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有个水井沟，是老城区的中心地段，这里挨着当地著名的地标建筑报恩塔，如今已经形成了水井沟白塔商圈，虽然位于老城区，但是人气带动财气，一直没有衰退的模样。尽管这几年泸州城市开始往周边近郊延伸，城北、城西、城东、城南这些曾经的老城外的农村，早就沧海桑田，变成了新都市的模样，而且水井沟一带交通并不见得方便，然而中心老城的便利，以及大多数老泸州人的消费出行习惯，依然属它为首。
当然，今天江阳沽酒客并不是讨论城市的发展和其他商圈的远景规划。这个话题实际上只需要时间来验证。而且官方有安排，民间也不乏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人士，我觉得倒是不需要我来画蛇添足。
既然想给大家聊一下熟悉而又不注意的东西，并且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谈水井沟挨着的梓潼路。在一片商业簇拥下，这里有一所泸州公立小学就叫梓潼路小学。我相信，有一点不得不承认，这所小学，在泸州抛开私立而言，目前称第二，也没有人敢来称第一。这倒不是刻意要抬高谁，贬低谁，假如只看长期贡献的结果，梓潼路在小学当中，特别是这个老校区，真的一直很争气。
但是今天也不说这所小学，而是谈谈梓潼路，因为泸州所有的路当中，这是最有学问和底蕴的一条路。
我想一定有人会好奇，何以见得呢？这事我们还得从清朝同治年间说起。
当时水井沟旁建立一座文昌宫，泸州好像对文昌宫比较虔诚，直到今天，泸州市区郊县还有很多地方有残存的文昌宫遗址，比如今天蓝田坝有一个。虽然水井沟这个文昌宫不在了，但是当时的规模一定不会小。
文昌宫是一个什么类型呢？文昌宫供奉的是文昌帝君,民间称为文曲星。人家说北有孔子，南有文昌，可见这个文昌的名气可是跟孔夫子齐名的。你还不能简单的把它当成封神榜里的比干，虽然他被封为文曲星。因为中国的神话体系，其实流传和地域原因，有时候是比较让人抠脑壳的，他是他，也可能是另外的他，比较难理清，我们就说谁研究谁就好。不然太复杂了。
要知道古代两条出路，不是文就是武，富武穷文，虽然寒酸了点，到底给平民百姓以希望。
中国虽然是农业大国，古代农耕文化更是占主流，但是渔樵耕读，这不管是哪个阶层，都希望最后跻身到文化层面，包括那种出卖劳动力，还朝不保夕的日子。
文昌帝君显然是本土神灵，而且还出自道家，他又称更生永命天尊，是中国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文昌即文昌星，古时认为是主持文运功名的星宿。而为什么四川很多地方那么重视他，因为据说文昌帝是四川人。并且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合二为一的。在他被封之前，文昌已经有记录。
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记载，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重、六曰司禄。意思是说北斗星的上方有六颗星组成一个星座，象筐形，它就叫文昌宫，六星的最后一颗星是司禄之星，它的职责是“司禄赏功进士”，也就是主宰人间赏罚功名、提拔士人为官的工作。后来，由于读书人广泛的崇拜，司禄星的职责淹没了五颗星，文昌宫其他的职能淡化，成了一个主宰读书人追求禄位命运的专职星座。
那么随着历史的推移，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华阳国志》记载梓潼县有一座庙叫“善板祠”，所供之神即为张亚子。《太平寰宇记》又记有张亚子显灵的神异故事。张亚子曾经在长安见到姚苌，张亚子对他说：“动后九年，君当入蜀，若至梓潼七曲山，幸当见寻”。《十六国春秋辑补·后秦录》则补充说，姚“苌”在前秦建元二年果然来到梓潼七曲山，见到一神人。神人说：“君早还秦，秦无主，其在君乎?”姚苌请问那神人的姓名，神人说他叫张恶子，说罢就不见了。姚苌回到秦地后果然称帝，于是就在秦地立张相公庙来祭祀张亚子。
还有说法就是，张亚子本是蜀人张育与亚子两位人物合并而成的神灵。东晋宁康二年（374年），蜀人张育自称蜀王，起义抗击前秦苻坚，英勇战死。蜀人在梓潼郡七曲山建张育祠，尊奉他为雷泽龙神。当时，梓潼七曲山另有梓潼神亚子祠。后人遂将两祠神名合称张亚子，张亚子便成为梓潼神。
之后，中国民间又逐渐形成了有关张亚子的传说，这些传说大都是在蜀人张育事迹的基础上演绎而成的。这些传说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张亚子，生于西晋太康八年（公元287年）二月初三，出生于今四川凉山州越西县中所镇金马山。为避母仇，举家迁来七曲山，一生行善治病，死后被梓潼百姓奉为梓潼神，供在七曲山大庙。
据资料记载，文昌帝君真正与文昌星神重合还在元朝，元朝是以蒙古族入主中原，觉得长期的武力征服达不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偃武修文，据说在公元1285年，元太史官曾上奏朝廷，说天下文运将兴，第二天，元仁宗就出生了，元仁宗继位后，延佑二年（1315）就下诏开科取士，这是元朝开国后首次考试。第二年（1316），元仁宗就加封张亚子为文昌帝君，从此文昌帝君成为读书人的偶像和保护神，文昌宫便成了学子们终年祭祀的神圣殿堂。
正是在道教和文人儒士的大力推崇下，唐宋元明九个帝王的不断加封，梓潼神才与主管文运的星宿文昌星重合，梓潼帝君变成了文昌帝君，张亚子由地方小神一跃成为天下共祀的文昌星，专司功名、文运、利禄。
好了，根据上面的情况，文昌在古代四川各地昌盛就完全情有可原，读书人的信仰本来就比一般人要挑剔的多，孔子到底只是个圣人不是神仙，而且又有“子不语怪力乱神”，读书人怕也希望有可以保佑的自己得到心里安慰的神灵出来，文昌被推崇就当仁不让了。
大家明白了这个来源，肯定对梓潼路为什么叫这个地面就大概清楚了，文昌宫里供奉梓潼神君，用他的称谓来命名再恰当不过。但是给过去的老泸州人祭拜了许久的文昌帝君，自己恐怕也没有算到，他的命运在清同治七年开始发生改变。
就在这个公元1868年，当时的永宁道满洲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恒保，看中了这个地方，想发挥它更大的功效，或者给自己增加点政绩，也可能想惠及江阳，他废了泸州水井沟的文昌宫建川南书院。
当然这个倒不算数文物破坏，倒是契合这个地方的底蕴。书院，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机构，最早出现在唐玄宗时期，东都洛阳紫微城的丽正书院。 正式的教育制度则是由朱熹创立，发展于宋代。当时，由富商、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或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
泸州古代也是有书院，比如鹤山书院等。有了书院，才能更好的普及知识和吸纳人才，甚至吸引全国的名人来游览，增加人文底蕴。
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华国清、光绪二年(1876)进士罗经学先后掌教。光绪二十七年(1901)道尹黄立鳌呈请以书院经费改办学堂。同年秋，书院始更名川南经纬学堂，为四川改书院设学堂之滥觞。这才是这个地方，第一值得称道的地方。
当年荣昌人黄立鳌还题了联：
居今仙人百玉堂，小子勉之，好与文昌储将相；
名魁多士黄金榜，吾道南矣，莫将温饱负平生。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改建为新式学堂并更名为川南经纬学堂，成为全四川第一所'新学'。当时任泸州知州的沈秉堃和曾赴日本考察新政回国的周善培，会同从京辞官回乡的高楷决定聘请赵熙担任新办的川南学堂的首任监督(校长)。
这个地方书风蔚然，在风雨飘摇的清末时期，国弱民困，这些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方式，探索中国的振兴之道。其中教育一定是必不可少。
晚清蜀中名儒赵熙一生从事教育文化事业尤为致力，先后主持过荣县凤鸣书院、重庆东川书院、泸州川南学堂、荣县文学舍等，所育弟子人才辈出，对四川乃至中国近代发展都有一定的推动和影响，今天我们从教育视野来审视作为教育家的赵熙，既可体现文化启蒙的重要作用，又可展示文化传承的实际成效。
那为什么叫经纬学堂呢？赵熙先生这样回答我们：为学要为上下古今之学，不能只求耳目尺寸，这叫做纵；当为大通世界之学，不能拘守方隅，这就叫横。纵是经，横是纬。所以取名“川南经纬学堂”。以前校门上镌刻了一副楹联：
合德智体而为士；
通天地人之谓儒。
到了1902年，为了培养更多的中小学教师，以响应戊戌变法“废科举兴学校”的理念，赵熙又将川南经纬学堂改名为川南师范学堂，这是当时川南唯一的师范学校。
其实川南师范开办之初，校址在考棚（今花园路）。1903年水井沟新校舍落成，赵熙先生写了篇《川南学堂记》，专门记述了学校的建设情况和办学宗旨与规章，寄期望于莘莘学子。
当然这里那时候还有很多名人共同经营，恽代英、吴子俊、阴懋德、何白李、谢守清，个个是师范。 学堂既得风气之先向，在新思想的青年亦多来就学。校内曾组织“输送学社”，灌输民主革命思想，部分学生后来加入“同盟会”，成为辛亥革命中坚。吴玉章、向楚、陶士、阳汉笙、曾润百、但懋辛、杨兆蓉、李琴鹤，刺杀摄政王的黄树中（复生），与彭家珍结伴炸死宗社贵胄首领良弼的陈葆镛（漱云），都是川南师范学堂的学生。可谓人才辈出。
但是后来这个学堂的变迁则慢慢淡出历史舞台，成了泸州师范学校后，再到后来的变化则渐渐跟过去联系不大。
今天的泸州师范附属小学，泸州职业技术学院，泸州梓潼路小学等，其实跟它都有一些瓜葛。
只是川南经纬学堂和川南师范没有保留，其实还是一大憾事。
有时候，沽酒客觉得，教育是应该不计得失，不注重名利的，不管前身是谁，有多么风光和多大的影响力，你要继承的不是它的名头，而是它本质和底蕴。假如你没有继续，即便名头给到你，你还是徒增烦恼罢了。
好在我觉得今天梓潼路也好，泸州师范附属小学也好，其教育水平和校风都算是泸州小学中的佼佼者，当然泸州很多小学也应该更加努力向上，在新时代，不必背包袱，为虚名，而是在教书育人这方面，精益求精，只有做到桃李满天下，人才辈出，才是你的名和利所体现的价值。
今天川南学院到师范都成为泸州的一段历史，梓潼路却保留下来学风气质，我们回望过去，可以缅怀和崇敬，但是不必纠结和叹息，因为时代一定会保留下最值得继承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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