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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起荆江亭即事·翰墨场中老伏波

翰墨场中老伏波,

菩提坊里病维摩。

近人积水无鸥鹭,

时有归牛浮鼻过。[1]

《病起荆江亭即事》黄庭坚晚年写的组诗,这是第一首。正如杜甫讲的“老去诗篇浑漫与”,往往随意挥洒;但“老去渐于诗律细”,愈老愈熟,愈趋平淡,则又显得自然而浑成。

这组诗中的第二首说到“……天子大圣初元年(指1101年,即建中靖国元年),传闻有意用幽侧(指在野的人),病起不能朝日边。”即作于宋徽宗即位之初的1101年,徽宗刚即位时,有意调停“元祐”与“绍圣”两派的矛盾,把年号定为建中靖国,起用了一批在放逐中的“元祐党人”。黄庭坚因此得于1100年(元符三年)十一月离开戎州贬所,次年到峡州。在那里待命,并写了这组诗。

宋徽宗的“有意用幽侧”,给有志用世的黄庭坚带来了希望;但他经历过“熙宁”——“元祐”——“绍圣”几派的反复,他不能不有所担心。这时,他希望朝廷真的能破除门户之见,大臣不要结党营私,应“实用人才”,一秉“至公”(“不须要出我门下,实用人才即至公”)。他的意愿是很好的;然而事实未必如此。秦观已死于贬所;陈师道召到京中,也只是一个“正字”小官;他自己则还处在荒江之上。诗中针对他自己来说。第一句,他把自己说成“翰墨场中老伏波”,意谓自己是文坛老将,人虽老,但仍像汉代的伏波将军马援那样,精神矍铄,还有“可用”之处。《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六十二岁时自请出征,并“据鞍顾盼,以示可用”。马援还说自己“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甘心瞑目”。黄庭坚用了这个典故,表明了他为国效力的意愿与决心。苏轼、黄庭坚作诗,都喜欢用典。典故用得好,能以最少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含义,此即一例。

次句说他像佛经上讲的维摩诘一样,还病在菩提坊中。维摩诘是佛经上一个有学问、文才的人,所以文人皆喜用以自比,王维即取“摩诘”为他的字。而且,“文殊问疾”这段故事,在唐朝已成为说唱材料(到现代还传有《维摩诘经变》),故为人所共知之典。黄庭坚信佛,故自称“病维摩”。这句是说,他的“不能朝日边”,不是完全由于病的缘故。他有为国效力之心,而病卧荒江,其苦闷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四句着重写所居之地的荒凉。黄庭坚《登快阁》诗说:“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然而,这里却连鸥、鹭这样水鸟也没有,不是隐居的花方。他也没想到隐居,这里可见到的,“惟见归牛浮鼻过”。这一描绘,使穷乡僻壤的荒寒景象,浮现如画,做到了“状难言之景如在目前”。而作者的苦闷心情也就寓于言外。牛浮着鼻子渡水,语出佛书,但也是实景,在乡村中到处可见。唐代时就有陈咏写过:“隔岸水牛浮鼻过,傍溪沙鸟点头行。”(见《北梦琐言》),任渊注说:“此本陋句,一经山谷妙手,神采顿异。”比黄庭坚稍迟的孙觌也有“老牯浮鼻水中归”,就是由黄庭坚诗而点化的。

这首诗体现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还体现了黄庭坚的政治敏感与识见。这样的诗,就不只是诗人的个人感慨,而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由于此诗是他晚年的作品,个别句子(如“近人积水无鸥鹭”)显得粗率一些,但总的来看,却能“锻炼而归于自然”,“出之以深隽”(《艺概》)。[1]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治平年间(1064—1067)进士。宋哲宗时以校书郎为《神宗实录》检讨官,迁著作佐郎。后因修史“多诬”遭贬。早年以诗文受知于苏轼,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诗以杜甫为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论,风格奇硬拗涩,开创江西诗派,在宋代影响颇大。又能词。兼擅行书、草书,为“宋四家”之一。有《山谷集》、《山谷琴趣外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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