两人的相伴冤结有始有终了。

自从张学良被“管束”以来，要论及与他接触最多的人的话，非刘乙光莫属。一个看管人，一个被看管，整整保持了25年。

刘乙光毕业于黄埔第四期，北伐成功后转司军统工作，曾任蒋介石侍从室警卫队队长和军统局特务队队长。

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乘专机被解到奉化溪口后，成立了“军统局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对外名曰“张学良先生招待所”。初起时，这一任务由赵世瑞负责，没过几天，军统局便改派刘乙光任特务队长。此后，他一直专司该职。

张学良初解台湾的前两年，张严佛和张治中都告过刘乙光的厉状，但蒋介石还是将他晋升为少将，可见蒋介石对刘乙光之信任。

在拟定邀请张学良参加刘乙光行宴席时，曾有人担心，张学良一直对“严加管束”颇有微词，而刘乙光又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两人素有积怨。适逢刘乙光卸职，若张学良在宴席上给刘乙光制造难堪的话，结果将无法收拾。

此一担心虽说不无道理，但蒋经国却不肯苟同。他认为张学良和刘乙光到底是朝夕相处了二十多年，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称得上是一种情缘，不邀请张学良参加饯别宴席，在情理上说不过去。

更重要的是，在蒋经国眼里，君子坦荡荡的张学良绝不会逞一时之愤，做出那种不明事理的势利之事。

蒋经国没有看错。

张学良看见刘乙光在日记里，大量抄录了蒋氏父子的“嘉言”，粘贴着整整齐齐的剪报，而且写有许多心得体会，如“寓理帅气”、“处变不惊”等。甚至连严家淦推荐蒋经国为“行政院长”的八股骈文，刘乙光也恭敬地抄录。因此，张学良认为刘乙光是对蒋氏父子极为忠心的人，他所做所为只不过是忠于职守。

张学良还了解到，刘乙光的太太虽然克扣过别人送来的物品，但刘乙光为官清廉，以致家徒四壁。重情重义的张学良，为之感动并同情。

在解禁之后，张学良与刘乙光一家人相处得越来越好，从赵四小姐和刘乙光太太、女儿的合影中，便可见一斑。而这些照片又都出自张学良之手。

张学良是一位心地敞亮的人，不藏不掖，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宴席上，酒过三巡时，他风趣而幽默地说：“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我的恩人。仇人是他看管我，恩人是他救了我的命。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现在他要走了，我知道他家的情况，我想送他一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在座的人都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清楚张学良言及的恩人的那段情结。1941年5月，张学良在贵州阳明洞时患了急性盲肠炎。因为军统局曾明确指示过，张学良患病的话，只允许找已指定的内科和外科医生治疗，所以刘乙光犯了难。若拍发电报向重庆军统局请示，等到有回电时急症已不知如何。

刘乙光思前想后，擅自主张，到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处备了案，将张学良送进贵阳医学院抢救。切除阑尾的手术，足足做了40分钟才结束，因为处置果断，抢救及时，所以术后张学良身体才得以迅速恢复。

但是，刘乙光却不赞同张学良送他一笔钱表达心意；张学良却坚持一定要兑现，要么心里不安。两人各执一说，相持不下。最后，还是蒋经国劝说：“心意理应收下，而送钱就大可不必了。”这才了结了张学良的心意。

刘乙光的长子刘伯涵在1992年去世前，曾谈道:“我8岁时就与张先生生活在一起，我的弟弟妹妹们与他相处的时间更长。张先生、四小姐待我们如同亲生子女一般，我们也把他们视若父母般敬爱。张先生尤其喜爱我二弟仲璞，他是个书呆子。张先生书房很整洁，藏书也很多，平时别人是不准进去的，可特准他进去看书。二弟有时穿着臭袜子、脏裤子就躺在书房的地上看书，张先生也不以为然。书乱了就由杜副官收拾。后来二弟学有所成，成为海水淡化专家，当初出国时，张先生还送了旅费。”

“我妹妹则与四小姐特别亲，四小姐待她比母亲还好。她一回来就与四小姐到房里喁喁私语。她常常接到四小姐送的东西，恩情终生难忘。”

“张先生幽默开朗，我们在西子湾的时候，他竟在院中挂个大西瓜，叫我回家来吃。我那时已在海军军官学校四十三期毕业，派在巡防舰上服务。老总在西子湾时，我们就要锚泊在外海警戒。我们家住在石觉那幢半山上的房子，我在船上用望远镜就可看到院宅中的西瓜。”

1982年，刘乙光因病去世，蒋经国颁送了“忠勤堪念”挽额。记者向张学良问起与刘乙光的关系时，张学良说:“刘乙光有他的立场，我还是很怀念他的。夫妻相处都会吵架，何况刘乙光是在做事；再说他对我也没有什么不好，本无恩怨可言。”

张学良见记者还想进一步了解对刘乙光过去所做所为的看法，便开诚布公地说:“做人要厚道，我劝你不要对人苛刻。”

采访的记者听到这里时，不禁为张学良的胸襟所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