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7月19日上午，北京八道湾胡同周家大院。
周作人将自己前一天写下的一封绝交信，交给了鲁迅，一言不发转身离开。
信中说：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却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周作人在信的开头不是称呼大哥，而是冰冷地叫他鲁迅先生。在尽量克制的言语下，满纸间透满了失望和伤感。
鲁迅读过信之后，十分不解，尤其是最后一句自重，让他摸不着头脑。
随后鲁迅就叫周作人过来询问，但是此时这个弟弟已经不再搭理他了。
鲁迅的日记中，对这一天有所记述：
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从此之后，二人的决裂关系再也没有一丝弥合。
二人决裂后，鲁迅决定搬家。他通过朋友的帮助，暂时寄住在砖塔胡同61号的房子。
他们的母亲鲁瑞老夫人曾伤心地说过：
这样要好的兄弟突然不合，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
鲁迅搬出八道湾后，不久却又爆发了一次更加激烈的冲突。已经关系决裂的周氏兄弟竟然在八道湾家中大打出手。
更让人不解的是，针对此事，两位当事人至死都没有任何提及，二人都在刻意回避。
以至于为这件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让后人猜测不止。
在决定暂搬到砖塔胡同的时候，鲁迅征求过妻子朱安的意见，问她是仍住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娘家去，每月寄钱给她。
朱安是这样回答的：
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母亲）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自一人跟着叔婶侄辈过，算什么呢？绍兴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于是两人就带着母亲，一同搬到砖塔胡同暂时住下，再去寻找其他合适的房子。
不久后，鲁迅看定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房屋，随即向友人借了八百元买下，经过翻修之后， 1924年5月25日，他们住进了新居。
新居安顿好之后，鲁迅回到八道湾，准备取回自己存放在那里的东西，然而，意外的是，兄弟二人竟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七西三条胡同住屋》一节里有所记述：
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鲁迅在1924年6月11日的日记中，也有简单记述：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但到底二人为何大打出手，鲁迅的日记里没有任何提及，周作人的日记里也没有任何提及，我们只能从当时的旁观者口中，得知一二。
有一种说法是，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对鲁迅抱有诸多不满，甚至想让鲁迅搬出周家大院，所以就捏造出鲁迅非礼她、以及听墙根之类的谎言，周作人信之，随即兄弟二人失和。
舒芜在《忆台静农先生》一文中提到，台静农曾经告诉过他鲁迅兄弟失和的事情：
他详细告诉我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决裂的起因，他说，周作人在北京西山养病时，鲁迅忙于从各方面筹措医药费，有一次正是急需钱用的时候，鲁迅替周作人卖一部书稿，稿费收到了，鲁迅很高兴，想着羽太信子也正着急，连夜到后院去通知羽太信子，不料后来羽太信子对周作人说鲁迅连夜进来，意图非礼，周作人居然信了。
在张菊香、张铁荣编著的《周作人年谱》中，引用了章川岛提供的一份材料，上面说道：
1975年顷，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
综合来看，鲁迅兄弟二人失和、乃至大打出手的原因，一个主流的说法，是因为周作人太太羽太信子诽谤鲁迅非礼她导致的。
那么羽太信子到底为什么这样做呢？
羽太信子出身于一个贫穷的日本家庭，年纪很轻的时候，她就在外打工挣钱。
鲁迅、周作人留日期间，羽太信子成了替他们缝补洗涮的保姆。也许是日久生情，后来便和周作人谈起了恋爱。
二人于1909年在东京结为夫妻。
虽然出身卑微，自幼受苦，但羽太信子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为人自私、刻薄，生性铺张浪费，好搬弄是非，加之患有歇斯底里症，情绪很不稳定。
当周家兄弟们合住于八道湾之后，羽太信子开始对鲁迅产生敌意，至于原因，主要还是因为钱。
当时，鲁迅母亲年纪大了，鲁迅妻子朱安不曾识字，所以家中管家自然交给了羽太信子。
起初，鲁迅有300多元的收入，周作人也有200多元，两人将近600元的薪资，除了日常零花，基本上都交给了羽太信子。
钱多了，羽太信子的排场也开始大了起来。
在生活上，羽太信子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没有计划和节制。家里雇了六七个仆佣，每餐饭如果稍不合口味，便撤了另做。孩子上学，雇有专门的黄包车夫。遇有家人偶感风寒，必延请索价不菲的日本医生。
鲁迅和周作人共同的朋友郁达夫，曾经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说道：
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
鲁迅本人后来对许广平说：
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至少有六百大洋，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
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
600个大洋一个月，真的是很大的一笔收入，在合理持家的情况下，生活肯定有声有色。
但是羽太信子只会生活奢侈，根本就没有考虑应该如何持家。
至于一头埋头治学、不问琐事的周作人，向来不管不问、更别提私下劝阻了。
鲁迅从家族长兄的角度出发，看不惯羽太信子的管家作风，每每会加以劝导。但是收效甚微，而羽太信子对鲁迅的敌意，则不断加深！
再到后来，因为校方拖欠薪资，鲁迅的薪水往往不能按时交出来，一家人的开销不得不又少了一截。
而且鲁迅后来的工资也比周作人少了一些，觉得自己老公出力更大的羽太信子对鲁迅的不满，越加底气十足了。
张学义在《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的情理诠释》的文章里，根据他们两人的日记做了一个统计：
1923年1月至7月，鲁迅的收入是1398元，周作人的收入是2904.19元。
在管家婆羽太信子看来，主要是自己老公周作人，在负担这个大家庭的费用了。
于是，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鲁迅的人格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的诬蔑和委屈，搬出了八道湾住宅，而对于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冲突缘由，日记上却一字未提。
兄弟失和之后，鲁迅大病了一个多月，从此身体一直瘦弱。
而周作人自此凄风冷雨，后半生坎坷多变，抗战后期，他委身于日本之下，竟不能明哲保身。
然而弟弟周作人的这一切，鲁迅都看不到了！
1936年10月19日，早晨5点25分，鲁迅因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终年55岁。
令人感慨的是，周作人一家，未有一人出席葬礼！
1962年4月6日，羽太信子病重，送入北大医院急救。周作人年近八十，独自一人在灯下独坐，在日记中写道：
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五十年余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
读这段文字，不禁悲从中来！
1962年4月8日下午1点，羽太信子因冠心病在北大医院病故，终年75岁。
至此，两人长达53年的婚姻生活，终于落下了帷幕。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去世，终年82岁。
左手是妻子，右手是兄长，如果回头从来，不知周作人将会如何去做？
每个人的人生，打开了细看，都会写满辛酸！
你我如此，鲁迅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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