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原名君默，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和校长、辅仁大学教授。1949年后历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
以书法闻名，民国初年，书坛就有“南沈北于（右任）”之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书坛有“南沈北吴（吴玉如）”之说。著名文学家徐平羽先生，谓沈老之书法艺术成就，“超越元、明、清，直入宋四家而无愧。”已故全国文物鉴定小组组长谢稚柳教授，认为：“数百年来，书家林立，盖无人出其右者。”已故台北师大教授，国文研究所所长林尹先生赞沈老书法“米元章以下”。
沈氏29岁之前的学书经历是：
“十五岁以后，已能为人书扇，父亲又教我学篆书，用邓石如所写西铭为模范，但没能够写成功。二十岁后，在西安，与蔡师愚相识，他大事宣传包安吾学说；又遇王愚生（指王世鏜），他以一本《爨龙颜碑》相赠，没好好去学；又遇到仇涞之先生，爱其字流利生动，往往用长颖羊毫仿为之，二十五岁以前皆作此体。”
而且那时沈尹默那时已经在写碑了，先取法邓石如，再师包世臣法去摸索书法。写得不好原因，尚难定论。但至少“其俗在骨”指的是早期的沈氏书法。那后来怎么样呢？他到北大指教后，“改写北碑，遍临各种，力求画平竖直，一直不断写到1930年”。另外在《自习的回忆》里则有更加详尽的记述：
“1913年到了北京，始一意临学北碑，从《龙门二十品》入手，而《爨宝子》、《爨龙颜》、《郑文公》、《刁遵》、《崔敬邕》等，尤其爱写《张猛龙碑》，但着意于画平竖直，遂取《大代华岳庙碑》，刻意临摹，每作一横，辄屏气为之，横成始敢畅意呼吸，继续行之，几达三四年之久。嗣后得元魏新出土碑碣，如《元显隽》、《元彦》诸志，都所爱临。《敬使君》、《苏孝慈》则在陕南时即临写过，但不专耳。在这期间，除写信外，不常以行书应人请求，多半是写正书，这是为得要彻底刷干净以前行草所沾染上的俗气的缘故。”
这段话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是明确指出“其俗在骨”是“以前行草所沾染上的俗气的缘故”；二是为了医“其俗在骨”，花了十七八年时间专攻北碑，觉得自己“腕下有力”，再开始写行草；三是他在陕南老家已开始写北碑，“但不专”。这些自述，告诉后人沈尹默学书伊始，也是受时代影响，由北碑入手。学不专，得俗气，再用北碑救治。时间长达十数年，毅力超人。后来，沈尹默的书法转到“二王”上，“从米南宫经过智永、虞世南、褚遂良、怀仁等，上溯二王”，“遍临褚遂良各碑，始识得唐代规模。这是重新改学后，获得第一步的成绩”。是什么原因让沈尹默在中年后转到二王上来，他自己没有明确说明。但从中年以后的行迹来看，随着学书的深入，理解到二王是书法的正宗。再有的可能就是他发现长期写碑而带来的弊端，想用二王正统来规避之。所以他40年代后发表的有关书法的文章，都是围绕着“二王”而进行的研究成果。
沈尹默先生最大的贡献是对书法笔法的梳理。沈尹默先生一辈子为梳理笔法在努力。为什么呢？1940年11月18日，他在《张廉卿草稿跋》中指出：“昔人有言：古之善书者，鲜有得笔法者”。正是他这样的立场，他一辈子就是在为做一个真正的书家而努力，为了笔法而花了他终生的精力。所以，他自四十年代开始就致力于笔法要旨的研究。1943年仲冬于成都写成《执笔五字法》，辨明“五字执笔”与“四字拨镫法”的区别。1952年撰成《谈书法》，1957年在《学术月刊》发表《书法论》，进一步系统论述笔法、笔势与笔意的关系。1962年撰成《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1963年撰成《二王法书管窥》，都是不断探索笔法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沈尹默的一生都在致力于笔法传承与诠释的工作。
沈尹默先生楷书笔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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