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案的另一背景，是潘与“国际派”的关系。
1931年10月王明赴苏联前，潘就被确定为王明与博古之间的秘密联络员。
这一重身份，只有王明与博古知道。
1933年1月，博古一到瑞金，便夺了权。
6月，潘汉年也到了瑞金，和国际派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打得火热。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洛甫）取代博古，同时毛泽东回到了最高决策层。
为对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共产国际有个交待，事先确定的秘密联络员潘汉年便派上了用场。
遵义会议后不久，潘汉年和陈云先后赴苏联汇报遵义会议情形。临行前，“博古和潘汉年，两人推心置腹地谈了近四个小时，谈着谈着，两人都流泪了。”
1936年8月上旬，潘汉年携密码到达陕北，向张闻天单独汇报。
据秦福铨披露：潘告诉张闻天，“他对张浩的'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感到怀疑。潘的'直率’让很多人极为不满，对潘的迟到，尤其是对潘汉年途经香港时，没有明显的理由滞留二个月，更是不以为然。”
正如学者王彬彬所说：
“严格说来，张浩与潘汉年一样，只是信使而不是代表。张浩是共产国际的信使，潘汉年是王明的信使。当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时。潘汉年对此质疑，张浩会感到难堪。”
在决定派谁先期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接触一事上，领导人之间也有争议。
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都主张派潘汉年，毛泽东则表示反对。
秦福铨写道：
“ 当天休会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 毛还说：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汉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潘汉年下'不可信用’的断语。
1955年4月在北京，不过是重复十九年前在保安说过的话而已。
当然，中央在1936年还没有下达'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命令，否则，正如王彬彬所说，延安整风也就没有必要了。
不审，不判，关死为止，似乎是最初对潘案的政策。
由于朱明的自杀，事情发生了转机。
1962年，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主持下，一个袋鼠法庭成立，三名审判员——彭树华、曾汉周和丁汾——被选了出来。
根据彭树华的回忆：
“公安部预审认定潘汉年的罪名主要有三条。一是1936年投降国民党；二是抗战期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三是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 子，并向台湾供给情报，引发上海'二六大轰炸’。对于指控，他只承认和汪精卫见面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时来不及写信汇报，除此之外，他一概不承认。但是在 看案卷时，我也发现了一个微妙之处：对于投向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的指控，只有公安部某位领导提审时潘汉年才认罪。当时我们听说上面给潘汉年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告诉他只要认了罪、判了刑就放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庭审时潘汉年都认了罪的原因。”
此时似乎已不想再关潘汉年了。
审判是从最初的“十杀令”——谈到潘汉年，先后用了十个杀字——到后来的15年徒刑，再到立即假释并恢复待遇，对潘的怨恨好像突然消失了。
个中原因与“18号案”侦破、朱明自杀不无关系。
当然，潘案的审理不能与“匿名信事件”挂钩：抓的时候没有用那封信为理由，放的时候自然更不能涉及朱明。
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对审判员说：
“你们辛苦了。 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这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高法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彭树华继续写道：
“谢老一席话，再次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角色。谢老可能看出我的情绪，转头问我：'你读过王勃写的《滕王阁序》吗？’然后说王勃的这篇文章里，有这样两句：'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
“说完王勃的诗，谢老又看似很随意地说起另一位历史名人：'王勃的这两句诗说的是汉、唐的事，还有宋代的岳飞，他主张抗金，却被诬陷要谋反。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
1963年1月，最高法院开庭。潘汉年的审讯进行得很顺利，没有遇到任何困难。
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罪行，潘供认不讳。
按中央指示，法庭判潘汉年15年徒刑，随即保释。
几乎与此同时，杨帆获刑16年，亦保释。
审了，判了，放了。此时潘汉年恩怨已了。
真相大白，匿名信的“真凶”朱明已经死了。
1967年，“十年”进入高潮，潘汉年再次入狱。
1970年，潘被判无期徒刑。
1977年4月，潘汉年以“萧叔安”的名义在长沙病亡，享年71岁。
五年之后，1982年，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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