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你将北一辉看成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还是一个民粹主义者，都不会动摇参加二·二六事件的军官视其为精神领袖的事实。他的死也只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是这起事件的余波而已。
有很多很多解读二·二六的作品，因为事实上是在它之后，军部才堂而皇之地总览政治大权。它是一战之后日本迅速右倾的氛围发展到顶点的标志。事件结束后的第二年就是全面侵华。
二·二六是1935年，陆军部皇道派的青年军官以重整国体为口号率领一千四百名士兵攻占首相府，刺杀内阁官员，四天后被镇压，主谋遭枪决的事件。而下达镇压令的正是这群军官想效忠的裕仁天皇，他们就是为了让裕仁天皇亲政才对抗政府的，所以不论怎么想都是场悲剧。
明治宪法的第一条称“大日本帝国 ， 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四条则书“天皇为国家元首 ， 总揽统治权 ， 依本宪法规定实行之”。意即天皇是国家君主，但要以宪法行使权力。看起来颇为明朗的条目实际上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辩论。
1912年，东京大学的两名博士，上杉慎吾和美浓部达吉就宪法展开了论战。论战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日本主权的拥有者究竟是谁”“国家统治权究竟属于谁”。上杉是个天皇中心主义者，主张天皇主权论，意即天皇是整个国家的拥有者，他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美浓部则坚持天皇机关论，也就是国家法人论，将天皇视为与内阁，军部一样的国家机关。论战一度焦灼，致使东大不得不同时开设两门宪法讲义让学生们自由选择。而选择的结果是美浓部取得了压倒性的支持率。
实际上，在这种氛围里，日本原本可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国家，发展出完整的政党政治体制。只可惜没有那样平静的环境让这种雏形渐渐茁壮吧。
一战结束后，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体制，赤化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东大也有教授开始以民本主义为名介绍共产思想，在大正期形成了强劲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浪潮。和所有国家一样，日本政府开始警惕这种“新思想”，军部更加认为“赤化”将威胁到天皇的大权，开始调整教育方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国粹思想，逐渐的，人们对天皇大权的崇敬开始建立起来。
到了1930年，政府不顾军部反对以对国际妥协的姿态在《伦敦海军军缩条约》上签字，招致在野党，海军军部以及右翼团体的谴责，认为缩减军备侵犯了天皇权利，只有天皇有权利管理和调动军备。自此军部和政府的对立关系便凸显出来。民众中间也有人开始认为政府的权限威胁到了天皇的地位，以至造成了日后的一桩桩血案。
上文提到的上杉慎吾周围聚集了很多激进学生，组成了七生社，意为为了国家荣辱七生七死也在所不辞。1932年的血盟团事件①就有四人出自七生社，他们意图以一人杀一人的方式打倒“政党，财阀和特权阶级”，建立“君民共治”。这帮人认为政府和财阀阻碍了民众直接与天皇连接，也阻碍了天皇行驶统治权。
接着就是一系列的恐怖刺杀，例如五·一五事件和神兵队事件。自此日本迅速地右翼化。
终于，北一辉要出场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是在上海起草的，1916年回国以后发表，但最开头的34行被删除。这34行的内容大体包括“宪法停止”“两院解散”“全国戒严”“天皇亲政”。说穿了，旨在讨伐政党，财阀对天皇权利的分享，使得这本册子在一战后日本的右倾氛围里迅速流行起来，也成为很多军部中下级军官的宝典。在底层人民困苦的背景下，人们开始相信要改造日本唯有这样一条铲除政党独尊天皇的路子。
事实上不止松本清张一家，到了20世纪50年代很多日本学者都出来为北一辉说话，认为他并不是一个十足的右翼活动家，认为他的著作被军部利用使他本人也颇为无奈。我想这大体因为他早年是个忠诚的社会主义者吧。1906年他就写了《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在《日本改造法案》中他也处处提到底层民众之所以苦难皆因财阀等特权阶级。况且在死的时候，他拒绝了学生的提议，没有一起喊出那句“天皇万岁”，他解释说“到了这个时候，我也不想说谎了。”但我认为这种平反没有什么意义，一部作品一旦离开了作家就会变成一个自足的体系。它将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将被演化成什么样子，都将跟作家无关。不论《日本改造法案》的初衷是如何，都不能否认这其中所潜藏的天皇中心论的蛊惑力。
“叛乱”虽然被镇压，但之后，惮于军部的力量，内阁再也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信心和勇气。军事扩张就变成了不可逆转的事实。
背景知识终于介绍完了。
近来看了很多跟“玉碎”相关的资料，愈发觉得天皇这概念在日本何其微妙。
三岛由纪夫用最崇高的句子写那些为了天皇赴死的军官。在这些故事里，这些人的死极为美丽但也极为荒诞。因为他们为之献身的天皇，背叛了他们。正是这样一个天皇在得知士兵们攻入首相府邸，杀死大臣的时候以一种埋怨的语气下令镇压“杀害朕之股肱的青年军官”。在《英灵之声》里，三岛更是召唤出那些神风特工队员的亡灵。向所有人追问，如果裕仁天皇只是一介凡人，那这些供奉在靖国神社里的亡人又怎么能称为“英灵”呢？如果他们是为了这样一个凡人而牺牲，那又何以要被尊为英灵呢？
三岛从来就不觉得天皇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他追问“为什么天皇非要降格为凡人不可”，只是因为他为那些赴死的士兵而感伤。他为他们徒劳的牺牲而流泪。他回忆小时候裕仁天皇接见自己的样子，语气里并未有什么战战兢兢的尊崇，甚至有种淡淡的调侃。所以他日后所说的那个“文化天皇”只是想用来告慰以生命献祭的士兵。在他看来，为了抚慰战场上的幽灵天皇必须将错就错地继续做一个“现世神”。
不过，这个天皇伤了这么多少年人的心，却只是以一句“实际上朕也是人而已”就摆脱了所有罪责。怎么想都是个狡猾的老头子。
少年人的热情总被他们的圣人视为廉价的玩具啊。
① 关于血盟团，有两个比较好玩儿的地方。一是日本赤军的最高领导人重信房子的父亲是血盟团的成员，虽然他实际上没有参加过具体活动。重信后来回忆父亲的大东亚思想对她有很深影响，所以我总觉得日本的左翼和右翼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二是血盟团事件的参与者之一四元义隆在事后被捕，但出狱后很快就成为首相近卫文麿的幕僚，战后也是历任总理大臣的心腹，再联系到很多乙级丙级战犯战后在政治舞台上的如鱼得水，就可以了解所谓东京审判就是一堆屎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