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6岁入私塾，后入县立高等小学堂、山西新绛中学和西安省立第二中学读书，1922年夏考入江苏南通医学专门学校，1923年转入上海大学。1924年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在澄城县立初级中学任教，同张仲超一起创建学生会、澄城青年社和共青团支部，成立党团特支，是澄城县革命组织的开创人。1925年5月先后到西安和三原参加驱吴（新田）运动和五卅反帝爱国运动，8月经魏野畴、武恩茂介绍转为中共党员，9月当选为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候补执行委员。是年10月王被派往肤施县（今延安）组建国民党县党部，以省立第四中学训育主任的公开身份秘密创建中共四中支部，任书记，同年12月又改为中共肤施支部，是延安地区最早的中共组织。王与陈瑞廷、易厚庵、呼延震东等揭露帝国主义利用教会与封建军阀及反动政府相勾结，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罪行，组织学生和群众砸烂基督教堂的大钟，拆除教堂招牌，撕毁耶稣像和教旗，被榆林镇守使井岳秀逮捕，后被营救获释，于1926年3月回西安在敬业中学任教。刘镇华围西安城时，王任中共第九支部书记、《青天白日报》（杨虎城部主办）编辑，发动和组织学生开展反围城宣传活动。1927年1月，王超北到泾阳国民军联军高峰五独立第二旅任政治处处长，同年6月，冯玉祥“清党”反共，王等中共党员被“礼送”出境，后王又秘密回西安到高峰五部（已成独立师）工作。1928年春末，王根据中共组织指示策动高部起义支援渭华起义，行至渭南时突遭冯玉祥部伏击被击溃，王脱险回到西安。随后，辗转活动于陕西和上海等地，长期从事隐蔽斗争和交通联络工作。

1931年秋至1935年王超北先后任中央军委陕甘特派员、杨虎城部警卫团军需主任、政治部主任、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等职。其间，同张汉民、阎揆要等人将收集到的情报及时报告给上级组织，还和陕甘游击队在西安、彬县建立3处秘密交通联络站。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入陕后，王和张汉民等人多次送去药品和军用地图，1935年冬将一批军用物资送至陕北，受到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表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先后在八路军驻南京、武汉、重庆、西安办事处工作。是年秋王和毛泽民一起将上海爱国群众捐送给八路军的500多吨军需物资抢运出上海，转交八路军。1939年7月，王去香港为中共组织采购了电台、汽车、通讯器材、医药等物资，同时还把国际友人赠送给八路军的救护车等一大批军用物资运回陕甘宁边区。

1939年秋至1949年5月，王超北在西安从事党的情报工作，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1944年王以商行老板的身份在西安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站，1945年王建立中共中央调查部直属的西安情报处并任处长，用私人积蓄1万多银元在大莲花池街7号院落修建2个地下秘密工作室，设立8部秘密电台，开辟了从西安到延安的3条秘密交通线。其间迅速、准确地向中共中央提供和传递了大量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在保护组织、营救被捕同志、策反及帮助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安全撤退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配合保卫延安、解放西北，维护西安社会治安和保护文化古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曾说：“庞智是个无名英雄。”贺龙曾评价说：“超北同志的一个情报，抵得上战场上的一个师。”

新中国成立后，王超北先后担任西安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西安警备区副司令，中国国际旅行社副经理，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副经理等职。1962年，王被康生蓄意诬陷，含冤入狱达17年之久。在关押期间，王据理书写了大量控诉揭发材料，与康生进行坚决斗争。

1979年4月，王超北冤案得到平反，恢复党籍，任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顾问。

1985年10月，王超北在北京病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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