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里有一个日本战犯“聋子”，对天皇最忠心，别的人都已不再遥拜天皇了，可他还在遥拜。

干部规劝他偏不听，同组犯人劝导帮助他的话，他却觉得刺耳，于是他狠心地用筷子把自己的两耳都戳聋了。没想到他的两耳发炎流脓，接着全身发高烧，病情危急。管理人员江班长抢着背他奔到医务室急救。

江班长的个子比“聋子”小，使尽力气背着“聋子”急奔医务室时，累得满头大汗。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尤其是江班长，不论是否值班，每天都来探望、照料，替他换洗衣服。“聋子”终于脱险，但是由于耳膜戳破，听力却再也不能复原了。

“聋子“”在疗养中曾经询问护士:“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费神护理我?”

护士回答说:“救死扶伤，是我们的本分。我们的任务是要尽可能地保证你们的健康，让你们回到日本去，替日本人民做好事。”

江班长更是多次向“聋子”检讨自己，说由于他尽职不够，才使得“聋子”出了事故，表示非常难过。“聋子”得知这些话，深受感动，“聋子”回到组里后如饥似渴地阅读他过去不愿看的学习材料，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他在改造过程中学会了做各种面食，宽大释放回到日本后，在东京开了一家小面食店。招牌叫作“中华面条”，店内挂着有关中国的图片，生意很好。他还积极地参加日中友好活动，表示:“要尽我微薄的力量，宣扬中国的伟大，致力日中友好，借以表达我对中国人的悔罪感恩。

在所里还流传着一个“哑巴”的故事，也是很感人的。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当时的日本政府要求我国政府遣返日本战俘，有的人还散布谣言，攻击中国政府对日本战俘采取“不人道”待遇，煽动日本战犯的家属组织请愿“向中国索还亲人”。

管理所的干部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向上级建议准许日本战犯的家属来华探访，这个建议经周总理亲自批准，同意接受日本战犯家属来访，战犯管理所和有关单位，要充分做好欢迎接待的工作。

管理所接到上级指示，集合全体战犯，宣布中国政府同意接待日本战犯家属来华探亲的决定，在场战犯无不感激涕零，一片唏嘘，纷纷要求发言，表示罪感恩。有的跪地忏悔，痛哭流涕，久久不起。随后，由战犯自己考虑，凡是愿意让亲人来探访者，都可以去信。规定以直系亲属为限，每户不得超过三人。旅费有因难的，中国政府可以资助解决。

这一决定，给予日本战犯很大的触动。有一个战犯，一向愁容满面，沉默寡言，像有满腹心事。母亲给他来信，他多是迟迟不复，有时复信也只寥寥数语。他从来不找管教人员谈思想，一问三不答。犯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哑巴”。

这天大会以后，干部找“哑巴”谈话，劝他给母写信，让母亲前来探望。起先“哑巴”仍然缄默无言，干部反复向他交代政策，告诉他不要灰心，好好争取，终有一天他可以回到日本和家人团聚的。

“哑巴”越听越显得坐立不安，忽然一下子跪倒在千部面前，号啕大哭。他说: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现在受到良心的遺责，对不起自己母亲……

他交代有一次侵入某地村庄时，他持枪闯进一户农家搜索，发现屋后秫杆茅草堆里，藏着一个蜷缩着的少妇，包着头，怀抱着一个婴儿，吓得直打哆嗦，显然那妇人是分娩不久。她跪着向他叩头求饶，殊不知他兽性发作，竟然狞笑着逼近少妇，要强暴她。当少妇紧抱要儿挣扎时，他一手夺过婴儿，狠狠地往草堆外一摔，只听“哇”的一声，婴儿就没有声息了。

他满足兽欲后，正准备出门时，同一个急奔进来的青年农民迎面相遇，见状立即搏斗起来。他凭着手中杀人的武器，将这个农民活活刺死。“哑巴”说完了他亲手制造的这幕惨剧，泣不成声。

干部肯定了“哑巴”的坦白交罪是悔悟的表现，告诉他应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揭发和认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进一步改造自己，以便日后重新做人。并且要“哑巴”打消顾虑，给母亲复信，让母亲来看看他。“哑巴”低着头回到小组，在院里背着人又痛哭了一场。

他终于把他在中国作恶犯罪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写成一封长信，告诉母亲，她的儿子曾丧尽天良，控诉法西斯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这篇悔罪录以后经“外文组”译成中文在俱乐部展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