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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外面过不好，就回家吧。”这句话，杨国才听父亲讲过几次，但是没听进去。
2016年，父亲得了胃癌，31岁的佤族青年杨国才（汉名），从河南开封回到云南南寨村。可惜，父亲还是走了。他考虑了几天，留在了村里，种起了甘蔗。
南寨村是云南镇康县军寨乡的一个小村子，距离缅甸只有几十公里的距离，村里有三四十户人家在种甘蔗，杨国才是其中最年轻的那个，之前他在开封一个县城红砖厂做小工头，对甘蔗种植一无所知。
“没有办法才种甘蔗的。村里也有人种核桃、茶叶、咖啡，都不行，没人买。甘蔗还好，红糖厂会签合同包买，还会提供种苗和肥料。”杨国才说道。不久前，他刚把八十多吨甘蔗运到乡里的红糖厂，“钱款还没打下来，要按农户的顺序，等几天。”
2010年，杨国才跟同村的姑娘结婚，随后一直在河南打工。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在河南小县城，紧接着小儿子也出生了。三十岁不到的杨国才，在中国大多数男青年还找不到女朋友的时候，他已经做到儿女双全了。
我们问他，“在家有什么娱乐活动吗？会去看电影吗？”他说，“没那个习惯，在河南的时候就很少去电影院，回来之后就更没去过了。”他们村里没有电影院，一个半小时车程的乡里也没有，两年前回来后他就再没有跟老婆去看过电影。几个月前贺岁档的几十亿票房跟这个大山里的乡村青年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会想再出去闯闯吗？”
“不想了，都这个年纪了，出去，也闯不出什么。还是好好生活吧，照顾家里重要。”
每个人的身边大概都有那么一两个朋友，他们的生活轨迹跟杨国才类似，年少时带着理想北漂南漂，把父母说的“在外面过不好就回家吧”当耳边风，或者保险，漂个十几年，实在不行了，就回家，相亲，结婚，生子，过上曾经看不上的安稳日子。似乎有一种马革裹尸还的悲壮感，怎么说都见过大世面了，不亏。
不同的是，他们是从繁华的城市回到不那么繁华的城里，或者是相当不繁华的城里，总归还是有电影院有酒吧有书店。但是杨国才不一样，他这一回，就回到了山里，回到了离土地最近的地方。
杨国才住的新房刚建好没多久，是他通过国家免息贷款盖的，在院子里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想起了湖南台的那档节目“变形记”，让城里和农村的小孩互相交换生活。假如那个节目开放报名，让三十岁的男人也可以去参加，那么杨国才会不会去呢？
直到后来说起吃饭，他说，“自己最喜欢吃炒青菜，番茄炒蛋……” 我才有了答案，他是不会交换的，也没有人会比他现在做得更好了。博学如高晓松，尚且只能靠弯腰直背来分别麦子和水稻。哪个普通的城市青年会愿意去一个看不了电影，没有电脑的深山小村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专心种甘蔗呢？
我们生活在城里，脚下踩的不是土地，而是木地板，青瓷砖，柏油马路。土地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讲，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哪怕我们的祖辈曾经靠着一亩三分地就养活了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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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上到小学四年级的杨国才，从某种程度上讲比大多数人都强，他愿意回去，回到土地边上，跟祖辈们一样，靠着几亩地去养活一家人。
聊天的时候，我们从他身上感觉不到丝毫的不甘，只有一种纯粹的朴实。他没有计划太遥远的事情，只是想着今年大概可以存一点钱，想着让自己的子女上好一点的小学，想着可以吃到一盘番茄炒蛋。
“你吃过红糖厂的红糖吗？”
“以前给媳妇买过，自己没吃过。我不喜欢吃甜的，胃不好。”
临走之前，我们问他，“杨大哥，你是几月出生？”听到这个问题，他愣住了，挠着头发说，“啊，好像是11月还是12月，真的忘记了……”
不喜欢吃甜的杨大哥不会给自己过生日，也很少给子女过生日，他没有去记那些日子。但是他会时不时给孩子们买蛋糕回来吃，尽管最近的蛋糕店在乡里，坐小车来回一趟都要三小时。
杨大哥应该不会喜欢我们叫他红糖背后的男人，但是也许哪天，等红糖上市了，我们会给他邮寄几包，附上一张纸条，对他说，“杨大哥，你种的甘蔗，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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