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这座城市得天独厚,从市中心步行十分钟左右就有一个森林公园,是一百多年前立国之初就划定保护的原始森林。
初次一个人走进森林,不多久就开始有一点恐惧。没有路,没有行人,走一小时,都是红桧、雪杉、扁柏一类的巨木。
树木高大参天,每一株都有近十层楼高,下端树围粗壮,要三四人才得合抱。
夏日盛暑,一走进森林,便觉清凉阴暗,弥漫着新生与腐朽植物的浓郁气味。
在人口密集的地方生活惯了,一旦回到自然,没有人依靠或依赖,就会有恐惧感吧。
都市里的人因此愈来愈害怕自然,都市长大的孩子,没有亲近自然的经验,父母也常告诫:自然处处都是危险,用一道一道的防护围栏把人与自然隔开。
人类的文明或许已长久遗忘了与自然相处的记忆。
没有多久以前,大航海的冒险者,穿越大洋,进入冰原丛林,与猛兽搏斗,披荆斩棘,在一片蛮荒中求生存立足之地,大概时时都是危险,处处也都是危险吧。
台湾是移民的社会,移民之初,筚路蓝缕,也一样是在冒险中求一线生存,没有人会因为危险停止前进。
这一片原始森林,留在已经繁华的现代都会旁。两个月来,我每天在森林里行走。从没有路开始,逐渐找到一条一条小径;从恐惧迷失的胆怯,到懂得用各种标记方法测知自己的位置方向;从一个小时就开始恐慌,到走四小时不觉得迷失。
我的身体好像重新呼唤起了一点还存在的与自然相处的记忆基因。
许多小径掩藏在巨树林间,弯弯曲曲。走的人少,就被蕨类藤蔓迅速遮盖。看起来没有路,却都有人行走过的痕迹。小径依照自然的生态高低左右发展,遇到溪流,就有横倒的树可以跨越;遇到巨石陡岩,就转向绕弯。
自然生态本来不是依照人的意志完成,河流截弯取直,好像人定胜天,也常常造成不可知的自然反扑。生态异变产生的巨大灾难,近几年愈来越多,愈来愈明显,未尝不是一种警告。
从台北“故宫”里北宋立国初期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巨幅立轴,看得到一个面对自然的庄严敬重。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
大山陡立笃定,一线飞瀑直泻而下。近景下端三分之一的土丘,有行旅走过。人和驮物的驴都小到不容易发现。
宇宙巨大辽阔,人的存在如此渺小,只是永恒宇宙里偶然走过的行旅、过客。
个人的哀、乐、悲、喜不足挂齿;个人的惊叫、怨怒、得意或失意,在大宇宙里也都是微不足道的琐碎唠叨。
一整个夏季的蝉嘶,一整个夜晚池塘的蛙鸣,如此鼓噪,却一样是天地都寂静。
森林里的条条小径,引领我走向沼泽、池塘,引领我走向清澈湖水,引领我走向低洼湿地,引领我走向岩礁或沙滩。
许多不同的小径,像《溪山行旅图》里攀爬迂回在大山里许许多多不容易发现的路。都有人在走,都有生命在活跃,生生灭灭。
森林里走得久了,很容易发现自然中生命的循环。一株新生的松柏,它的根须下总是扑倒着一株巨大的枯木。
有时候新树已经长成一人合抱粗细,下面的枯树腐朽风化,碎成木渣微尘,初看以为是土丘,是蚁穴,仔细辨认,是一株死去的巨木,或被雷火劈倒,或被虫噬吃,死去了,把身体腐化的养分供给一株新树成长。
自然的原始森林,其实不是只供游玩休闲,也许更重要的意义是让远离自然的现代人重新再做一次生命的功课吧。
唐宋以来的山水画所以并不是风景,而是走向大山大水、宏观宇宙的一部自然哲学。诗人、画家不走出去,挤在都会中,琐碎唠叨得失,或关在书房画室,斤斤计较毛笔皴法,早已失去山水美学的本质精神。
南宋以前,山水中的人物极少是文人,绝大多数的行旅是庶民,是市井贩夫走卒。
他们真实行走劳动于山巅水涘,生存拼搏于大山大水的艰难险境,不会在安逸书斋画室中玄想虚假的宇宙自然。
南宋以降,如马麟的《静听松风》,已是文人意境,与范宽大山水中行旅奔行于长途、流浪放旷的生命力度已大不相同。
等而下之,挤在都会人群中,日日琐碎唠叨,更不可能有大山水的气度。
唐人诗多有出行塞外的苍茫视野。“大漠孤烟” “长河落日” ,如此宏观宇宙,让人心灵起大震撼。即使杜甫,如此关心人世苦难,胸怀里也还有“星垂平野阔”的宇宙向往。
都会人群,只是斤斤计较平仄韵脚,汲汲于口舌是非,其实无法想象大创造的气度。
日日走在森林,除了参天巨木大树,也会看到树干寄生藤萝,树脚根洼下阴湿处蕨类苔藓蔓延,雨后腐叶重叠,朽烂间抽出各种菌菇。
大宇宙的磅礴生命,包容大,也包容小;大小相依并育,秩序井然。生物物种环环相扣如锁链,彼此依存,彼此竞争,也彼此喂养,在生生灭灭中形成循环。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一个古老的文明是从静观自然中领悟了生命智慧。如果长时间远离自然,文明还会剩下什么?
在范宽《溪山行旅图》面前,我的欧洲朋友问过:有这样的山水画,你们怎么这样破坏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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