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我所经历的战争——1911-1950 国民党第十兵团总司令徐启明口述历史》，稍有修改。
徐启明（1894—1989）
徐启明（1894—1989），祖籍惠州淡水，生于广西榴江。广西陆军小学堂第二期、武昌陆军中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步科、陆军大学第十二期毕业。1917年起任广西陆军模范营连附，广西边防军营长，李宗仁部边防第一队司令。1926年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五旅少将参谋长，第五师十一团团长，第十五军第一纵队司令。1930年起任广西省政府政务处长，广西绥靖公署中将参军，李品仙第十五军之二十五师师长，第七军一七〇师师长、副军长，第二十一集团军参谋长，豫鄂皖边游击总司令部参谋长，广西绥靖公署参谋长，第七军军长。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徐州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1946年任第八绥靖区副司令兼参谋长．1949年4月任第十兵团（重建）司令，后兵败粤桂边区，潜往香港居住。1954年赴台湾行医谋生。1989年3月21日病逝台北。
正文
健生坐镇长沙甚久，其时程潜阴结陈明仁叛变，碍于第七军在该地布防，不敢发动。七月中旬，敌一面自赣江上游发展，一面向湘西发展，其时鄂西绥靖司令宋希濂未派部队防守常德，以致湘西门户洞开，是以健生于七月二十二日退出长沙，转移至衡阳。七月二十九日在邵阳的程潜突然潜回长沙，八月四日与陈明仁公开叛变，林彪部队兵不血刃进入长沙。为应付此突变，中央发表黄杰为湖南省主席兼第一兵团总司令，招抚第一兵团官兵来归，并加整理。我在此时奉命在衡东地区拒敌进犯，司令部由醴陵再移到耒阳。
八月初旬我奉命赴衡阳参加军事会议，会议由健生主持，主要目的在研究军事态势及准备第二步部署与长远计划。关于态势方面十分恶劣，刘伯承主力第三、四两兵团与林彪的四二、四四、四八等三个军仍在吉安、清江、新喻等地区，刘伯承第五兵团已进到宜春、萍乡；林彪主力三十九、四十、四一、四三、四五、四六、四九等七个军已进抵长沙、株洲、湘潭、宁乡一带，另一部三八、四七、五十、五一、五二等五个军则由宜沙分进常澧各地附近。我华中长官所辖兵力则相对减少，张轸部早已叛变，改编为共军之五十一军；赣州指挥所及其所属之第四、十二两兵团已于八月初解除受华中长官公署指挥，大部退往福建广东；鄂西绥署六个军节节退往川湘、川鄂山地，与湘省战事关系越来越少（于十月十日亦解除受华中长官公署指挥）；第一兵团的三个军甫经变故，亟待整理，因此在湖南能打的部队剩下第三兵团的第七、四八两个军，第十兵团的四六军和第十一兵团的五八军。全部兵力连广西民团有三十万，战斗兵约二十万，但主力仅四个军，要抵抗刘林两军全力进攻，态势恶劣已极。
关于长远计划，健生宣布上面指示，总统电报指示我们退往广西，中央则再守四川，不得已的时候我军可退往云南，但李代座则要我们退往广东，不得已再退海南岛。李代座在我们开会期间曾飞衡阳，在机场与我们见面，半小时后匆匆离去.他强调要退往海南岛。健生以前处理任何事情，采取任何抉择都很迅速地采取最有利的意见，但此时我发现他很彷徨，有不知要如何决定之感。最后我发言了，我说：“现在再想要扭转局势似乎是不可能了，失败已定了，应该研究如何图生存，作长远的打算。先说我们守广西，守四川，不可能。抗战可以，现在是对内，性质完全不同，不可能，一定会给敌人突破。突破后退往云南，路那么远，大兵力如何分途撤退，退去了又有何作用？还是不能生存。再说退到海南岛，也不行，这么大的兵力，运送过海不容易。以我的想法，死里求生只有退向安南，那很容易部署，只要规定哪一军从广东过去，哪一军从桂林经南宁过去，边境这么长，路途很近，带着武器补给一起退过国境，只有这才是唯一生存路线，其余条条都是死路。”我说完所有参谋处的将领都点头赞成，但健生说：“退到安南有困难，一定要引起国际问题。首先我们没和法国搞好，先要和法国冲突，我们和保大也没搞好，这么大的兵力一定会惹起国际干涉。”
我即补充说明我的构想：“我们退往安南目的正在闯祸，起了乱子成为国际问题才好，这才会引起美国的重视。我们退到安南不只是为了生存，将来还有希望卷土重来。如果长官你不便去，最好夏副长官（威）或李副长官（品仙）去；再不去，我和张总司令（淦）可以去，我们负责指挥，要决定就应早决定，以免将来手忙脚乱。”健生犹豫难决，最后还是决定在湖南前线先挡挡，才退回广西，因此才有青树坪大捷。
八月中旬，健生用第三兵团主力大败林彪的一个军及一个师于青树坪，共军被击后退几十余里，迟滞共军之攻势月余.但我第七军损失亦惨重，态势依然恶劣，我说：“打胜仗也挽回不了恶劣的态势。”我兵团奉命由耒阳向桂北撤退，防守湘桂边境，第三兵团则于十月初由衡（阳）邵（阳）前线撤退回桂，沿途遭受袭击，退到全州整补，由我兵团防守桂北门户。
十月初旬，我负责指挥部队防守正面，命第五十六军（军长马拔萃）防守贵州广西边境，自率四十六军、一二六军沿湘桂边境布防，我司令部设在平乐，健生坐镇桂林。十月五日我又应召赴桂林开会，我在会议中表示：“没有什么好研究的，态势比在衡阳更恶劣，但力量仍在，对大局不能挽救了，只有退往安南一途，而且现在还来得及。”开会期中，李代座也到桂林来，眼看失败定了，情绪很不好，他仍要我们退往海南岛，个人方面他想出国，健生和我都认为在这时候出国没有意义，拿什么名义出国？他又匆匆离开桂林了。
健生遇到他平生最难解决的问题，总统要他退云南，李代座要他退海南岛，我和黄杰等主张退到安南，黄杰开玩笑说：“我们换了帽子变为安南军，打胡志明，保护保大。”我说：“我们去闯祸，法国人阻挡我们连法国人也打。他们兵力小，我们几十万兵力，如何挡住我们？”可是健生仍不敢采纳，犹豫中仍想守住广西，一方面于十一月上旬命第一兵团及新组成的十七兵团（司令刘嘉树）由桂林及靖县附近向独山、都匀推进，驰黔增援（其时共军突人黔省，并有自黔南下之势）；另以第三十一两兵团向玉林、北流、容县、岑溪地区集中，而仍以我团守湘桂边境。此一部署似乎一方面可使第一、十七兵团退到云南，而一方面可使三、十一兵团退到海南岛，可见健生之彷徨犹豫。
我在湘桂边境沿全州、恭城、富川等地布防，与敌对峙，紧张得很，好几天没睡觉，共军数度进攻未逞，但他们分兵打广东，十月十五日即占了广州，并猛向雷州半岛疾进。十一月上旬，共军突入黔东，十七日占贵阳，于是分军自黔南犯，直指柳州，桂林震动，健生命我守桂林，不能守再退南宁。我说“只能迟滞敌人进展，不能反攻。”共军自袭贵阳得手分兵南犯后，主力复由全州来侵，另有少数攻我恭城、富川，围攻桂林健生命令我不得已即退出桂林。我命马拔萃率五十六军退往柳州，必要时留一师在柳江打游击滞缓敌人前进，其余退往南宁。
自带四十六军放弃桂林，撤离桂北，经平乐到濛江。四十六军由谭何易军长统率，转入郁林五属，我率我的参谋长诸葛曙和司令部——包括特务营——经贵县赴南宁。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我抵南宁，健生、鹤龄、煦苍（夏威）等都在一起，这时第一、十七兵团自宾阳向南宁撤退，第三、十一兵团在粤桂边城作战，防备共军突人南路切断我军退往海南岛的去路，不幸失利退往郁林，态势更形恶劣。健生仍想将二十万大军撤到海南岛去，命鹤龄去海南岛联络。鹤龄第二天就飞返南宁，据他报告是运输船舶登陆艇的缺乏，而且钦廉与海南岛都没有好的码头。我说：“退到海南岛怕不行了，前有大海后有追兵，又没有足够的船，我们怕要给消灭了。”健生仍以为退到安南必引起国际交涉，仍决定各兵团退往钦廉，能运多少出去就运多少。十一月三日他把他的长官公署若干人员及一连炮兵拨归我指挥，命我带到钦州，自率高级将领飞海南岛去策应。
我等所有空军飞机都撤离南宁后即率长官公署人员、我的司令部以及一连炮兵、一营特务营撤离南宁。由南宁到钦州有邕钦公路，但过邕江必须搭浮桥才能将大炮运过去，浮桥又搭得不好，耽误不少时间。我先到南宁对岸亭子圩去集结部队，看到黄杰也在那里集结第一兵团部队，他也奉命到钦州去，两人便在亭子圩讨论敌情及健生的命令。这时第三兵团在博白、陆川情况不明（后来知道十一月卅日张淦司令被俘)，第十兵团的四十二军在廉州距钦州最近，但敌人向钦州直驰，目的在封锁我军出海口，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安全撤到海南岛的时间怕不够了，黄杰说：“我恐怕到钦州的时间都没有，我决心到龙州去。”到龙州当然是非退入安南不可，他又说：“我们进安南只有一条路，就是换了帽子，变成保大的部队，先解决胡志明。”我说：“现在我没办法不按长官部命令行事，我看时机，有机会就到海南岛去。若时间不许可，我回转过来跟在你后头。”这时眼看大势已去，愁闷、苦恼、束手无策。
我集结好部队即沿邕钦公路行军，我乘汽车，但部队仍步行，很快地到了上司，与在海南岛的健生通一次无线电报（用密码），我报告我正朝钦州进发，他说：“船的准备很困难，码头也不好，你看时间许可不许可，慎作决定。”次日我们到达钦州的小董，中午接到报告说第三兵团已垮了，四十六军已向钦州来了，同我们接近了。不久四十六军的先头部队到了小董但是这时我方空军忽来传达命令（我们摆“布板”供飞行人员辨认），这是健生派来的，他判断过海南岛已没希望了，希望我马上转往龙州。我马上下令所有部队转向，不要集结，不要停顿，向西北取道大直、大寺向龙州疾进，谭何易军长在我后头，亦由无线电指挥他尾随我之后行军。由于军情紧急，到了夜里我仍下命夜行军，走到天亮到了大直，接到报告是敌人已打到钦州，守在海口的警卫团溃了。
到了九点左右我们到了大寺，发现前面有敌踪，谭军长也赶到，他对我说我们的后卫已被敌追及，有了接触。我说：“我们并不怕后面的敌人，最要紧的是要打溃前面的敌人。”这些是尾追黄杰兵团的共军，无意中在大寺以西切断了我们的去路我只好下令攻击，从上午九点打到下午四五点，敌人后面追兵亦赶上来，前面之敌亦源源而来，越打越多，我们被包围起来，越打越少，我只好对谭军长说：“你带人突围后直趋龙州，跟随黄杰到安南去。”四点多钟谭军长带着李芳西师长等突围，居然打开一个缺口，一千多人脱出包围圈，我带警卫营随后突围敌已加强戒备，没能成功。这时天色已晚，我带着几十人（其中有一连长是钦州人）脱离阵地，向十万大山潜行，我说：“天黑了，只要脱离战场及敌人火力就可以了。”这时一个机警的士兵把我的军帽扔了说：“你这个帽子还要干什么？”拿他的帽子给我戴上，另一个士兵脱了自己的军装给我穿，我化装为普通士兵连夜潜行，我们专找有村庄的地方走，敌人没料到我会向山区走，一方面忙着俘虏在战场上的士兵，居然给我脱离战场的机会。我们一直走到一个距离大寺五六十里的村庄才停止.潜伏起来，派人去调查情况，回报谭军长带一千多人脱出包围圈后，看到司令官没能跟出来又回头攻击，没能动摇敌阵，只好脱离战场，马不停蹄一夜赶五六十里路快赶到龙州了，至大寺方面溃散的有两千多，被俘的有二三千人。我听了十分伤感大兵团就这样溃败了，好在谭军长等安然无恙，希望他们能顺利进入安南，获得自由。
我在距大寺五六十里的村庄休息了一下，再走几十里路进入十万大山区，所带的还有一个随从副官、一个参谋、一个钦州籍的黄连长和几十名士兵，我们全副武装，经过村庄时很多人很惊奇，还有的招呼我们，供给我们食宿。为防敌人侦察，我们不断地移动，也不断地探听消息，我们获知小董驻有共军，南宁通往龙州的路上满布共军，他们追击黄杰和谭何易的余众，并截留要跑往安南的散兵。我知道往龙州去是危险的就在十万大山山区中游动了半个多月。后来副官和参谋等对我说：“我们这样半个月一个月不成问题，但等地方安定了，是要清乡的，那时我们就不能生存了，现在趁敌人只知道有散兵在山区流动而不知司令官也在这里，司令官赶紧化装为平民先走，我们仍维持武装向龙州走，能到安南最好，不能也可在山上做土匪。”我看他们这样关心我，讲得也很对，便答应了，带着随从副官和黄连长化装为平民离开他们，我吩咐他们如何走小路设法到中越边界才含泪而别，可是此后再没接到这些可爱的弟兄的信息了。
黄连长住在钦州乡下，对钦州道路熟，口音也没问题，所以我指定他和副官跟我在一起，由副官挑一点行李化装为难民往敌人方面走去。这时很多难民还乡，来来往往，没有特殊情况敌人也不加注意。但是我们不敢到黄连长的家乡去，他的同乡自然知道他当国军连长，还好黄连长的岳家就住在广州湾距离钦州很近，我们就决定投奔他的岳家。我们一路上很平安，到达黄连长的岳家后，黄连长偷偷对他岳父说：“这是司令官。”他岳父吓了一跳，随即讲：“不要紧，在这里万无一失。”这时是一九五O年元月中旬，共军在广州湾准备打海南岛，忙乱得很，我在此过了旧历年，一心一意想离开。
虽然黄连长的岳家待我很好，我仍时时刻刻想脱离共区我对他们说：“我住这里也不是办法，要想办法去香港。”黄连长的岳父说：“从广州湾无法直接去香港，你放心，将来有机会的。”
黄连长的岳父经营一家运输行，有几辆汽车在广州一带行驶，他要黄连长就住在他家帮他经管运输事业，也计划帮我和副官逃离。我们大约在他家住了三个月，机会来了，他为我们拿到三张赴广州的通行证，他吩咐黄连长送我和副官搭公路车到广州，就住在他开设的运输行内，再以运输行派赴香港接洽生意的名义为我和副官申请赴港通行证，一切他都安排好了，如无意外可以很快达到目的。黄连长的岳父这样肯冒生命的危险，掩护国军兵团司令出走，很令我感动，谢过他匆匆启程。
我们三人搭公路车到广州，住了一个星期，居然申请到两张赴港通行证，别过共同患难的黄连长，去闯最后的这一关。
这时共党对大陆军政人员的潜出共区虽也密加注意，但到底是刚拿到这么大的江山，海南岛还没有拿到手，控制并不太严密，居然让我和副官通过，抵达香港，恍同隔世。
我的内人在桂林危急前已先我飞香港，我很快地找到她，真是悲喜交集。我失败后与健生失掉联络，健生到处打听我的下落，没有一点信息，又没听到共党对我有关的广播，只好报“失踪”。我脱险后，鹤龄最先知道，他奉健生命在香港收容失散的人。健生已到台湾去了，叫鹤龄送两万港币给我，谈起来知道谭何易军长已和黄杰在安南，被法国人缴了械了。此外张张淦司令在博白命令他带少数人先赴容县，途中知道张淦被俘了，冒险逃到钦州海边，竟能搭船到海南岛（按：谭何易将军现任“国防部”中将高参，龙炎武将军现任台北县兵役科科长。)
从前读史书每同情失败王朝所遭遇的惨状，不料如今身历其境，饱尝失败的痛苦，所幸尚能脱离，与家人团圆，与老友话旧。
资料来源：
《我所经历的战争——1911-1950 国民党第十兵团总司令徐启明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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