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因主张清末的禁烟运动而青史留名，被誉为“民族英雄”， 几乎被后世尊为了“神话”。
可实际上，这位被后人尊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到达广州时，其思想并未脱离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华夷之辨”范畴，他对英国人的认识还停留在“夷兵除枪炮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紧，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是其强非不可制也”的可笑水平。所以，这就注定了他不可能采取平等的视角来对待，最终使得矛盾不断激化，导致事变。
后来，道光皇帝等人指责他“轻启边衅”。说实话，也并非没有道理。
关于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以上这些是被后人所忽略的。不仅如此，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表现，还有不少被后人所误读的。
比如，1840年6月下旬，英国的六七千人远征军，先后抵达广东海面后，并没有直接攻击禁烟运动的中心广东沿海一带，而是只留下了数艘战舰对广东海口进行封锁，之后，剩余的大部队径直舍弃广东而北犯福建、浙江、上海和天津等地。
对此，我们的教科书一直以来都说是林则徐在广东积极备战的成果，这才让英国人有所顾忌，不敢在广州滋事，转而避实击虚，选择准备不足的更北面的一些沿海地区。如此一来，既可以凸显和强化林则徐固有的高大形象，又可以暗讽侵略者都是“纸老虎”，并非不可战胜的逻辑，从而找到一种近似阿Q精神的快感。
还有在1841年5月，林则徐刚获罪免职之后不久，广东民众就在一份充满了口舌之快的檄文里，如此质问英军：“尔自谓船炮无敌，何不于林制府任内攻犯广东？”当时不少广东民众都一致认为：如果朝廷不撤换林则徐，则英国人是断然不能取胜的，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境内攻城略地易如反掌，并非因为中国落后，而是因为清廷改用了诸如琦善之类的“奸臣”。
如此一来，林则徐就因为没在任上和英军直接对垒，幸运地成为了民间的一种精神寄托。
不但民间如此，就连朝堂之上也有一样。同年，闽浙总督颜伯焘和新任浙江巡抚刘韵珂，就完全不顾道光皇帝的忌讳，上疏重新启用获罪革职的林则徐，理由之一正是“（英）夷所畏忌”。而鸦片战争之后的三部史著《中西纪事》、《夷氛闻记》、《道光洋舰征抚记》，也皆把后来广东战事的失败，归结于林则徐的去职，把各地战事的受挫，归结于当地没有林则徐。
然而事实上，当时的英军之所以没有选择进攻广东，并非惧怕林则徐，而是他们的既定方针就是如此。在他们当时的首相帕麦斯顿给英国远征军的训令中就有说到，这一训令综合其要点主要为：一是在珠江口建立封锁；二是在占领舟山群岛后封锁该岛对面的海口，以及扬子江口和黄河口；三是在大沽口后，向北京投递照会，如无满意答覆，可决定进一步行动。
对照之后英国在中国沿海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完全在遵照这个预案来的。同时，正是因为英军的这一方针，刚好给了林则徐一个全身而退的好机会，也无意中成就了一个关于林则徐不可战胜的神话。
如果说当时英国人的战略目标确定在广东一带的话，那林则徐的失败则是不可避免的，他的下场绝对不会比后来的琦善、耆英以及叶名琛等人好到哪里去。
就单从广东当时的军事实力来说，虽然林则徐做了充分的备战准备工作，但和英国人的坚船利炮相比，依旧不是同一个级别。这个结论可以由林则徐去职之后，虎门大角、沙角炮台的轻易失陷和广州的被围，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州的突然沦陷作为参考。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东各海口的失陷可以归结于琦善等人的妥协和无能的话，那第二次鸦片战争又怎么说？那可是在1842年后将近20年时间内所发生的战事，按理说，此时广州等地的防务应该要比当年更为牢固、强大，可在英军的进攻下又是如何呢？还不是一样轻易就丢掉了省城广州，甚至就连总督叶名琛都成了人家的俘虏吗？
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时清廷的军事实力，不管是广东也好，浙江也罢，亦或是直隶地区，对于西方列强来说，都是不堪一击。要想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之下谋求国家的独立和振兴，那些传统的老办法是万万不可能的了，必须得痛下决断，另寻新法不可。关于这点，慢慢觉醒过来的林则徐其实是最清楚的，于是，他成了最先放眼世界的人，认为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
而与他相比较，当世和后世那些顽固地认为英国人害怕林则徐，只要朝廷不将其革职，不重用奸佞小人，那在鸦片战争中清廷必胜的论史者，当真是远不如这位年近60岁的老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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