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背景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武装占领了东北三省。日本为了转移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视线，掩护日本军队在东北的进攻，便于其建立伪满洲国政权，同时也为了获取在上海的更多利益，发动了“一二八事变”。[4][5][2]1932年11月间，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把溥仪从天津带到旅顺，与郑孝胥等策划“满洲国”的“建国事宜”。1932年1月4日板垣征四郎前往东京，提出《建立满蒙新国家方案》，关东军定于在二三月间建立伪满洲国。于是，联络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在上海挑起事变，以转移中国和各国的注意力，便于伪满政权的出台。[2] 关东军选择上海作为目标是首先因为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和全国经济中心，也是南京国民政府财政和税收的主要来源地，若将上海入卷战争，将使中国在财政和经济上陷于困境而无暇顾及东北问题。其次，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与世界各主要国家联系紧密，上海的战乱将会吸引国际社会的注视，以便建立伪满政权。第三，日本在上海有发动事变的军事实力，以及工厂企业、金融机构作为支撑，“居留民”可作为寻衅的基本力量。最后，上海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抗日运动”高涨，抗日民众与日本在沪势力时常发生冲突，这一切在日方看来便于其特务人员寻找借口，制造事端。[2] 关东军开始以其为目标进行一项挑起争端，发动战争的计划。在本庄繁的指挥下，板垣征四郎策划了这一活动并与日本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辅助官、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去执行此项任务。1932年1月10日，板垣在东京时与参谋本部策划在上海发动战争的准备。他从东京致电在上海的田中：“'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田中接到板垣的电示后，当即在1月18日制造了日僧事件[2][3] 战前态势
日僧事件
一二八战争导火索“日僧事件”是指日莲宗和尚与上海三友实业社毛巾厂工人冲突事件，此次事件是日本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辅助官、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在关东军的指示下制造的。[2] 三友实业社毛巾厂是上海一家民族工业企业，九一八事变后，该厂工人组织了义勇军抗日操练，在工厂附近进行抗日宣传。于是，田中隆吉及其部下川岛芳子选定了这个工厂作为挑起事端的地方，借该工厂的名义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日莲宗是日本以镰仓时代中期僧人日莲为宗师的日本佛教之一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右翼派别，以从事暗杀活动的井上日台为领袖。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利用天崎启升等人去三友实业社毛巾厂寻衅肇事，另外雇佣一批打手，冒充毛巾厂工人混人人群去击毙天崎启升等人。[2] 1932年1月18日下午，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人，在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的促使之下，以举行“寒中修行”为借口，在三友实业社工厂门前敲鼓打钟，四下窥探，并向厂内投掷石块，引起该厂工人义勇军的注意。义勇军当即派人进行跟踪，天崎启升等人见工人尾随而来，便向马玉山路租界方向逃离。至赵家宅附近，工人拦住他们进行盘问。这时，由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事先雇佣的一批打手，伪装成工人，行至义勇军之中，对天崎启升等人出手，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被殴重伤，其中有1人于24日死亡。[2] 日本驻华使领机关就“日僧事件”向中国施加压力。1月21日，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上海市长道歉、给予医药费、逮捕并处罚凶手、取缔抗日活动”等四项要求，22日，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声明”，宣称：上海市长如对村井仓松所提四项要求不作“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就要采取“适当手段”。这是日本海军公开介入“日僧事件”的开始。日僧事件发生后，日本海军持续向上海增派军舰。驻沪日军已处于临战状态，进行着各项战争准备。自25日起，聚居闸北、虹口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迁往法租界。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宝山路、天通庵路、江湾路等处堆沙袋，架铁丝网，设置路障，并向虬江路、四川北路一带租界与华界交接处增派部队。[2] 国民政府交涉
南京外交当局和上海市府当局对日方的挑衅和肇事采取退让的方针，南京军事当局没有对日本正在酝酿的军事进攻作应变备战措施，要求前方部队实行“避免冲突”的方针。[2]
1月23日，蒋介石、汪精卫和孙科在南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日方案。蒋、汪主张“先行安内，方可攘外”，并批评陈友仁等对日绝交的主张。[4]日方提出4项要求后，上海市府于1月28日以正式公函应允日方要求。同日，上海市府下令由公安局和社会局负责取缔各抗日团体，禁止民众抗日集会。此外，南京军事当局为阻止十九路军对日军进攻采取反击的可能行动，下令加以预防。[2]战役爆发的前4天，蒋介石令前浙江省主席张静江劝说十九路军退出上海，避免与日军冲突，被蔡廷锴拒绝。1月27日夜，军政部长何应钦电令第十九路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接着命令宪兵第六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接替闸北第十九路军的防务。接防未成，日军于当日夜发动了进攻。[4] 战事经过
战事爆发
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军第一外遣舰队向吴淞炮台开炮轰击，同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向闸北十九路军驻地进攻。[6]闸北布防的十九路军七十八师所属部队进行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由此展开。[2][3] 守卫闸北的一五六旅第六团和公安警察大队的2个中队，以及宪兵1个连，总兵力约为1700人。日军的兵力是守军的3倍，装备亦优于守军，守军在经历反复的战地争夺中击退了日军的三次进攻。[2]随后日军继续轰炸闸北，炸焚商务印书馆及附设东方图书馆。[7]其在飞机轰炸的掩护下，向闸北西南部的上海北火车站发起进攻，随后与守卫北站的中国宪兵展开战斗，双方战至29日下午6时半，十九路军六十师第一团第一营抵达闸北，配合宪兵将日军击退至四川北路租界区域。[2] 在国内主张抗战和日方坚持诉诸武力的内外压力下，南京政府转到了在上海实行抵抗的立场上，1月29日，蒋介石在《对日交涉之原则与方法》中，确定了“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的“原则”，此原则成为对淞沪战争的指导方针。南京政府在书面上实行了一些对日抗战的措施，但在调动军队增援淞沪上，并未付诸行动，中央军基本部队仍集中在赣、鄂等地专事“剿共”。[2]1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设立军事委员会，指定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等为常委。南京政府希望依靠国际干涉来停止上海战争。1月31日，何应钦电令蒋光鼐、蔡廷锴接受各国领事调停。2月1日，英、美、法、德、意等国向中、日两国提出5项劝告出面调停，中国政府表示同意。日本则一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准备发动新的进攻。[4] 中日军队增兵
日军进攻闸北失利退回四川北路后，日本海军当局增派部队驰援上海。首先派出的是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及第二驱逐队，于1月31日、2月1日先后到达上海附近海面。1月30日，佐世保第三特别陆战队在上海登陆。2月1日，横须贺第一特别陆战队开抵上海。至2月3日，日本援军到达上海的有海军陆战队7000余人，战舰14艘，飞机20余架，以及部分装甲车等。日军将增援海军和原驻沪海军组成第三舰队，与陆军第九师团、混成第二十四旅团一同投入吴淞战场，同时调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为司令官，代替原指挥官盐泽幸一。[4] 日本向上海增调部队时，第十九路军亦调整部署，加强了第一线的阵地，尤其是左翼的防守兵力。其具体的调整是：第七十八师一五六旅由闸北调防吴淞和宝山，以其第四、第五团守卫吴淞、宝山，第六团负责大场至真如车站一线的警戒；第一五五旅以第一、第二团集结真如附近，第三团负责北新泾至真如一线的警戒。第六十一师2个旅由南翔分别推进到大场、刘行地区，其第一二一旅以第一团负责江湾的警戒，第一二二旅以第四团前出罗店，负责浏河、川沙方面的警戒。第六十师接替第七十八师负责闸北至江湾一线的守卫。财政部税警总团和宪兵第六团担任南市、龙华、虹桥、北新泾一线的守备。[3][2] 日本空军袭击吴淞要塞和真如十九路军总部后，蒋光鼐、蔡廷锴致电何应钦申请支援，南京军政部决定调动空军参战。参战的空军共有3个机队。军政部航空署所属第二航空队、第六航空队飞机共18架奉令参加淞沪作战。2月5日7时，中央空军第二、第六队由南京飞临上海上空，经过昆山附近，遇敌机3架，互相迎击，敌机败退。当日中午，守国空军与日机在真如上空展开战斗。守军战机向日军“凤翔号”发起进攻，“凤翔号”座机中弹一发，守军战斗机其中一架中弹后着陆虹桥机场。中国空军与日空军的初次交战，因实力微弱，未能发挥作用。[2] 2月7日，日军上海陆战队分两路向吴淞进攻以掩护陆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团登陆，停泊在浦东、川沙、白龙港一带的日军舰只10余艘和黄浦江中杨树浦停泊的驱逐舰数艘，也先后驶向吴淞参加战斗。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团于当日下午6时前在吴淞铁路码头登陆，集结在徐家宅附近。8日拂晓，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团分3路，在飞机、舰炮支援下，向张华浜、蕴藻浜、吴淞镇等处进攻，在中国守军的防御下，日军进攻未果分别退至引翔港、杨树浦、狄思威路，由进攻转为防御。此时，国民政府方何应钦以“火急”电致上海市长吴铁城和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们，提出“适可而止”，从速设法停止战争。[4] 曹家桥大捷
日军欲攻占中国军队在吴淞要寨区的据点以便其增援部队进人上海，于2月12日起再次发起对吴淞的进攻，[2]日军在强渡蕴藻浜被十九路军所击退后，选择在蕰藻浜南、北岸的纪家桥、曹家桥一带渡过蕰藻浜，堵击守军吴淞要塞的后路。12日午前3时，日军向江湾、八字桥之线进攻，至5时许被守军击退。13日凌晨4时，日军第二十四旅团向曹家桥一带阵地发起猛攻，日军在炮火压制守军阵地、烟幕弹遮蔽守军视线的同时，迅速架桥，强行渡河。守军抵抗未果，被日军突破防线。日军千余人进入蕰藻浜北岸，占领曹家桥、姚家湾、钟家宅一带，其后继部队大批渡过蕰藻浜。[2] 上午7时，李荣熙闻报率第六十一师第六团第三营蔡家宅方面驰援，阻击日军前进；同时第二营一部由瞿家浜、曹家宅方面向东阻击，迟滞了日军的渡河。此时，一二二旅旅长张炎闻讯赶至张家宅指挥，命令所部第四、第五团前往杨行镇、张家宅附近待命。至上午9时，第六团除一部守卫曹家桥外，主力与第五团一部展开于沈家宅、曹家宅、唐家村、小徐宅、蔡家宅之线，与日军对抗。中日双方在蕰藻滨北岸姚家湾、钟家宅展开争夺战，11时许，守军在杨家宅增加一个营，会同原有部队一齐前进。下午2时，守军全线同时展开反攻，战至3时许，收复了钟家宅。7时30分，守军再度发起反击，逐步前进，双方以刺刀、手榴弹展开近距离拼搏，此时，守军一个连从侧面由周家宅向姚家湾、曹家桥之间接近敌阵，于9时许到达前方，向姚家湾的日军发起袭击。日军因正面、侧后方同时受攻击，阵线遂发生动摇，向纪家桥方向撤退。守军乘胜全线猛追，日军纷纷争渡蕰藻浜向南岸撤退。曹家桥一战历时15小时，以日军失败而告终。此次战斗日军死亡500余名，守军死伤450余人，守军收复浜北全部阵地。[2] 曹家桥大捷后，何应钦电十九路军：“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随后陈仪、王俊到达上海与日军谈判议和，但日军坚持中国军队先撤退的条件，和议遂破裂。[4] 第五军增援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上层在对待上海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指导方针。以南京政府最高决策层的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作有限度的抵抗，尽量避免冲突扩大，力求与日本达成妥协停战。另一派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粤派领袖人物以及部分外交人士为代表，主张对日本的侵略必须进行全面抵抗，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在全国“抗日抵侮”呼声的影响下，国民党上层、国民党军队中，支持抗日的形势不断扩大，如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曾敦促蒋介石调派中央军赴上海参战。日本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于2月2日已达成了协定，增派陆军第九师团前往上海参战，2月9日，第九师团分为两个梯队从广岛县依次出港，分别于15、16日登陆上海。蒋介石在确定日军第九师团增援上海后，决定组成第五军，投入淞沪作战。蒋介石将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五军，由张治中任军长，隶属十九路军总部指挥。原驻防上海未参战的财政部税警总团的两个团改编为第八十八师独立旅，一同参战。16日，张治中偕同八十七师二五九旅从南京出发，当晚抵达南翔。[2] 中国守军撤退
20日，日军第九师团和混成第二十四旅团沪地区中国守军发动总攻，主力攻击庙行、江湾一线第五军和第十九路军阵地，双方激战至26日，日军的总攻失败。第九师团在上海的进攻失败后，日本陆军中央部增调第十一、十四两个师团到上海，组成上海派遣军，任白川义则为司令官。2月29日，第十一师团的一部乘舰到达长江口。[4]3月1日，第十一师团全师团主力分左、右两翼在七丫口附近登陆。中国守军在七丫口一带的守备兵力只有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所属一个营和冯庸义勇军几十个战士，未能阻击日军的前进。上午9时，日军占领了王家宅、金家宅、蔡家宅一线，主力则集中于七丫口附近。[2] 当日本上海派遣军指挥第十一师团等部队向浏河一带发起登陆战时，第九师团在吴淞、庙行、江湾一带发动了第三次总攻，中日两军展开全线激战。日军在竹园墩至庙行一线多采用炮击，射击较久，守军阵地工事大部被毁，后方村落亦被破坏。日军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发动冲锋。国军八十八师一部坚守阵地，持续击退敌军的进攻。日军攻势益猛，竹园墩、金家码头、塘东宅一线因守军死伤较大，战线被日军冲破，遂向后移动。在庙行、周巷、蔡家宅、胡家宅、纪家桥、泗塘之线中，日军以炮击攻打守军阵地,庙行镇一地落弹约300余发。守军在日军飞机和大炮的火力下，奋勇抗击，毙伤敌人甚多。守军因正面防守兵力薄弱，官兵在战斗中持续伤亡，也一直未得到国民政府的增援，战线遂不断被日军突破。在阵地崩毁、无险可据且后援无望的情况下，[3][2]蒋光鼐令部队向黄渡、方泰镇、嘉定、太仓之线撤退。次日，日军实施追击，至3月3日停止，同时发表停战声明。3月6日，中国守军也发表了停战布告。[4] 日军在宣布停战之后，仍继续增兵，7日派军机轰炸京沪铁路，8日数千日军在浏河登陆，三次进犯太仓，被中国守军击退，直到3月中下旬，日军仍在嘉定安亭、黄渡间纵火屠杀。至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签字，一·二八淞沪抗战宣告结束。[1][4][8] 结果与后续
战事结果
停战谈判
战役展开之初，中日双方就在英、美、法、德、意等国驻华使节的斡旋下开始和谈，但因战争进行激烈，以及日军作战目的尚未到达，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中、日双方代表正式接触是从2月28日开始的，在各国驻华使节的斡旋和国联的干预下，双方经过多次谈判，于5月5日正式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4]《协定》的签订限制了中国在上海周围地区驻军的权利，却给予了日本在上海驻军的权利，同时中国军事调查、监督之权亦转交至日本及英、美、法、意各国。[3] 伤亡结果
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支援下，对日军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作战，迫使日军二易主帅，不断增兵，获得了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称赞。战争的结局，是以该军的撤退而告终。此次战役，中国阵亡官兵4270人，负伤9830人。另外，在日军的轰炸之下，中国市民死亡6080人，负伤2000余人，失踪10400人，财产损失达16亿元。中国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被梵毁，东方图书馆收藏的数百万册书籍资料，包括宋元清时期的历史典籍均被焚毁或被日方带走。据日方记载，日军淞沪地区总计阵亡官兵769人、负伤2322人。[4][9] 1932年5月28日，各机关、民众团体共4万人自发在苏州体育馆举行追悼大会，以此悼念淞沪抗战阵亡将士[10][11]，国民党将领张治中在追悼会上发言，以“奋勇杀敌，一以当千。声震陵谷，气壮河山”追思阵亡将士。[12] 相关后续
伪满洲国成立
1932年3月9日，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不久，废帝溥仪在日本的扶植下，于长春宣布建立伪满洲国。伪满洲国形式上伪装成为“独立国”的形态，但实权掌握在关东军司令官手中，实际上乃是隶属于日本的傀儡国家，由于“满洲国”的成立，整个东北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殖民统治。[13][14][15] 虹口公园爆炸案
淞沪停战后，日方决定在日本天皇的生日“天长节”这天，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陈铭枢得知此消息后到达上海，约见了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密谈后决定在“庆祝大会”进行爆炸，将日海陆军高级将领一同解决。随后，陈铭枢与王亚樵会面商议，王亚樵表示赞成后陈铭枢交给王亚樵4万元作为活动经费。王亚樵考虑到公园的警戒森严中国人无法进入，决定找韩国在沪的流亡政府，由他们安排人员扮作日本侨民进入会场。[16][17] 1919年4月，流亡在上海的韩国复国运动各派领袖，在法租界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推选李承晚为国务总理，安昌浩为内务总长，金九是安昌洁领导下的警务局长。王亚樵找到安昌浩，经过商议后决定将爆炸任务交由金九执行。[16][17] 金九得知日军规定参加“祝捷大会”的日本侨民每人只能携带一个便当饭盒和一个军用水壶，于于是将外形与饭盒、水壶相似的炸弹交由朝鲜青年尹奉吉，由他带入会场并进行引爆。1932年4月29日11时30分，尹奉吉如期引爆炸弹。爆炸后日陆军大将白川义则重伤急送医院抢救，于5月20日死亡，海军上将野村吉三郎一眼被炸伤，陆军中将植田谦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各被炸伤一腿，其他8名高级军官当场死亡。事发之后尹奉吉未能离开会场，其被日军逮捕后于12月押送日本枪决。金九则在上海抗日救国会主席褚辅成的帮助下到达浙江嘉兴躲藏，至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继续活动。[16][17] 第十九路军
《上海停战协定》签订之后，蒋介石开始对“违令”的十九路军展开整肃。6月，蒋介石将第十九路军调离抗日前线，由海路输送至福建“剿共”。蒋光鼐接到电率第十九路军分别在泉州、厦门、嵩屿、海澄登陆，向漳州、龙岩推进。蒋光鼐因无意参加内战，于7月26日辞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职务，只就任驻闽绥靖主任，第十九路军交由蔡廷锴指挥。1932年冬，福建省府改组，蒋光鼐被调任为福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兼任驻闽绥靖主任。次年，第十九路军在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中按兵未动。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军队发动第五次“围剿”，命第十九路军向闽赣边推进。蒋光鼐、蔡廷锴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内战”的态度发生分歧，决定“联共反蒋”。[10] 1933年11月20日，蒋光鼐、蔡廷锴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举行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8]蒋介石闻讯后派出军队数十万前往福建[11]，对第十九路军进行全面镇压，十九路军在重兵压境和飞机滥炸之下兵力受损，战至1934年年1月下旬，第十九路军内部出现分化，战事以失败告终。蒋光鼐、蔡廷锴出走海外，余部被迫于1月23日通电投降，接受蒋介石的整编。[10]蒋介石将第十九路军团级以上职务改由黄埔系军官充任，随即撤销十九路军番号，改编为第七路军。1934年，蒋介石将该部官兵调离福建，前往河南、皖南整训。[10] 各方反应
上海民族抗日救亡
自日本制造了日僧事件、三友实业社工厂被焚事件、《民国日报》事件以后，上海民众团体和行业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宣言、声明和谈话，提出对时局的主张和要求，为“一二八淞沪抗战”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对于日本在上海的挑衅，他们要求国民政府当局进行正当自卫，回击外敌的进攻。[2] 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期间的军饷开支，全部来之于民众的捐助，据统计全捐款总数达700多万元。[6]军队所需的交通工具、通讯器材、医药用品、军衣军粮等均由民间团体组织募集和供应。民间创办的几十个伤兵医院，收治了60%以上的负伤官兵。[19]《申报》上登出“前方将士无衣御寒”的消息后，各界民众募捐赶制，5天之内，十九路军收到棉衣3万多套，棉被2千多条。[6] 中共号召“民众自动武装保卫上海”后，上海和其他许多地方民众抗日团体参加集会、游行示威，发表通电、宣言，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声援十九路军抗战。此外，上海及全国各地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组成“义勇军”支援第十九路军，总人数达5000，他们在参加战斗，防守阵地，抢救伤兵，建筑工事，维持战地交通，保证物资供应，加强军民联系等方面，作出了贡献。[6] 宋庆龄、何香凝、中共江苏省委及民族工商业者的代表史量才等组织领导各界各阶层民众投身抗日斗争，工人、学生、店职员，广大市民、妇女、民族工商业者都在抗日斗争中尽自己的责任。[20]媒体方面，以上海广播电台为代表的民营电台，发动媒体动员开创战况新闻播报，形成了与听众有互动关系的动员方式，启动物质动员和精神动员，展示了广播动员整合社会资源的效应。[21] 中共方面
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夕，上海中共临时中央于1月27日发出了《中央紧急通知》和《告全国民众书》等文件，号召人民动员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淞沪抗战开始后，中共临时中央先后发表了《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中共中央致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的一封信》、《中共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一封信》、《中共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中央向全党指出：要〝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把领导权拿在民众自己手里”，同时号召“动员群众进行抗日斗争”。[2] 影响与意义
影响
一二八淞沪会战抗战的失败后，中国守军退至苏州、昆山一带，《上海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留驻其现在位置，不得越过停战时的驻兵线。该协议使中国军队无法进驻上海，上海因此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日本能够在市内驻兵，并能以此为基地向中国内陆进兵，加上国民政府过于依靠外交作用，不作军事上的全力抵抗，因此为日后的侵略战争埋下了隐患。最终日军于1937年8月13日发动八一三事变，占领了上海。[22] 意义
一二八抗战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是中国局部抗战过程中承前启后的重大一役。[2]抗战的失败促进中国人民的觉醒，增强了中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战的决心。上自国民党内、其他党派和无党派的爱国人士，下至工农商学兵，都越来越认识到有停止内争，一致抗战的必要。[6]同时也为后期国共合作的全面抗战奠定了精神基础。[23] 战争评价
对于“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的评价，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以我各官兵作战之勇，牺牲之烈，斯书殆亦不啻滴滴鲜血所写成。而庙行一役的忠勇奋斗，壮烈牺牲，更是这滴滴鲜血的结晶。”[12] 国民政府则在致电张治中的电文中慰勉道：“第十九路军先登于前，第五军踵至于后，无日不在枪林弹雨之中，悉力苦斗。两军将士所流之血，凝结为一，使强邻挑拨离间之计无所施，操纵捭阖之谋无所用。此种精诚团结之最高表现，尤足为袍泽之模型，而保国保种之基础，亦于是乎奠。”[12] 关于“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评价，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说道：“上海一二八之战对中国人民的思想产生了永久不可逆转的影响。它使中国许许多多青年人相信，如果全国团结一致进行爱国斗争，中国就是不可战胜的。”[24] 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余子道在《一二八淞沪抗战》评价道：“由正式的国防军直接参战、具有较大规模的局部抗战，是从“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的。淞沪抗战把九一八抗战业已开始的但却是十分初步和零散的局部抗战，发展成为一场具有较大规模和很大影响的局部抗战，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二八抗战”真正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序幕。“一二八抗战”以其在全国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尔后的历次局部抗战开辟了道路，成为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的先导。[3] 官方媒体解放日报也给予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高度评价：“一二八淞沪抗战”是十四年抗战中中国军队第一次与日军的全面对抗和较量，也是局部抗战阶段给予日军沉重打击的一次战役。它遏制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为全面抗战争取了宝贵的备战时间。”[25] 中日参战部队
中国军队
第十九路军 | 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 |
第七十八师 | 师长：区寿年 |
第六十师 | 师长：沈光汉 |
第六十一师 | 师长：毛维寿 |
中国空军 | 将领：黄秉衡 |
第五军 | 军长：张治中参谋长：祝绍周 |
第八十七师 | 师长：张治中 |
第八十八师 | 师长：俞济 |
中央军校教导总队 | 总队长：唐光霁 |
注：来源于参考资料[2] |
日本军队
第一遣外舰队 | 司令官：盐泽幸一 |
巡洋舰“大井”号 | |
第十五驱逐队：军舰4艘、特别陆战队457人 | 司令：神山德平 |
航空母舰“能登吕”号：1.4万余吨，载飞机6架 | |
第一水雷战队[a] | 司令官：有地十五郎 |
第二特别陆战队 | 佐世保 |
第三舰队 | 司令官：野村吉三郎参谋长：岛田繁太郎 |
上海陆战队 | 指挥官：松植练磨 参谋长：鲛岛具重 |
第十三驱逐队：舰4艘 | 司令：横山荗 |
第十五驱逐队：舰4艘 | 司令：神山德平 |
第一遣外舰队：14艘 | 司令官：盐泽幸一 |
第二十四驱逐队：舰6艘 | 司令：田中操 |
第三战队：舰3艘 | 司令官：堀悌吉 |
第一水雷战队 | 司令官：有地十五郎 |
第二十二驱逐队：舰4艘 | 司令：木幡行 |
第三十三驱逐队：舰4艘 | 司令：铃木田幸造 |
第三十驱逐队：舰4艘 | 司令：原显三郎 |
第一舰空战队 | 司令官：加藤隆义 |
航空母舰加贺号 | 舰长：大西次郎 |
第二驱逐队：舰11艘 | 司令：若木原治 |
第二十六驱逐队：舰4艘 | 司令：西村祥治 |
混成第二十四旅团[b] | 旅团长：下元熊弥 |
陆军第九师团 | 师团长：植田谦吉 参谋长：田代皖一郎 |
上海派遣军 | 司令官：白川义则 |
第十一师团 | 师团长：厚东笃太郎 |
第十四师团 | 师团长：松本直亮 |
注：来源于参考资料[2] |
后世纪念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1号临江公园内，基地四面环水，东侧为江堤，上有一座古建筑望江楼，基地内有成材高大香樟若干以及一株大雪松。纪念馆整体被设计为“塔馆合一”的形式，塔高57米，共九重。[26]2014年9月1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被评为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27]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是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而建设的场馆。1937年发生在上海的“八一三淞沪会战”是一场长达四五十天的大规模的阵地战，同时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由局部作战转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标志。[5]这次抗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形成了大团结，国民政府抗战积极性提高，调集70余万部队投入淞沪战场。上海各界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亦空前高涨。[28] 相关影视
作品名称 | 类型 | 导演 | 上映时间 |
《铁血淞沪》 | 电视剧 | 桑华 | 2016[29] |
《日本铁蹄下的淞沪前线》 | 纪录片 | 不详 | 193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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