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生平学问，泰半是从事业上磨炼得来的；而事业之所以昭著，则又得力于其学问涵养，二者颇有相互为用之妙。在他的意思，学问不经事业的磨炼，终不能切于实际，事业不经学问的陶镕，则不学无术，终不能建诸久远。所以治事的精神，在他整个的学问中，占最大的地位。他所以能在昏庸多忌的满州政府之下，以一书生而能削平大乱，位极人臣，使一班亲贵虽欲中伤而无可语者，就因为他有这种治事的精神。他综揽东南军政大权，转战数千里，网罗各项人才，而各项人才无大小，莫不心诚悦服，欣然就范者，也是因为他有这种治事的精神。这种治事的精神，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其价值仍多不朽。
他治事精神中最重要的就是凡事立有确定规模，规模确定之后，便认定目标向前做去，方法虽变，而规模则始终不变。大概有了规模，不但可以督励他人，使努力前进，并且可以督励自己，使勿松懈。好逸恶劳，人之恒情，不有一个规模做限制，恐怕任何人都不容易始终不懈。现在各机关、各工厂，都规定做工时间及其他种种条例，便是所谓规模。故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自己，这规模都是决不可少。不过所谓规模，是不是合乎事实，假如不合乎事实，自己一方面徒是执意孤行，在别人则正人远去，邪曲阿从，如此不但不成为规模，并且要因之偾事了。曾氏的规模如何呢？他说：
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即人之所以为圣人，亦系先立规模，后求精熟。即颜渊未达一间，亦只是欠熟耳！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日记》）
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总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弟之总理密微，精力较胜于我……至规模宜大，弟亦讲求及之；但讲阔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颟顸，毫无修理，虽大亦悉足贵？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则器局宏大，无有流弊者耳。（咸丰七年十月初四致沅浦弟）
我辈办事，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批牍》）
寸心郁郁不自得，因思日内以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灼过度，又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皆由平日于养气上欠工夫，故不能不动心。欲求养气，不外“自反而缩，行慊于心”两句。欲求行慊于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因将此三字各缀数句为之疏解。清字曰：无贪无竞，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此十二语者，吾当守之终身，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庶几免于尤悔耳。（《日记》）
这几段中看得他主张凡百事务，都应先立定规模，把规模确定了之后，就一心一意地在这规模上求精熟，无论一切阻碍困难、成败毁誉，与夫众人之喜惧，都听其自然，不稍改变自己的规模。大概凡百事务的一种规模，就等于海船开驶的方向，办事主体的人，就是舵工，其他办事人员，应该在同一规模之下，共同努力，就等于船员与舵工同在一方向上把船向前开驶。在这种情形之下，虽然遇着风浪，遇着逆水，都不应该改变它原定的方向，这是办事的先决问题。他说“我有可以自立者”，就是指此。他是凡百事务都有一定规模，治家、治军、从政、修己……都在这种精神上努力前进。然而他的规模究竟是如何呢？总说一句，就是“自反而缩，求慊于心”。条分之则可以说在他自己方面，是拿清、慎、勤三个字做自励的规模；在办事方面，则立定远大与密微两个规模。远大就是凡事从大处着想，密微是凡事从细处着手，如是然后才可以不散漫、不颟顸、不至毫无条理，而可以行之久远。然而这几句话，看起来似乎容易，行起来倒有些为难呢。因为凡事莫不有其阻碍与困难，毁誉与成败，假如意志不坚、心地不坦、器量不大，都不免要变成一纸空文，毫无实际，不然便要流弊百出，至于偾事。此中枢机，只在少数人的胸臆之间，而影响之巨，有时竟达乎四海之内，因此我们明白他拿“自反而缩求慊于心”一语，做一切规模的规模，是有至理存焉。他自己是如此了，是不是因此即可以化及部署，化及全国呢？当然有时也靠不住。那么怎样去保全他这个规模，贯彻他这个精神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常度，这个常度就是贯彻他一切规模的利器。这常度的内容，就我所观察，可分为三项：（1）诚拙的态度，（2）宏大的器量，（3）严密的考查。这三件事组成他的常度。他终其身未尝稍变，他的学风、他的办事规模、他的人生，都建筑在这个常度上。
本文摘自《曾国藩治学方法》 胡哲敷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