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什么也没看见，你必须看见一切
赫拉巴尔《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讲述的故事
文 / 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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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巴尔
（Bohumil Hrabal）
捷克作家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 1914-1997）的代表作《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是一部回忆录式的自传体小说。主人公这样开始讲述自己——一个餐厅服务员的故事：
我一来到金色布拉格旅馆，我们老板便揪着我的左耳朵说：“你是当学徒的，记住！你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重复一遍！”于是我说，在这里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老板又揪着我的右耳朵说：“可你还要记住，你必须看见一切，必须听见一切，重复一遍！”于是我惊讶地重复一遍说我将看见一切，听见一切。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工作。
这个“干巴小个儿学徒”，和平常人一样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却为什么被不合逻辑地要求既什么也不看见、不听见，同时又必须看见并听见一切呢？这个排在餐厅领班和所有服务员最后的学徒，个子异常矮小、地位也最低，进入他视野的究竟是怎样一个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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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剧照
2006年
对小学徒而言，最重要的是每天晚上他都能看见一帮“固定的上流社会人士”：公证人先生、火车站站长、法院院长、兽医（注意：并非“医生”）、音乐学校校长、工厂主……总之，都是些“大人先生”、“正人君子”、“社会良心”——有形与无形资本拥有者。而这些地方精英和社会中坚每天每日所争论的问题又是什么呢？小学徒听见，他们为三十年前城外有没有一座小桥面红脖子粗；为捷克的哪种啤酒最好扯着嗓门大声嚷嚷；当然也为某个兽医到底是礼拜四还是礼拜三去了“天堂艳楼”找过雅露什卡或弗拉丝达“小姐”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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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初版书影
1971年
在这个争论不休、乱成一团的生活世界中，小学徒发现，有一样东西起到了统一思想、一致步调的作用。那东西，就是金钱。没有人怀疑它的价值，也没有人“愚蠢”到轻视这一般等价物无与伦比的作用。甚至钱少得可怜的这小学徒自己，也用各种方法“检验着金钱的力量”。有一次，他终于好不容易攒够了钱，到天堂艳楼 “消费”了一回。当他从花瓶里抽出几支牡丹，扯下花瓣，并将它们一片片地在小姐的肚皮上摆成一圈儿之后；当他付了一张七百二十克郎的账单，又单独给了雅露什卡两百克郎小费之后；当他在黑夜中站了一会儿，回味着这一切时，这个小个子不觉对自己大吃一惊。他想：“来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在火车站叫卖热香肠的小服务员，走的时候却比金色布拉格饭店那些包餐桌的任何一位老爷要神气多得多”。在那一瞬间，他俨然是上流社会的一分子了，好像金钱不仅真的“能买到漂亮姑娘，还能买到诗”。于是，第二次重演这一幕时，他甚至觉得，自己仿佛忽然间不再是个侏儒而有一米八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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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赫拉巴尔金虎酒吧前的留影
右图：现在的金虎酒吧
不过，那种满脑子都是金发女郎肚皮上的獐耳细辛、雪片莲、雪花莲、报春花，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见的情形，对小学徒来说也只能是几场春梦而已。真正使他检验出金钱的力量的，乃是他调侃大家的一种游戏。这恶作剧百试不爽——当他像播种一样抛撒硬币时，总有人追上来，为了不多的几个子儿不惜用尽气力你争我抢。因此，他甚至梦想着自己带着装满硬币的口袋，将那些钱一把一把地撒向身后的人群。硬币叮叮当当地响着，滚得到处都是。所有人都认为那钱是只为自己而从天上掉下来的，别人根本没有份儿，于是拼着命地争斗不休；而他则发出狡黠而揶揄的笑声。
但明目张胆的争抢，显然有伤体面，上流社会其实是不屑为之的。一般说来，他们抢钱靠的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或者说机巧与算计。小学徒那时候最佩服也最喜欢的一个人，那位冯伯克尔公司的老板就是这种精神与智慧的代表人物。
那是个大胖子。他对物质的欲望以致贪婪，可以从这个饕餮之徒每日的饮食一见端倪。他的吃法可不一般，看菜谱时，他几乎什么都不挑而只是冲服务员说: “除了这些酸味肺之外，其他的都给我上一份来。一道一道地上，等我吃完第一道菜，你就上第二道，直到我说够了为止。”就这样，他总要吃上十来道。而等他吃饱了，他还要沉思一会儿，要点儿东西磨磨牙。通常，那用来磨牙的东西是100克匈牙利香肠。
如此大的胃口抑或占有欲，当然需要足够的金钱做后盾。而大胖子所有金钱的来源，则是他代理的那号称世界第三大的公司，也即他所谓的“排在天主教会和国际公司之后”的一家专门生产秤的公司。这家公司生财有道的秘密在于，他们所生产的集切薄与称重于一体的那种工艺精良的秤，能够把实际重量只有70克的匈牙利香肠，切得让顾客看起来足足有120克左右，至少也有80克。这种秤不仅行销欧洲本土，而且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原因，远销整个地球。从南极到赤道，又从赤道到北极，子公司乃至子公司的子公司的子公司……数不胜数。
这样的公司岂有不发达的道理？有一天夜里，小学徒给冯伯格尔公司的这位代理商瓦尔登先生送矿泉水时，惊异地看到，这个吃饱喝足的胖子，正像个孩子似地、兴致勃勃地算命。但与用扑克算命的通常做法不一样，他是在地上一百克郎、一百克郎地摆着他的钞票。钞票已经摆满了半张地毯，而这还远远不够，还在持续不断地摆下去。瓦尔登已几乎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这时，小学徒看到的不仅是对他来说天文数字般的财产，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学习的榜样。他发誓，总有一天，他也要这样关起门来，或者忘记关门，坐在地板上摆上这显示权利和力量的图画，一幅的的确确使自己快乐的图画。
不过瓦尔登先生显然比小学徒理智得多、精明得多、也切合实际得多。他并没有让这位具有“拿取”潜质的后生沉湎于那看似美好、实质太过诗意的图画之中。他不仅将小学徒引为同类，而且要点醒他什么才是真正的“拿取”之道。因此，他甚至肯定了小学徒在火车站卖香肠时所玩的雕虫小技——用故意拖延时间的办法少找火车上旅客钱，从而达到“盈利”的目的。但他认为，这还未免离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相差太远。
瓦尔登先生打开窗户，从裤兜里抓起一把硬币扔到寂静的广场上。但他并没有试图像小学徒那样看人们捡钱时的可笑与可怜，也许这对于他来说过于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他老练甚至真诚地等了一会儿，仔细听着那些硬币落地的叮当声和在地面上滚动的声音。对他而言，那好比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他以上观摩课的口吻教诲小学徒说：“你得学会从窗户口扔零钱，以便从大门口进大钱，懂吗？”
这个时候，与其说小学徒是金色布拉格的学徒，不如说他是瓦尔登先生的学徒。而他在金色布拉格这所开放大学里所学会的，也不仅仅是佯装什么也没看见，而确实是看见了很多事物后面那些被人们有意忽视和遮蔽的东西。那些虚伪和谎言，那些有闲者的无所事事和那些有钱者的生财之道，那些政治动物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和那些经济动物机关算尽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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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虎酒吧的赫拉巴尔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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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虎酒吧的老虎杯垫
瓦尔登先生确实不愧为一个好老师。他不仅不加保留地向小学徒传授了自己挣钱生财的经验、知识和智慧，而且还在小学徒不得不离开金色布拉格时，给他介绍了一个新的工作单位：宁静宾馆。
小学徒将耳闻目睹新的、更丰富的世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值得注意的是，小学徒是穿着巴杜比采制衣公司为他特制的燕尾服去宁静宾馆工作的。这个制衣公司的经济运行机制也许与冯伯格尔公司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这个公司生产燕尾服的流程却非常特别。首先，该制衣公司从不需要顾客亲自到场量身定做，他们所真正相信的是根据各人的三围尺寸等定制的充气橡皮躯体，而非人及人体本身。其次，鉴于他们采用的是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因此，尽管像小学徒这样的人在现实中并没有可能与社会名流比如教育部长、商务部长或某某将军等等相提并论，但他的仿真躯体却可以与那些要人、大佬排列在一起等量齐观。当然，在制作的过程中，制衣公司也完全理解了小学徒的心思——想让现实中的自己高一点，而且越来越高。
长高的愿望也许太难实现，但小学徒对周边世界的了解却毫无疑问增加了许多。
当然，初到宁静宾馆，他所记挂的还是金色布拉格的一切，还是那套金钱拜物教的逻辑。他甚至承认：“每当我看到什么美好的东西，尤其是漂亮女性时，我便显得软弱无力，但只要一想到万能的金钱，我便勇气倍增。”不仅如此，他还将金色布拉格的老板贝朗尼克引为同道，认为“实际上他比我的个子还要小，他也跟我一样相信金钱万能。”
但坐在轮椅上却又像军人一样指挥宾馆里一切的新老板吉赫先生，却提醒小学徒关注自己究竟来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新地方。吉赫的哨声，至少让他不得不意识到，这是一个宾馆，却又无论如何与普通的宾馆有不容忽视的差异。两个星期之后，他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旅馆是为谁而建造的？”
这一次，他不再可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进入了这个世界的更深处，至少他看得更多、听得更多了，关于所谓上流社会，关于金钱，尤其是关于二者之间那种黏糊糊的联系。
吉赫的哨音不断地响起。有时是因为小学徒刚将带有小刀和镍柄的新酒瓶钻放进了自己衣兜；有时则是因为他正准备躺下来瞅瞅天上的行云，稍微喘口气打个瞌睡；有时，只是短短的一声，起个提醒作用，让大家不要偷懒，好好干活——时刻有人盯着呢。这老板的洞察秋毫，无所不知、无所不管，真可与奥威尔《1984》中的“老大哥”（Big Brother）媲美。
但绝大部分情况下，哨音的响起意味着宾馆又要来新的客人。而宁静宾馆的客人显然比金色布拉格高了一个档次。他们都是贵宾，都是贵族圈子里的人。小学徒朦胧中“看到”，他们来时只坐小轿车、外交车，一来就是一大串，而且总是在傍晚和夜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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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巴尔与雅罗米尔·佩尔克（Jaromír Pelc）
其中特别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个将军。这将军穿着带红衬里的军大衣，小学徒一眼就看出来，那制服肯定是和自己的燕尾服在同一家公司定制的。但将军在宾馆里的消费，就不是小学徒能够攀比的了，天下哪有这么平等的事情呢？每每让小学徒吓一跳的倒是，将军尽管吃很多菜，从带柠檬汁的蜗牛肉到大虾、香肠，直到法国风味大餐……给人一种与瓦尔登先生同样好胃口的感觉，但将军不管吃什么都要反感地噗嗤一声并骂上一句：“呸，这简直没法吃！”说过之后，才又去吃别的菜。一边吃菜，还一边喝着酒。先是名牌香槟，接着是烧酒，接着又是另一种牌子的烧酒，一个人足足喝了五个人的量还不罢休。而且，每喝一口都要装一下苦脸，骂一句难听的话，交替地嘟哝着捷克语和德语：“这酒真他妈的不好喝！”
而将军最大的爱好，是在喝得酩酊大醉时，掏出手枪击中摆在窗台上的玻璃杯，顺便打穿窗玻璃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有一次，他甚至击中了一位公爵抛在空中的五克郎硬币，枪法之准着实让人咂舌——那子弹打穿窗子，却只是刚好从宾馆杂役的头上呼啸而过，而居然并没有打中那正在劈柴的下等人的头颅。于是，将军便不失时机地要了一杯土耳其咖啡奖赏自己，并捂着胸口说，自己有病不适合喝这种咖啡。而吉赫老板则非常懂行地赶紧上了一份烤鸡，引得将军不得不将这只整鸡撕了往嘴里放，却又要埋怨自己身体不佳，不该暴食，并且从来也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东西。
千万不要以为将军是孤家寡人。第二天再来时，他没准儿就带着几位漂亮的小姐和一位胖诗人。他甚至会和人们一个劲儿地讨论文学和一种什么诗歌流派的问题，互相争得唾沫四溅。一会儿说某女作家常常把阴道和墨水瓶混淆了起来，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到她的墨水瓶里蘸湿自己的钢笔；一会儿又说某男作家写东西若能像玩女人那样用心就好了。
当然，讨论完了这些深刻而重要的问题，将军也会和漂亮小姐中的一个或几个钻到楼上的小房间共度15分钟良宵。上楼之前，小学徒总是听见将军无可奈何地嚷嚷：“我这把年纪已经没有什么爱情可言了！”而下得楼来，这伙人往往会把刚才讨论的那些关于“操”（超）现实主义新流派的问题，以及关于干预生活的艺术与纯艺术的问题忘得一干二净。这时，一段新的音乐响起。小姐们又开始像将军一样吃新一轮大餐。不过这回也许要换一个人，也就是说和诗人一道。而诗人呢，剪下将军的勋章，丢在了乐师们的盘子里。就这样，大家一起在时而激昂、时而略略缓慢的乐曲声中开始跳舞，一直跳到朝阳升起，东方红遍，跳到布拉格的早班火车就要送工人们去上班的时分。
他们在离开宾馆之前结的账。胖诗人以诗集代钱，付了一万册。将军的那辆六座豪华敞篷轿车，载着一行人来到了火车站。当工人们纷纷上火车时，将军的车沿着站台行使着，有一个喝醉了露着乳房的小姐高喊着：“向布拉格进军！”在宁静宾馆逐步长大了的小学徒，想像着那精彩的场面——将军的车堂堂皇皇地驶过布拉格的金融大街、民族大街。警察们给将军行军礼，而将军仍旧坐在车上昏醉不醒，双手耷拉到了地板上。
这一切，教育了小学徒。在宁静旅馆里，他开始认识到“劳动使人变得高尚，勤劳者最美”这样的说法是谁想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将军那样通宵吃喝玩乐，大腿上坐着女人的富人。这些富翁总是告诉你，杂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他们自己则出让了这份天字第一号的幸福。他们根本不在乎一夜之间挥霍了多少钱，吃了多少将军所诅咒的那些难吃的东西。他们在乎的，是如何在耍闹之间，询问别人有没有一车皮、两车皮或者整个一火车的匈牙利生猪。他们关心的，是弄到一条刚果的牛皮船可以得到百分之五还是百分之八的提成。
严峻的事实迫使小学徒看到，在宁静宾馆里的这些贵宾们买下或卖掉整个一条街的房屋，有的甚至卖掉了一座宫殿或两座庄园、一座工厂时，这个世界还同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总代理商签下了对整个欧洲的供货合同，向巴尔干某个地方提供五千万元贷款的协定，卖掉了两火车的弹药，为好几个阿拉伯兵团提供了装备……而这一切都是以同一种方式进行的：都伴随着香槟酒、女人和法国白兰地以及对那一位在透亮的院子里劈柴的杂役的观赏……”，都伴随着金色布拉格、宁静宾馆以及与之同类的地方所发生的一切——小学徒所看到、所听到的一切。
即使总统大人也不例外。只是小学徒实在无法将自己在宁静宾馆里亲眼所见的总统，与在邮票上、在公众场合出现的那个总统完全对上号。那个体面者中的最体面者，秘密光临宁静旅馆，事实上只是为了与一个专程从法国赶来的漂亮女人在干草垛上共度良宵。兽医式的抑或将军式的良宵，因而也是——天堂艳楼里的良宵。
甚至教会，教会也加入了这一连串闹剧之中。小学徒不得不离开宁静旅馆，就与红衣主教应黑社会要求，要为一座全金的布拉格圣子塑像做祓除仪式有关。这祓除仪式是否真有宗教意义上使人或物品净化乃至圣洁的作用，只有上帝知道；但事件之扑朔迷离，却实在与洗钱之类的刑事案件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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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虎酒吧的赫拉巴尔
最终，小学徒尽管证明了在这个案子中的清白，但说到底他已经很难与这个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脱得开干系。不仅像他这样缺乏自我意识的半大孩子，甚至每个人，也似乎都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浑然不能自拔。这就像小学徒虽然离开了宁静宾馆，但只要一听到任何哨子声，便情不自禁地要问别人“点点儿什么”一样，习惯成了自然。潜移默化中，已经很少有人能凭自己的眼睛真正看见什么，凭自己的耳朵真正听见什么了。
饶有意味的是，也就在此时小学徒的侍者生涯走向顶峰。
由于全金布拉格圣子塑像事件，小学徒不得不转到巴黎饭店也即全布拉格最豪华的饭店工作。在这里，他的事业可谓一帆风顺。凭着几分侥幸，他甚至获得了阿比西尼亚国王颁发的带有蓝色绶带的勋章。这成为对他的职业生涯的最高肯定，不只是国内的肯定，而且是国际性的褒奖。至少他自己这么认为。
赫拉巴尔讲述这段处于全书中间位置的故事时，使用的章节名称与全书书名完全相同——《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而那个半戏谑、半认真地一再声称曾伺候过英国国王的人，乃是小学徒的领班斯克希万涅克先生。伺候过英国国王的经历，或许也曾是这位高级侍者职业生涯中最值得回味和炫耀的经历，但作为一个卑微的侍者，他却有着不容抹杀的尊严，甚至超过他的被侍奉者们的尊严：一个真正的人的尊严。世人庸俗的职业等级观念，无法测度其价值的高低和其内在质地的良莠。
作为一个侍者，斯克希万涅克先生的专业水准可谓出神入化、如火纯青。他不仅能够一眼看出某位顾客是哪国人属于哪个民族，甚至知道他们每次到饭店来究竟要点什么菜喝什么酒……等等等等。这还不算，他所熟练掌握的外语之多，也足以让大学教授们汗颜。
更重要的是，与那些在生存和职业技能上也许同样出类拔萃的侍者们——比如小学徒以及另一个领班卡雷尔——形成了极大反差，斯克希万涅克先生尽管无疑对金色布拉格、宁静宾馆和巴黎饭店所代表的“主流价值观”洞若观火，但是他却从来也不屑于像小学徒们那样顺水推舟同流合污，不愿意简单服从金钱世界的无耻逻辑。与其说他在伺候那些衣冠楚楚而又寡廉鲜耻的达官贵人，不如说他首先侍奉的是自我的尊严和灵魂的高贵。一种卑微者的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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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巴尔与克林顿在金虎酒吧
1994年
有两个小事件，看来微不足道，却很能彰显斯克希万涅克先生不媚于流俗的德性。其一是领带事件。其二是金匙子事件。
领带事件过程如下。久在金钱世界中沉迷的小学徒，渐渐自觉不自觉地效仿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物质欲望逐步膨胀。像瓦尔登经理和将军阁下以吃得越多越觉满足一样，小学徒一度以拥有尽可能多的领带为人生目标之一。自己成打成打地乱买且不说，还开始偷窃客人们忘记带走的各式各样领带作为武装自己的行头。
有一次，他甚至偶然在饭店专门放衣物的柜子里“捡”到了德意志帝国首相兼普鲁士总理大臣霍恩洛厄遗留下来的一条价值连城的领带。其得意忘形可想而知。于是，他便戴着这条领带，走到大街上招摇过市，吸引众人的眼光。
令小学徒没想到的是，就在这时，领班斯克希万涅克先生出现了。他向这位徒弟迎面走来，他走着，却不看他。可是小学徒明明知道，他看见了自己。小学徒站住了，斯克希万涅克先生也站住了，并且直瞪瞪望着这个矮人。从“这位什么都知道”的领班先生看他的眼神里，小学徒知道，对方已经完全知道那领带是从哪里来的，这小后生又是怎么没经允许擅自“借用”了它。
领班看着小学徒的时候，学徒在心里嘀咕着：“领班先生，你怎么啥都知道呀？”而斯克希万涅克先生笑了笑，大声回答说：“我怎么啥都知道？我不是曾经伺候过英国国王吗？”说罢便沿着大路头也不回地走了。小学徒像一盏滚烫的灯，灯芯被扯断了；又像打了气的轮胎被拔掉了气门心。这不能不说是小学徒努力学习金钱世界的生活方式时，所遇到的一次不大不小的打击，职业生涯顶峰即将到来前就已面临的一次重要失败。
小金匙事件，发生在巴黎饭店举办的一场三百人大餐之后。由于整个宴会所有三百人全部使用金刀叉，宴会结束之后如何收回这些金器显然就成为非常敏感的事情。可是，虽然饭店利用各种方式严密监视，在最后清点餐具时，还是发现少了一把小金匙。
鉴于小学徒曾经有过不打招呼便“借用”领带的前科，他当然成为领班先生的重要怀疑对象。于是，他又看到领班那种让人无法回避的眼神。这眼神，让他羞辱得真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要知道，在他心目中，斯克希万涅克先生其实“比皇帝本人，比总统都要更高更大。”他想敬领班一杯，可是领班沉吟了片刻，绕开了他。
这下子小学徒开始发烧了，只得自己喝了一杯又一杯，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拼命地跑了出去，离开饭店，坐出租车来到郊外的一片树林里。在那里，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上吊成为唯一的选择。而上吊对他来说，又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呀！最后，他终于倒下了，拿着上吊绳昏了过去……
小学徒没有死成。当斯克希万涅克先生得知人们找到了金匙子后，赶快追上了他。他醒来时，恰是躺在自己领班的怀里。这一次是斯克万尼亚先生错了，但我们也不难借此看到他的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的品行，还有他的仁爱之心。他是一个不得不在金钱世界里生活，却最大限度地不愿意按那个物欲横流的世界的游戏规则行事的人。一个异数。
我们当然不能说，他是一个“举世皆浊，唯我独清；举世皆醉，唯我独醒”的人，但是我们却完全有理由相信，他至少不会像小学徒那样浑浑噩噩地与世推移、从“恶”如流，不会不假思索地让自己的灵魂受制于阿伦特意义上所谓的“平庸的恶”。他的内在德性，阻止了这一切；他后来拒绝为纳粹党卫军服务的举动，也说明了这一切。
而小学徒却无疑做不到。斯克希万涅克先生可以凭借道德的威慑力纠正乃至宽容这个学徒的一次又一次失误，却无法彻底改变他这个人本身，更无法改变他们彼此共同所处的金钱世界的残酷现实。更何况，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对整个生活世界的入侵，乃是小学徒和领班自己无法逃脱的历史处境。他们将不可避免地置身其中。
天真地认为善的力量终将战胜恶，无异于是在给恶留下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对于这个充满小学徒那样的人的世界，我们没有足够的条件低估恶，低估其得以滋生、蔓延的可能。小学徒们——也许就是我们自己——身上恶的因素，虽然远远不能与纳粹或纳粹替代品相提并论，却又完全有可能既是纳粹的牺牲品，也是其催化剂。
对此，我们不可能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们也无法认为自己已经看见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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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中的留影
1984年
天才的赫拉巴尔对他所讲的故事无疑做了精心安排。用差不过两章半篇幅讲述了小学徒分别在三个宾馆做侍者的经历之后，第三章的后半部分起，他便开始带我们进入另一个更加使人灵魂不安的环节，即小学徒与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联系及其带来的后果——故事的后两章基本上集中于此。
如果说在前三个故事（占去约两章半篇幅）场景之中，小学徒确实只不过是个小学徒而已，一直连个名字也没有交代；那么在全书的中间，他则终于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因为他的爷爷的墓碑上有一个德文名字：约翰·迪蒂尔。也许，我们也可以就此叫他：侍者迪蒂尔。
不过，如果说少年迪蒂尔是出于懵懂无知或人对于物质与性的天生欲望或自然本能，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做了一次次滑稽模仿，成年迪蒂尔所做的一切就不仅仅如此了。虽然上述金钱世界对迪蒂尔的诱惑乃至摧残在后面的故事中依然存在，但赫拉巴尔显然提醒我们需要更加注意，金钱帝国与纳粹帝国的相似性以及二者貌虽离而神相合的本质。一旦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后果则更加不堪设想。
真可怜见！我们却分明看到，侍者迪蒂尔恰恰就不得不被夹在这两种主义之间，在现代政治哲学家们所谓的自然状态中听凭命运的摆布——甚至不但甘心情愿地做它们的侍者，而且莫名其妙地为之生出了后代。
事实上我们不该忘记，赫拉巴尔早在讲述宁静宾馆的故事时，就通过吉赫老板那无远弗届的哨声，让我们听到了纳粹的先声。在宁静宾馆这样的销金窟里听到纳粹的先声。赫拉巴尔特别描述了一下宁静宾馆迎接宾客到来之前的状态。他一连用了几个比喻：
“每个晚上宁静旅馆都像上了弦的弓一样地准备着迎接客人。谁也没有走来，任何一辆轿车也没开来，可是旅馆就像一架自动风琴，只要有人突然往它里面扔一个克郎，它便开始演奏。这旅馆也像一个乐队，指挥一举起指挥棒，全体演奏者便精力高度集中，准备演奏。”
也许是担心用整齐一致的乐队来形容这种半军事化的氛围难免误导，赫拉巴尔继续强调其类战争特性：“整个旅馆便像随时准备射击的靶场一样开始行动起来……为的是有朝一日真来了客人，便将散弹装进气枪，射击中靶……今天，明天，跟昨天一样，只等有人射中那黑靶心。”最后，他告诉我们一个名字叫《野玫瑰仙子》的童话。这童话中有这么一个场面：
恶魔念一句咒，一切活物不管当时在干着什么摆的什么姿势，立即就地石化。有的动作是刚刚开始干个什么，有的动作是在结束个什么。我们旅馆准备迎客的那气氛真与这场面有些相似。
可以想见，这样的场面，表面上让人产生浪漫的联想，似乎与乐队、与童话等等美好的东西相关，但实质上却更像是将日常生活变成了战前射击演练，更像中了恶魔的咒语一般。这不是纳粹是什么？不是关于极权主义的隐喻是什么？关键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人都“被石化”了，是没有健全感情和理智更没有德性的“物”，而不再是“人”。
而之所以被石化，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中了魔鬼的咒语。这咒语可以是对物质和金钱的疯狂占有，也可以是对极端权力的永恒渴望；是金钱拜物教，也可以是极权拜物教。总之，为了一个貌似激动人心的美好目标，可以出卖从肉体到灵魂等等所有的一切，并且以名目繁多的谎言和主义给这种出卖寻找到足够的理由。侍者迪蒂尔的经历甚至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种石化，不需要等到纳粹入侵才会成为现实。纳粹到来之前，实际上便已悄然发生了。纳粹的到来只不过加快了石化的过程并加深了石化的程度而已。
当小学徒以艳羡的眼光观看瓦尔登先生在地下摆钱玩儿,并以之作为为第一个人生理想；当他把金色布拉格的老板引为同道，并习惯了宁静饭店吉赫老板那驯兽师般的哨音；尤其是，当他在贵宾们吃腻了漂亮女人的人体宴之后，每星期四乘人之危免费在那女人身上获得肉体快乐之时，上述石化过程就已开始无法逆转。瓦尔登经理、将军阁下、总统殿下乃至元首希特勒……当然是人遭到石化的特例，但任何人只要他们为了钱、权力、可耻的欲望，为了动听或不那么动听的谎言，无所不用其极,失去了孟夫子所谓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与是非之心，石化就已不是假设而是残酷而僵硬的现实。
所幸我们毕竟还有那个“曾伺候过英国国王”的斯克希万涅克先生，还有那位“我就是要想见见你，要杯覆盆子汁”而不是为了挣钱才去找小学徒的金发女郎——虽然她来自天堂艳楼。还有赫拉巴尔这个幽默、狡黠的捷克老头，希望把小学徒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告诉给我们，使我们必须看到并听到所有这一切，并得以重新面对和反思这一切。
除了以整个故事结构传达一个明确信息，即侍者迪蒂尔乃是金钱拜物教与极权拜物教的双重牺牲品，赫拉巴尔还通过讲述小学徒的“爱情故事”强化了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说，迪蒂尔与金钱拜物教的联系以那些纸醉金迷的宾馆为中介，而他与国家社会主义的联系，则主要以他的老婆丽莎那位德国体育教师、纳粹军队护士长为中介。在一定意义上，人们从迪蒂尔身上更能看到金钱万能逻辑对普通人的腐蚀与戕害，而丽莎的所作所为，则表明了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多么无孔不入、无所不在——小到日常语言、婚姻方式，大到战争态度、政治抉择……几乎每一个人的所有私人与公共生活领域都被无条件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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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巴尔与他最喜爱的贝宾大伯（继父的哥哥）合影
1950年
（在赫拉巴尔许多传记体小说中，贝宾大伯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话语滔滔不绝的人物。）
而最大的悲剧在于，作为无谓的牺牲品，无论是迪蒂尔还是丽莎，他们自己对自己的悲剧其实始终麻木不仁。小说的第四章，赫拉巴尔用了一个非常具有隐喻意味的标题——《我没有找到她的脑袋》。这标题，调侃中带着沉痛。一方面它描述了一个悲惨的事实，无限忠于纳粹的丽莎，却死在了纳粹的炮火之下，最后连自己的丈夫都没有找到她的头颅。另一方面，它实际上做出了一个饱含悲悯的判断，意思是说，丽莎从来也没有能够使用自己的脑袋思考和提问过，而只是被动接受并实践了某种“主义”。丽莎是如此，那个看起来肉身脑袋还扛在肩膀上的迪蒂尔又何尝不是这样？
也许确实并非巧合，迪蒂尔和丽莎都是满脸雀斑，都是侏儒，并且一见钟情，并最终举办了一场“压根儿就不像婚礼，而像类似国家军队里的活动”的“婚礼”。
但这个婚姻从一开始就蒙上了阴影，似乎注定没有好结果。因为他们被规定的任务，是“仅仅只想着国家社会主义党和养育一个在该党精神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所以，在新婚之夜，丽莎“眼睛里没有情爱，只充满义务，对他们的血统和荣誉的义务”。而当丽莎祈求具有高贵血统的日耳曼苍天上的诸位大神保佑她怀上孕，并让自己的孩子按新血统、新观点、新荣誉的新规范来生活时，迪蒂尔猛然感到“男人所拥有的男性的一切都离他远去”，只能望着天花板茫然地发呆。
不过，他们倒还是有了孩子。这孩子是在号称欧洲第一个优质人种培育站中炮制而成的，而且丽莎是“按规定怀上了孕”。在这个过程中，“全部的情爱，这一国家社会主义的交媾中剩下的只是长袍下的一种什么行为。丽莎甚至都没碰过我的生殖器，我只能按照新欧洲人的规定和制度被准许与她接触。”
这样的“接触”能够有什么好结果！他们只有一个畸形而弱智的儿子，又一个侏儒。这个畸形儿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拿着一把榔头在地板上毫无目的地敲钉子，让世界无法安宁、更不可能完好。谢天谢地！这一回他们的合作以失败告终。但是，优质人种培育站里何止培育了这样一个孩子呀——而那些孩子，又该有多少如此这般的子嗣呀？
我们能说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吗？我们必须看见，即使不可能看见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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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有赫拉巴尔头像的啤酒瓶
赫拉巴尔曾经说过：
“我实质上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和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我是两栖类和合用一堵墙的两间房。拉伯雷式的笑，赫拉克利特式的哭，或者反之。”
他用黑色幽默讲述的迪蒂尔一家的悲剧故事，事实上也正体现了这位捷克天才作家本人精神世界的上述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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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院子里的留影
1994年
对于丽莎的死，对于迪蒂尔的家破人亡，对于他们的儿子的痴呆，我们也许可以抱以旁观者拉伯雷式的笑或赫拉克利特式的哭，但赫拉巴尔却是让迪蒂尔本人来叙述这一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迪蒂尔也是赫拉巴尔所独有的一个巴比代尔（Pābitelē）。对这个几乎无法翻译成中文的概念，赫氏作品的重要译者杨乐云先生引述了作者的解释：
“Pābitelē是这样一种人，他们通过'灵感的钻石孔眼’观看世界，他们看到的汪洋大海般的美丽幻景使他们兴奋万状，赞叹不已，于是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在没有人听他们说时，他们便说给自己听。他们讲的那些事情既来自现实，又充满了夸张、戏谑、怪诞和幻想。”
杨先生认为，如果一定要找一个中文对应词，那就是“中魔”或“中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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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虎酒吧与朋友交谈的赫拉巴尔
迪蒂尔对于自己经历的讲述，显然也是中魔之后的产物。它既来自现实，又充满不可思议的幻觉；他是在向别人讲述故事，却又好像是在自说自话。在夸张和戏谑的后面，我们分明看到了讲述者的自我揶揄和自我调侃。至少，他没有国家社会主义者那样的种族与道德的优越感，没有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对别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审判权，而别人对他却只有永远服从、服从，第三还是服从的所谓自由。
如果说迪蒂尔这种自我陈述，也是一种审判，那么他首先是自我审判，不惮于放低自己甚至对自己加以漫画化的审判。一个在金钱和极端权力交叉摧残下依然良心未泯者的审判，或者说是，巴比代尔式的自我反思。
到故事的最后一章，战争终于结束了。具有反讽意义的是，靠卖掉丽莎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那些珍贵邮票，迪蒂尔终于圆了早在金色布拉格时期就做过的百万富翁梦。他甚至拥有了一家自己的旅馆。这旅馆虽不像巴黎饭店那样拥有三百套金刀叉，却也有一百套之多，更重要的是，“我这里来往的将全是外国名人”。因此，他是把“我这个旅馆当做一件艺术品来看”的。有时闲得无聊，他甚至想着，“要是有个什么军事演习，即使不是皇帝光临我们旅馆，而是一位什么大公住我们这里，我将会亲自去侍候他，为他准备餐宿，他便可能将我提升到贵族阶层，也不用多高，当个男爵便罢。”总之，还想过过小学徒小餐厅服务员的瘾，让往事重回当前。
但迪蒂尔又显然并不是没有反省。他给这个全布拉格独一无二的旅馆取的名字就很耐人寻味。他说，“我给它取名断裂旅馆，因为我身上像有什么东西截断，离我而去。” 而这更加说明了他有着多么让自己难以彻底遗忘的过去：
因为我曾侍候过阿比尼西亚皇帝，因为我归根结底还受过那位曾经侍候过英国国王的领班斯克希万涅克先生的培训。我端详着镜子里的我，通过这一敏锐目光我看到的自己百分之百地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自己：如此的一个雄鹰协会分子，正当捷克的爱国人士被纷纷处死之时，他却让纳粹主义的大夫检查身体，看看是不是能够与一个德国体育教员发生性关系。正当德国人在向俄国宣战，我却爱举行婚礼，高唱着纳粹党歌，正当人们在受苦受难，我在德国旅馆却过得很好，为德国军队、党卫军的官兵当餐厅服务员。
可是命运之神仿佛要有意捉弄这个微不足道的小矮人。正当迪蒂尔既春风得意又对那不光彩的过去思前想后之时，他却身陷囹圄，过上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这一回，他犯的罪大概应该叫“百万富翁罪”，因为判罪的依据只有一条，那就是每拥有一百万财产判刑一年。而判他罪的，则是已宣称打败了纳粹希特勒的那个新政权。迪蒂尔本来是可以免于遭此起诉的，但他自己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新政权将他绳之以法，并主动提供了犯罪事实：一张一百万零一百个克郎十个哈莱士的银行存单，以及拥有的宾馆等资产。
这过于巴比代尔式的举动，究竟是为什么？是迪蒂尔主动对新政权献媚？还是一种黑色幽默，一种乖张滑稽的抗议？是迪蒂尔对过去所犯下的错误的一种忏悔方式，还是试图通过一种自我折磨达到灵魂的拯救？也许，所有的猜测都将失效，迪蒂尔只不过要我们通过他的叙述，他的所见所闻所历，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荒唐以及我们的无奈？我们所不该失去的“灵感的钻石孔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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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巴尔全集书影
从百万富翁大牢出来后，迪蒂尔被安排到边境上的一个森林里，任务是每天修一条也许可以象征他的一生的、永远修也修不完的路。而在每讲完一个故事之后，总让迪蒂尔说一声“今天就给你讲到这里，够了吗？”的赫拉巴尔，此时则让这位小矮人说了最后一句话：“这一回你们听够了吗？这一回我可真的结束了呀！”
是的，他们的故事都结束了，只有你——这篇文章的读者——和我，仿佛什么也没看见，又仿佛看见了一切！
2010年元月写于京西六道口
本文原载于《上海文化》，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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