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1936年12月25日下午仓促决定送蒋回南京，在临走时他让杨虎城和于学忠代理军务，张学良送蒋走的当天，周恩来、博古在致中央的电报中分析张去蒋走的形势时指出：“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

12月26日，蒋抵达南京，张学良下飞机后被羁押，东北军主战派群情激奋，27日晚，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要求红军代表团派红军帮助他们打仗。代表团再三向他们解释，打仗对营救张学良不利，只要三方面团结一致，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张学良总会回来的。苗剑秋听到代表团不主张打仗，就大哭大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孙铭九也一面哭泣，一面在周恩来面前长跪不起。就这样一直闹到后半夜。最后，代表团答复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再答复你们。”

31日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分别代表十七路军、东北军和红军，在王以哲家中举行最高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和战大计。会议由杨虎城主持，于学忠首先发言。他根据当时内外夹攻、腹背受敌的形势，认为不仅不应打，而且也不能打。王以哲、何柱国都表示同意。杨虎城虽然派人和顾祝同谈判，但是没有放弃必要时不惜一战的打算，这时在会上既看到东北军方面三位将领都主和，也就表示十七路军仍愿与东北军一致行动，同意和谈。

最后，周恩来发言说明红军方面的态度，大意是：红军方面原来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后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有许多人坚决主战，为了团结，红军曾经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一致主战，红军也可以保留原来的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参加作战。这次会议两方一致主和，红军方面当然是赞同的。于是会上作出了坚决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

但是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却坚决反对继续和平谈判，认为王以哲、何柱国主张继续和谈是想投靠南京政府，他们是“叛徒”，应该除掉他们。1937年2月1日晚，西安街上出现了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张贴的“除奸”标语。当日深夜，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密谋拟定了捕杀王以哲、何柱国的计划。

当时王以哲卧病在家，于文俊率队闯进王以哲家，在卧室将王以哲杀害。何柱国和于学忠、董英斌等因事先避入新城杨虎城公馆，经杨虎城保护，才幸免于难。当天下午，东北军代参谋处长邓玉琢拟就东北军、十七路军全线即日出击的合同作战命令稿送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一面用电话联系东北军前方将领预作准备，但东北军前方将领均不接电话。

2月3日晨，东北军前线部队自动撤出渭南前线，渡过渭河开到高陵，刘多荃师甚至有一部掉转枪口，开回临潼，向西安方面警戒，声言为王以哲复仇。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闻讯，不知所措，惊恐万状。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尽可能减少损失，以利于团结抗日，周恩来一面对应、孙、苗的错误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一面与杨虎城，于学忠等商量，派刘鼎把他们三个人送出。杨虎城也在周恩来支持下，用军事力量迫使东北军卫队团撤离西安。这样，才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

应德田、孙铭九等出走后，东北军部分老派将领刘多荃等人怒气未消，将杀害王以哲的卫队二营营长于文俊杀死，以祭奠王以哲。东北军105师第一旅旅长高福源，对于西安“三位一体”的局面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根本对此不知情，但是也被刘多荃下令杀害。

红军代表团闻知王以哲被害，当即派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去渭南，向前方将领说明对事件的态度，表示反对杀害王以哲这种错误行为。周恩来在王以哲家灵堂还未设好时就亲自率领代表团成员前往吊唁，使王以哲的家属和东北军老一辈将领深受感动。

应德田、孙铭九等少数少壮派的鲁莽行为，造成了东北军内部的分裂，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实力和地位，其后果是严重的，最后幸亏周恩来冒着危险去王以哲家吊唁，这才让事态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