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7月19日上午,北京八道湾胡同周家大院。
周作人将自己前一天写下的一封绝交信,交给了鲁迅,一言不发转身离开。
信中说: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却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周作人在信的开头不是称呼大哥,而是冰冷地叫他鲁迅先生。在尽量克制的言语下,满纸间透满了失望和伤感。
鲁迅读过信之后,十分不解,尤其是最后一句自重,让他摸不着头脑。
随后鲁迅就叫周作人过来询问,但是此时这个弟弟已经不再搭理他了。
鲁迅的日记中,对这一天有所记述:
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从此之后,二人的决裂关系再也没有一丝弥合。
二人决裂后,鲁迅决定搬家。他通过朋友的帮助,暂时寄住在砖塔胡同61号的房子。
他们的母亲鲁瑞老夫人曾伤心地说过:
这样要好的兄弟突然不合,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
鲁迅搬出八道湾后,不久却又爆发了一次更加激烈的冲突。已经关系决裂的周氏兄弟竟然在八道湾家中大打出手。
更让人不解的是,针对此事,两位当事人至死都没有任何提及,二人都在刻意回避。
以至于为这件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让后人猜测不止。
在决定暂搬到砖塔胡同的时候,鲁迅征求过妻子朱安的意见,问她是仍住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娘家去,每月寄钱给她。
朱安是这样回答的:
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母亲)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自一人跟着叔婶侄辈过,算什么呢?绍兴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于是两人就带着母亲,一同搬到砖塔胡同暂时住下,再去寻找其他合适的房子。
不久后,鲁迅看定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房屋,随即向友人借了八百元买下,经过翻修之后, 1924年5月25日,他们住进了新居。
新居安顿好之后,鲁迅回到八道湾,准备取回自己存放在那里的东西,然而,意外的是,兄弟二人竟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七西三条胡同住屋》一节里有所记述:
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鲁迅在1924年6月11日的日记中,也有简单记述: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但到底二人为何大打出手,鲁迅的日记里没有任何提及,周作人的日记里也没有任何提及,我们只能从当时的旁观者口中,得知一二。
有一种说法是,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对鲁迅抱有诸多不满,甚至想让鲁迅搬出周家大院,所以就捏造出鲁迅非礼她、以及听墙根之类的谎言,周作人信之,随即兄弟二人失和。
舒芜在《忆台静农先生》一文中提到,台静农曾经告诉过他鲁迅兄弟失和的事情:
他详细告诉我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决裂的起因,他说,周作人在北京西山养病时,鲁迅忙于从各方面筹措医药费,有一次正是急需钱用的时候,鲁迅替周作人卖一部书稿,稿费收到了,鲁迅很高兴,想着羽太信子也正着急,连夜到后院去通知羽太信子,不料后来羽太信子对周作人说鲁迅连夜进来,意图非礼,周作人居然信了。
在张菊香、张铁荣编著的《周作人年谱》中,引用了章川岛提供的一份材料,上面说道:
1975年顷,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
综合来看,鲁迅兄弟二人失和、乃至大打出手的原因,一个主流的说法,是因为周作人太太羽太信子诽谤鲁迅非礼她导致的。
那么羽太信子到底为什么这样做呢?
羽太信子出身于一个贫穷的日本家庭,年纪很轻的时候,她就在外打工挣钱。
鲁迅、周作人留日期间,羽太信子成了替他们缝补洗涮的保姆。也许是日久生情,后来便和周作人谈起了恋爱。
二人于1909年在东京结为夫妻。
虽然出身卑微,自幼受苦,但羽太信子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为人自私、刻薄,生性铺张浪费,好搬弄是非,加之患有歇斯底里症,情绪很不稳定。
当周家兄弟们合住于八道湾之后,羽太信子开始对鲁迅产生敌意,至于原因,主要还是因为钱。
当时,鲁迅母亲年纪大了,鲁迅妻子朱安不曾识字,所以家中管家自然交给了羽太信子。
起初,鲁迅有300多元的收入,周作人也有200多元,两人将近600元的薪资,除了日常零花,基本上都交给了羽太信子。
钱多了,羽太信子的排场也开始大了起来。
在生活上,羽太信子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没有计划和节制。家里雇了六七个仆佣,每餐饭如果稍不合口味,便撤了另做。孩子上学,雇有专门的黄包车夫。遇有家人偶感风寒,必延请索价不菲的日本医生。
鲁迅和周作人共同的朋友郁达夫,曾经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说道:
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
鲁迅本人后来对许广平说:
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至少有六百大洋,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
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
600个大洋一个月,真的是很大的一笔收入,在合理持家的情况下,生活肯定有声有色。
但是羽太信子只会生活奢侈,根本就没有考虑应该如何持家。
至于一头埋头治学、不问琐事的周作人,向来不管不问、更别提私下劝阻了。
鲁迅从家族长兄的角度出发,看不惯羽太信子的管家作风,每每会加以劝导。但是收效甚微,而羽太信子对鲁迅的敌意,则不断加深!
再到后来,因为校方拖欠薪资,鲁迅的薪水往往不能按时交出来,一家人的开销不得不又少了一截。
而且鲁迅后来的工资也比周作人少了一些,觉得自己老公出力更大的羽太信子对鲁迅的不满,越加底气十足了。
张学义在《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的情理诠释》的文章里,根据他们两人的日记做了一个统计:
1923年1月至7月,鲁迅的收入是1398元,周作人的收入是2904.19元。
在管家婆羽太信子看来,主要是自己老公周作人,在负担这个大家庭的费用了。
于是,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鲁迅的人格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的诬蔑和委屈,搬出了八道湾住宅,而对于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冲突缘由,日记上却一字未提。
兄弟失和之后,鲁迅大病了一个多月,从此身体一直瘦弱。
而周作人自此凄风冷雨,后半生坎坷多变,抗战后期,他委身于日本之下,竟不能明哲保身。
然而弟弟周作人的这一切,鲁迅都看不到了!
1936年10月19日,早晨5点25分,鲁迅因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终年55岁。
令人感慨的是,周作人一家,未有一人出席葬礼!
1962年4月6日,羽太信子病重,送入北大医院急救。周作人年近八十,独自一人在灯下独坐,在日记中写道:
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五十年余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
读这段文字,不禁悲从中来!
1962年4月8日下午1点,羽太信子因冠心病在北大医院病故,终年75岁。
至此,两人长达53年的婚姻生活,终于落下了帷幕。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去世,终年82岁。
左手是妻子,右手是兄长,如果回头从来,不知周作人将会如何去做?
每个人的人生,打开了细看,都会写满辛酸!
你我如此,鲁迅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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