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著名理论，认为每个个体在自由竞争市场中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会推动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他是对的，自由市场无论是为个人还是社会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额财富，但由于我们会被操纵、蒙骗或者被动地引诱，自由市场同时也会说服我们去购买一些于己于社会都无益的东西。
这一观察可以作为对亚当·斯密观点的一项重要注解，也是乔治·阿克罗夫（George Akerlof）和我本人在合著的新书《钓鱼：操纵和骗术的经济学》中所探究的现象。
大多数人都曾经被“下过饵”——就是那些专门设计来蒙骗我们的邮件和电话。而一个“愚人”则是那个并未意识到钓鱼行为其实无所不在的人。他们只看到互不关联的钓鱼个案，却不知道其中已经包含了大量的专业性工作，同时这些专业性工作又是如何影响人们生活的。不幸的是，许多人都曾经是“愚人”——包括阿克罗夫和我，这也是我们写这本书的原因。
日常的钓鱼行为可以影响任何市场，但我们最重要的观察则在于金融市场，考虑到2009年以来大规模的资产和地产市场泡沫，以及上个月以来全球资产市场的混乱，也是写这本书的时候了。
正如太多乐观主义者在教训中学到的那样，资产价格是极不稳定的，而且其中包含着海量的钓鱼行为。借款者被诱使办理超出其承受能力的抵押贷款；企业自身资产被恶意剥离；会计师误导投资者；金融顾问编造出不知从何而来的富人；而媒体则鼓动那些夸张的宣言。
但在下跌中的失败者可不仅仅是那些受了骗的人。当以贷款去购买那些被高估的资产时还会招致额外的连锁损失。在这种情况下，破产以及对破产的恐惧导致向破产行为不断蔓延，还强化了恐惧。而这一商业信心的严重螺旋状下行，经常会暴露出钓鱼行为，比如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的庞氏骗局受害者，也是在非理性繁荣结束之后才发现自己上了当。
而经济上的传染病就跟医学上的一样，都需要迅速果断的应对。当年各国政府在1929年的“大暴跌”中出手既慢又小，结果世界随之堕入了一个从1930年代“大萧条”延续到二战的“黑暗时代”。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本也预示着类似的后果，但这次全球政府和央行都联合起来果断地出手干预，拿出了规模足够大的刺激政策。虽然复苏依然疲软，但总不会让我们陷入另一个“黑暗时代”。
为此我们应当感激。但如今有人质疑当危机爆发时财政和货币当局不应如此迅速强硬地出手。他们认为危机的主要成因是经济学家所谓的“道德风险”：风险承受者预期当局会出手保护他们，所以加大赌注，冒更大的风险。
相反，我们的观点（在大量数据支持下）认为价格的快速上升通常意味着非理性繁荣，而且是由钓鱼行为的推动和唆使的。非理性繁荣的参与者根本没想过如果当局出手维持经济以及信贷流（或者在极端情况下援助银行或者企业）后自己收回多少。这样的可能性在2007年至2009年间那种极度兴奋的情绪下被抛到了一边：那些高价卖出者确实赚到了钱；而接盘者则“知道”自己在做正确的事——即便他们根本是错的。
那种不愿承认危机来临时需要当局介入的想法，是基于一个无法解释的非理性繁荣，这我已经在别处探究过，以及忽视了《钓鱼》一书中所阐述的数码时代的强力行销手段和其他现实情况。依赖于政府的干预，却无视这些风险因素的存在，无异于把消防局撤销，等于寄望没有这些干预措施，人们会更加小心防火，以为这就不会再有火灾了。
凭着前人的教训，我们多年前已经知道如果对金融传染性危机不加制止的话会有何种后果。我们的分析显示不仅存在导致金融市场高度波动的特有或自然力量；也意识到在面临金融崩溃之际必须拿出迅速有效的干涉手段。我们需要给财政和货币当局更多自由度，好让他们能在金融风波演变成危机前采取强力措施。须知人类只需要一个黑暗时代就够了。
作者Robert J. Shiller是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凯斯-席勒美国住宅价格指数的联合创立者。他的最新著作是与乔治·阿克罗夫合著的《钓鱼：操纵和骗术的经济学》（Phishing for Phools: The Economics of Manipulation and Deception）
文章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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