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南委电台，平和暴动纪念馆老讲解员罗燕军如数家珍，他对长乐这片红土地的红色记忆已深入骨髓，有关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与涉及人物都能脱口而出。
南委电台的前身，应为1940年3月设立于梅县雁洋南福村（后搬至附近的福建省永定县沿田村）的闽西南潮梅特委电台。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全国革命斗争形势急剧变化，为适应抗战初期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撤消闽西南潮梅特委，在大埔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又筹划在原闽西南潮梅特委电台的基础上扩大建立“南委” 电台。为此，周恩来、李克农、童小鹏等中央领导分别从延安中新社、重庆南方局、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调来王清生、袁克伦、方芸、马绍、肖敏等30多名无线电骨干，由南委青年部长、原梅县中心县委书记李碧山负责管理电台。电台先期设在大东枇杷树下村，后考虑到不能距离南委机关太近，而长乐有着与大埔县境接壤的地利之便，兼之周围山高林密便于隐匿，又具有浓厚的红色基因，具备良好的群众基础，遂于1941年春节后迁往长乐乡下村乌窠山，并任命马绍为电台党支部书记、王清生为台长，李碧山妻子温碧珍担任指导员，另任钟尚清为报务主任、袁克伦为机要科长。从此，无数电波从闽西南这个偏远的大山里几乎每天24小时不停歇地发往各个革命根据地。
南委电台设立后，除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电台联络外，主要与延安军委三局电台、重庆南方局电台、粤北省委、粤南省委、江西省委等各地党组织电台联络。当年四五月间，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还给南委电台增拨一部发电机和一部发报机，大大提高了电台的工作效率。1941年夏天，江西省委电台与南委电台之间的联络曾经中断半年之久，后又突然恢复联络，称之前因机器故障中断联络，现已修好，并发来一些指示和通知等，对南委工作产生一些误导，造成不少损失，后来经过谢育才报告，才清楚江西省委电台早已被敌特机关所控制。
谢育才于1941年6月被委任江西省委书记职务，在往江西赴任途中，于1941年7月15日同妻子一起在吉安一个小旅馆被中统特务密捕。他从叛徒的劝降中意外得知，江西省委电台已被敌特控制并用以呼叫南委电台。戴着脚镣手铐关在集中营重禁闭室内的谢育才决定牺牲自己的名节，假装“自首投敌”，获取离开集中营的机会，又趁敌特松懈之机，夫妻俩抛下狱中分娩的孩子，于1942年4月29日深夜悄然奔逃，经历24个昼夜行程一千多里路，终于在1942年5月22日赶到长乐，找到南委军事干部刘永生和长乐中心区委书记张全福，向党组织阐述了江西电台被中统控制的情况。
接到谢育才夫妇的警报后，党组织决定转移南委电台驻地，并于1942年6月3日安排电台警卫人员陈鹤平前往踩点。当时电台有许多女同志，陈鹤平爱慕其中一位，但因为特殊时期不允许谈情说爱，陈鹤平竟然心生怨恨，将个人私欲凌驾于革命事业之上。他非但未执行踩点任务，反而跑到县城九峰向国民党政府告密，并带领保安队图谋夜袭电台。恰巧下山办事的交通员雷德兴、温仁宝在途中遭遇来敌，果断开枪拒敌示警。山上电台人员听到枪声后即刻撤退，待保安队抵达驻地，电台工作人员已安全撤走。6月7日凌晨，“南委事件”发生，南委机关遭受庄祖芳敌特严重破坏，后根据中央南方局决定，南委及其所属华南各省地方被迫暂时停止了党的组织活动，南委电台也停止了工作。遭此变故，周恩来和南方局领导断然决定，南委机关撤销，工作停止。至此，设在长乐的南委电台也同步停止工作，电台人员分散隐蔽在秀山、乐北村以及大东枇杷树下村等地，利用自然环境与群众的保护，一边组织学习、总结经验教训，一边分散组成生产小组，或开荒种地，或熬制樟脑油、或酿酒养猪，为暗中开展革命斗争创造经济条件。1943年夏秋之间，根据南方局指示，南委电台人员陆续调回重庆、桂林、延安等地，抒写新的革命篇章。
据罗燕军介绍，南委电台位于下村附近的乌窠山密林里，因山高坡陡，原址荒废多年后已难寻其踪，当地人在刘永生将军住过的岩洞左近用山石垒成一间小方屋，作为南委电台旧址供人参观。虽是异地仿造的参照物，南委电台在这方土地的存在，却是不容置疑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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