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彦三郎是日本关东军最后一任总参谋长，而关东军是于1942年10月1日升格为“总军”的，时任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也随之升任为总司令官，而在整个二战期间，日本也只是设了6个“总军”级作战单位，它们分别是关东军、中国派遣军、南方军、国内第一总军和第二总军。
秦彦三郎（1890—1959）是日本三重县人，出身于木材商人家庭，1912年12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4期，1916年5月考入陆军大学校第31期，与小畑英良、喜多诚一、铃木宗作、饭沼守、樱井省三、波田重一等人同学，1919年11月毕业时成绩一般，与“军刀组”无缘，毕业后被分配在步兵联队服役，期间被晋升陆军大尉。
陆军士官学校旧址
秦彦三郎于1922年被调入参谋本部情报部，在俄罗斯课从事对苏情报工作，一年以后被调到中国东北，出任关东军满洲里特务机关长，满洲里是与苏联比邻的一个小城，也是一个重要交通口岸，当时从中国进入苏联或从苏联进入中国，大都从满洲里口岸出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26年，秦彦三郎被调到日本驻苏联大使馆任副武官，并于1927年晋升陆军少佐，1930年又被调到日本驻波兰公使馆副武官，同时兼任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武官，当时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还是独立国家，尚未加盟苏联，秦彦三郎在任期间晋升陆军中佐，1932年又调任日本驻罗马尼亚公使馆副武官。
秦彦三郎于1933年被调回参谋本部情报部俄罗斯课俄国班班长，比他晚一期的桥本欣五郎也曾担任这一职务，一年以后又再次外派日本驻苏联大使馆副武官，两年以后被晋升陆军大佐后，被调到陆军省出任新闻班班长。
陆军省大楼
“七七事变”爆发后，秦彦三郎又被调往中国东北，出任日本第一师团步兵第2旅团第57联队长，第一师团又被称为东京师团，因“二二六事件”有诸多青年军官参与，因此在平乱之后，第一师团被外放至中国东北，布防在齐齐哈尔、北安一带，担任防御苏联的警备任务。
1938年7月，秦彦三郎调任关东军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再次从事情报和间谍工作，土肥原贤二就曾在1932年短暂出任过哈尔滨特务机关长，1940年3月晋升陆军少将并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期间经历了饭村穰、木村兵太郎和吉本贞一三任参谋长，而辅佐的司令官是梅津美治郎。
梅津美治郎（左）与多田骏
1942年10月，秦彦三郎晋升陆军中将并调任日军第三十四师团长，该师团由第四师团留守师团编组而成，被编入日军第十一军战斗序列，但该师团只是一个乙种师团，后来炮兵联队被撤走后，更是沦为丙种师团，驻守在南昌担任警戒任务。
1943年4月，秦彦三郎被调回参谋本部出任参谋次长兼大本营兵站总监，辅佐参谋总长杉山元指挥作战，1944年2月东条英机以首相、陆相、外相等职又开始兼任参谋总长，直接插手指挥陆军作战，又把他的老同学后宫淳调任参谋次长，史无前例地将参谋次长改为“两人制”，后宫淳既是大将军衔，又是东条英机的亲信，秦彦三郎的位置自然尴尬，被迫出任陆军大学校校长。
杉山元
1944年7月，东条英机内阁在四面楚歌中垮台，由小矶国昭出任首相并进行组阁，时任关东军总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被任命为参谋总长，他又把秦彦三郎调回参谋本继续担任参谋次长，辅佐老长官梅津美治郎，即便是小矶国昭首相想要插手陆军事务，都遭到秦彦三郎的讥讽和嘲笑，完全不把老前辈放在眼里。
1945年4月7日，秦彦三郎被调任关东军总参谋长，成为关东军最后一任总参谋长，辅佐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此时关东军面对防御苏联的巨大压力，被誉为“苏联通”的秦彦三郎再次回关东军任职，也正是利用其所长。
苏联红军占领哈尔滨火车站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50万大军兵分三路向中国东北境内挺进并向关东军大举进攻，此时的关东军战斗力已经今非昔比，一些精锐师团早就被调往太平洋战场，面对苏联的强大攻势，山田乙三和秦彦三郎一面组织关东军进行抵抗，一面胁迫溥仪随关东军司令部迁往通化。
1945年8月15日中午，秦彦三郎与山田乙三等关东军高级将领集体聆听了裕仁天皇宣读的《终战诏书》，但却没有收到来自大本营的任何指示，山田乙三于8月16日日晚在关东军司令部召开幕僚会议，听取其属下的意见，一些青年参谋叫嚣宁可玉碎也绝不投降。
裕仁天皇宣读《终战诏书》
秦彦三郎在会上发表了此后流传甚广的意见：“我们军人除了服从陛下的命令外，没有其他的忠节之道。主张抵抗到底的人，请把我的脑袋砍掉，然后再去！”闻听此言，与会人员全部沉默不语，随即传来一片哭声，山田乙三最后一锤定音：“既然圣断已下，本军只能尊奉圣旨，全力以赴终战。”
8月17日下午5时，山田乙三又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的名义，致电苏联远东司令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关东军奉天皇之命停止军事行动，向苏军缴出武器。”关东军司令部又于8月18日下午向所属部队下达了投降命令。
关东军投降
8月19日，山田乙三又委派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从哈尔滨飞往苏联的贾力科沃，与苏军元帅华西列夫斯基洽谈投降事宜，9月5日关东军总司令部被解除武装并宣布解散，至此在中国东北横行一时的关东军寿终正寝，秦彦三郎等关东军高级将领于9月6日被押解送往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城）关押。
秦彦三郎在投降书上签字
关于日本战犯和几十万战俘在苏联是如何度过囚徒岁月的，这方面的史料可以说是非常稀缺的，由于战后苏联劳动力严重匮乏，这些昔日狂妄的帝国军人，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被繁重的劳役折磨得没了脾气，大和民族有一个特点，谁对他最“狠”，他就服谁，而且态度十分恭顺。
1949年12月，苏联伯力城设置特别军事法庭（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遴选出的12名日本战犯进行了调查、审理和判决，这其中包括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和“731部队”的细菌战犯，至于秦彦三郎是否在这个12名战犯名单中，还缺乏史料证实，实际上对“伯力审判”也是近乎空白，远不如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那样人尽皆知，而“伯力审判”为何鲜为人知，这确实是一个历史之谜。
山田乙三等日本战犯在法庭上
1950年7月，山田乙三与日军第59师团长藤田茂、第117师团长铃木启久、第149师团长佐佐木到一等1000多名日本战犯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并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末代皇帝溥仪也被关押在这里，这其中是否包括秦彦三郎不得而知，而关于这一时期战犯的改造情况，在一些文史资料中都有所记载和披露。
秦彦三郎是于1956年被遣返回国的，关于他在苏联的情况和回国后的情况，也少有史料披露，但现有公开资料显示，他是从西伯利亚回国的，并于1959年3月20日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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