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7月27日傍晚，梵高在法国瓦兹河畔散步时用左轮手枪自杀，两日后去世。在此之前他已经饱受精神上的折磨，并在这种折磨中完成了自己最后的一些画作。对梵高而言，世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他作为一个画家的想象力，是他可怕的、狂热的、天启的幻觉之想象。我们摘选了诗人安托南·阿尔托为梵高而写的《梵高，社会的自杀者》一文，和读者一起走近梵高的内心和他的画作，去纪念这位特别的艺术家。
让那个曾自以为知道如何打量一张人脸的人去看梵高的自画像，我想的是他戴着软帽的那张。
那是一个格外清醒的梵高画的，一个脑袋通红的屠夫的面孔，审视并打量着我们，用一只怒视的眼睛细看着我们。
我知道，没有一个精神病专家会懂得如何用这样无法抗拒的力量仔细地注视一个人的面孔，如一把小刀，剖析其不可否认的心理。
梵高的眼睛属于一个伟大的天才，但当我看着他从画面的深处喷涌而出，剖析我的时候，它不再是一个我感受到的，活在其体内的画家天才，而是一个我终生无法与之相遇的哲学家天才。
不，苏格拉底没有这样的眼睛；或许，在梵高之前惟一一个拥有这只眼睛的人，是不幸的尼采：他拥有同样的力量，可以暴露灵魂，将身体从灵魂中扯出，让身体赤裸无蔽，让身体脱离心灵的诡计。
那是一种渗透的、洞穿的注视，在一张被粗糙地劈砍，如一棵方形树木的脸上。
但梵高选择了眼睛的瞳孔即将溢入空无的时刻，空无中的这一瞥，如一颗陨石的炸弹投向我们，染上了填满它的空虚和惰性的无调的色彩。
这便是梵高如何诊断他的疾病的，胜于世上的任何精神病专家。
我洞察，我重返，我审视，我坚持，我开启，我已死的生命无所掩盖，毕竟，虚无不曾伤害任何的人。迫使我撤回到自身之内的，是不时地穿越并压倒了我的令人沮丧的缺席，但我清楚地觉察到它，十分地清楚，我甚至知道虚无是什么，我甚至能说，虚无内部是什么。
而梵高是对的，一个人只能为无限而活，并且，只能满足于无限的事物；在大地和星球上，无限的事物足以满足一千个伟大的天才，如果梵高无法满足这个欲望，让生命充满无限的事物，那只是因为社会禁止了它。
断然地、有意识地禁止了。
梵高的刽子手终有一天来了，就像他们对内瓦尔、波德莱尔、爱伦·坡和洛特雷阿蒙做过的一样。
他们终有一天告诉他：
现在，够了，梵高，安息吧，我们厌倦了你这样的天才，至于无限，无限属于我们。
因为梵高不是死于他对无限的寻找，他不是为此被迫用悲惨和窒息扼杀自己的，而是因为他看到了，所有那些在他活着的时候阻止他获得无限的乌合之众，拒绝把无限给他；梵高本可以发现对其整个寿命而言足够之多的无限，继续活下去，要不是大众野兽一般的心灵想要占有无限来喂养他们自己的和绘画或诗歌没有丝毫关系的放荡。
此外，一个人不是孤独地自杀。
一个人不是孤独地诞生。
一个人也不是孤独地死亡。
但，自杀的时候，为了迫使身体做出剥夺自身生命的非自然举动，需要一整个邪恶势力的军队。
我相信，在死亡的极端时刻，剥夺我们自己生命的总是别的某个人。
所以，梵高判决自己，因为他已经结束了生活，我们从他写给弟弟的信中推断出这点；因为他侄子的出生，他感到自己会成为一个累赘。
但首先，梵高想要加入无限，他说，一个人前往无限，就像在一列驶向一颗星星的火车上，而一个人前往无限的时刻，正是他最终决定结束生命的日子。
如今，面对实然发生了的梵高的死亡，我不相信那是发生了的。
梵高被他的弟弟，首先是被他侄儿的出生喜讯，从世上送走了；他也被加歇医生送走了，因为加歇医生没有建议他休息和隐居，而是派他出去描绘自然，即使有一天，他清楚地意识到，让梵高上床会更好。
因为殉道者梵高拥有的清醒和感性不可能如此明显地遭到挫败。
有时，灵魂会因一个简单的矛盾就杀死自己，为此不需要精神的错乱：一个登记在案、经过鉴定的疯子；相反，健康和理性已经足够。
我，处在一个类似的情境里，再也不能容忍这样的话，而不犯下一桩罪行：“阿尔托先生，你在胡说八道”，正如我如此频繁地遇到的。
梵高就听到了那样的话。
这让杀死他的血的纽结拧住了他的喉咙。
经过梵高指甲的梳理，风景露出了它们敌意的血肉，它们失去内脏的漫游的咆哮，所以，另一方面，没有人知道变形的过程中有着怎样古怪的力量。
一次梵高的画展总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不是被画之物的历史，而是纯粹历史学的历史上的事件。
因为没有饥荒，没有瘟疫，没有火山喷发，没有地震，没有战争，来阻止空气的孢子拧动事物的死亡传闻和神经质命运的狰狞面孔的脖子，如同一幅梵高的绘画——它被带出来置于阳光下，又被直接地放回到视觉，倾听，触感，和气味当中，回到一个展厅的墙上——最终再次进入当下的现实，被重新引入循环。
那些在他死前两天画下的乌鸦，和其他的任何画作一样，敞开了一扇通往死后之荣耀的大门，但它们向一幅被描绘的画作，或未被描绘的自然，揭示了一扇通往一种可能之超越，一种可能的永恒之现实的秘密之门，这扇由梵高敞开的秘门，把人引向了一种谜样的、不祥的超越。
这并不寻常，若我们看到，一个将击垮自己的子弹嵌入腹部的人，用黑色的乌鸦，及其下方或许生机勃勃，但无论如何空荡荡的原野，填满了画布；而原野上，大地的酒色同麦子脏兮兮的黄色狂野地碰撞着。
但除了梵高，没有一位画家知道如何，像他一样，找到他用来画乌鸦的松露黑，那“盛宴”的黑色，同时也是渐渐衰弱的夜光中，乌鸦翅膀的排泄物一般的黑色。而大地正在光辉的乌鸦下方抱怨什么？无疑，为了梵高一人的光辉，而另一方面，一种再也不能触及他的恶的光辉之征兆？
画中的天空是低沉的，压抑的，泛着紫色，如同闪电的肩膀。
怪异而黑暗的空虚的边缘从闪烁之光的后方涌起。
梵高释放了他的乌鸦，如同他自杀之怨怒的黑色细菌，离顶端几公分，同时又在画布的底部，跟从黑色线条的深深裂缝，它们丰满的羽毛轻轻拍打，用来自高处的一场泥土风暴的漩涡，发出窒息的威胁。
但整个画面是丰富的，画面是丰富的，华丽的，冷静的。
一个人的死亡应得的伴奏，当他在世的时候，他让如此之多沉醉的线条绕着如此之多松散的草堆旋转，而当他绝望的时候，腹中的一颗子弹，不由地用血和酒淹没了一片风景，用最终的乳液，那既幸福又阴郁的，酸酒和变质的醋味，浸透了大地。
这就是梵高的最后一幅从未超越绘画的画像之色调，如何唤起了最悲凉、最无情又最激昂的伊丽莎白戏剧的冷峻而野蛮的品质。
如果梵高没有在37岁的年纪死去，我想我不会号召哀悼专家们去宣称能让至高的绘画杰作有所增值的东西，因为在《乌鸦》之后，我无法让自己相信，梵高还能够画其他的画。
我想，他在37岁的年纪死去是因为，唉，他抵达了一个凄凉而反叛的故事的尽头，一个被恶灵所绞杀的人。
因为梵高不是出于自己或自己的精神疾病，才放弃生命的。
加歇医生
而是在一个名叫加歇（Gachet）医生的恶灵的压力下；一个临时的精神病专家，在梵高死前的两天，他是其生命之终结的直接的、有效而充分的原因。
读完梵高的信后，我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真诚的结论，即“精神病专家”加歇医生其实憎恶画家梵高，他憎恶的不仅是作为一个画家，而且首先是作为一个天才的梵高。
加歇医生从未告诉梵高，他在那里是为了改进他的画作（正如罗德兹收容所的主治医生，加斯东·费迪杰[Gaston Ferdière]医生告诉我的，他在那里是为了改进我的诗歌），而是把他送出去描画自然，让他自己沉浸在一片风景当中，以逃避思考的痛苦。
只要梵高转动他的脑袋，加歇医生就会断绝同他的一切接触。
1890年7月23日
“你或许会看到关于杜比尼家园丁的写生——它是我最深思熟虑的画作之一——我正在完成一幅关于枯老的稻草的写生，还有两幅18英寸的描绘雨后无边延展的麦子的写生……”
“杜比尼花园的前景是绿色和粉色的草。左边是一片绿色和淡紫色的灌木，还有一棵长着白色叶子的植物的残枝。右边，在一块玫瑰花圃中间，是一个栅栏，一面墙，墙上是一棵紫色叶子的榛子树。接着是一面丁香篱笆，一排圆形的椴树，房子在背景里，粉色的，屋顶上有蓝色的瓦。一张长椅和三把椅子，一个头戴黄色帽子的黑色人影，前景里有一只黑猫。浅绿色的天空。”
1888年9月8日
“我正在画《夜间咖啡馆》，我试图把咖啡馆表现为一个让人毁灭、发狂、犯罪的地方。我尝试着让柔和的粉红色，鲜红色和酒红色，还有温和的路易十五的绿色和维罗纳的绿色形成对比，让黄绿色和淡绿色，硬绿色形成对比，全都聚集在一种苍白的硫磺色的地狱火炉的氛围里，来表达，可以说，一种下潜的阴郁的力量。”
“这一切都处在一种日本式狂欢和鞑靼式友爱的伪装下……”
“什么是绘画？一个人如何绘画？绘画是冲破一堵无形的铁墙的行动，这堵墙似乎就在一个人能够感受到的东西和他能够做到的东西之间的某个地方。一个人如何穿过这堵墙，因为猛烈地敲打是没有用的，一个人不得不用一把锉刀，慢慢地，耐心地瓦解并穿透它，正如我看到的那样。”
梵高的画中没有鬼魂，没有幻想，没有错觉。
这是午后两点的太阳的炽热的真理。
一个被渐渐阐明的缓慢而丰饶的梦魇。
没有梦魇，没有感化。
但分娩之前的苦难就在那儿。
在那儿，正是一块牧场湿润的光泽，一片麦田平坦的表面，准备着被连根拔起。
总有一天，自然将不得不考虑这一点。
正如社会将不得不估算他过早的死亡。
本文作者：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法国演员、诗人、戏剧理论家。19世纪20年代从事超现实主义戏剧创作及文艺评论，后受象征主义和东方戏剧中非语言成分的影响，形成了“残忍戏剧”的理论，其见解对热内、尤奈斯库等人的荒诞派戏剧有重大影响。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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