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博奇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倪、李、陈，彩电三大佬的前世今生，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倪润峰给中国企业史留下的形象是一弧苍凉倔强的身影。如果没有这个“硬汉”，彩电行业不会变的如此腥风血雨，充满杀伐之气。只是，有时候，狂放豪迈的人物结局往往慷慨寂寥。
1996年，倪润峰将长虹和自己推向至高无上的绝顶。接下来，只能是下坡路了。
长虹粗放扩张的弊端在1997年显现。销售收入突然下降至164亿元，市场占有率从35%降为30%。市场总量增长的背景下，企业不进反退正说明运行上存在重大问题。其实长虹过于依赖郑百文，在迅速做大后未能及时建立盈利模式，将规模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乃至“大而不强”。
风光过后即寂寞。1997年，全国家电排行榜上，长虹“行业老大”地位第一次被超越。
倪润峰的江湖地位却不容置疑。因为适时契合“民族工业崛起”的话题背景，被舆论和政治塑造为民族工业的标杆人物，1997年长虹遭遇增长瓶颈之际，倪润峰仍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这个山东人的政治观察力丝毫不逊于商业嗅觉。
90年代中期，彩电生产商在一线城市厮杀火拼之后，盯上竞争薄弱的农村市场，纷纷建设销售网络。但是由于农民购买力薄弱，一时找到市场突破口，白白耗费偌大精力财力。倪润峰却独树一帜地打起了“白条”的主意。
曾几何时，“白条”在农村甚为流行。农民将粮食卖给地方政府，得到一纸“白条”而非实实在在的现金。农民想把“白条”换成现金，甚至不惜打折兑换，客观上存在一个兑换市场。
倪润峰随机应变，允许他们使用“白条”购买长虹彩电，且面值无须打折，大大刺激了长虹在农村市场的销售。后来国家解决农村“白条”问题，长虹积攒了大量“白条”顺势变为现金，
商业上的成功往往获得政治上的认可，这在中国乃是常事；相反，商业上的失败又往往遭遇各界唾弃，乃至政治上的责难。
不幸的是，两件事都被倪润峰赶上了……
从1997年开始，长虹业绩下滑，直接影响了绵阳市的经济竞争力，城市GDP排名接连下跌，政府不满与日俱增。倪润峰不管不顾，一心计划“MBO”，梦想管理层收购。然而长虹已不再是绵阳的长虹，也不是四川的长虹，而是“中国的长虹”。稍有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轩然大波。
2000年5月，绵阳市政府突然宣布倪润峰不再担任长虹集团总经理职务。外界愕然。
长虹换将，业绩却不见期望中的好转。一年后，倪润峰二度出山，终未拯救长虹，继而频频爆出亏损传闻。倪润峰自知老之将至，不料晚节不保，一时间从“民族英雄”沦为“历史罪人”，黯然退场。
2004年，倪润峰转任四川省顾问。一日，回顾从商经历，他说，“我们没有别人幸运”。
倪润峰所说的“别人”，是指李东生。长虹与TCL的关系，一个是探路者，一个是跟随者。跑在前面的长虹走过许多弯路，趟过不少雷区，而后面亦步亦趋的TCL却轻松地实现了“弯道超车”。
先行者总是难免寂寞。倪润峰试图以规模优势压倒对手，却展露无数破绽，譬如长虹生产了大量黑壳电视，但市场口味慢慢转移，导致大量积压。看到这点，李东生将TCL彩电更换为银色外壳，叫好叫座。其中有一款产品，从1997年卖到2000年，在市场上出尽风头。
然而，1997年到2000年之间，彩电市场上的销量冠军，不是长虹，也不是TCL，而是陈伟荣领导的康佳。
陈伟荣与李东生是华南理工大学78级同学。他们这届出了三个彩电大佬，另一个是创维黄宏生，三人被业内称为“华南理工三剑客”。1982年，陈伟荣毕业进入康佳，从技术员做起，一直做到集团总裁。在他任上，康佳从1997年开始，一连三年稳坐彩电业头把交椅。
鲜为人知的是，康佳的销售网络建设比TCL更早，更加规范。李东生在TCL内部营建全国营销网络，有借鉴陈伟荣之嫌。陈伟荣不是固步自封之辈，看到长虹、TCL拓展农村市场，就亲自带队到农村考察。一次，为了一台彩电，陈伟荣走了半天山路，将之送到农户家中。
然而陈伟荣高估了农村市场的消化能力，投资数亿打造销售网点，结果差强人意。后来为压制长虹，陈伟荣转向郑百文怀抱，动辄包销上亿元的彩电，却在不知不觉中走上长虹的老路。
长虹和康佳的失误，李东生都看在眼里。他小心翼翼地驾驶着TCL这艘航船，躲过一个个暗礁。
李东生坚定不移地以“自有渠道”精细化管理，维护中小经销商的利益，终于在2001年扬眉吐气。这一年，TCL夺得行业销量冠军头衔，李东生的“管理层收购计划”也渐入佳境。
同在这年，倪润峰垂垂老矣，陈伟荣从康佳神秘卸任，彩电舞台上，只剩李东生独舞。
期间，为了直接面对中国消费者，获得稳定的市场收益，外国品牌在中国掀起合资建厂高潮，几乎所有的海外巨头均在国内设厂。反观本土家电生产商，在国际化道路上走得似乎并不轻松。收购汤姆逊电器为李东生带来的批评多于赞誉，尽管曾一度被列为“走出去”的经典案例。
世界转变太快。岁月流转，一代新人换旧人，曾几何时，往日青涩的黄光裕、张近东终结了上游制造商的好日子……时至今日，倪润峰、陈伟荣和李东生三个名字早已散入历史的烟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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