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长征到达陕北，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伟大历史时刻。红25军在鄂豫陕甘等省纵横驰骋，浴血奋战，以艰苦卓绝的斗争完成了历史性的战略转移任务，从战略上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的行动，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到陕北立下了大功。
但是红25军将士一开始并没有想到，离开鄂豫皖后他们竟然会一路走到陕北。
出发前，不少将士虽知道这是一次战略转移，但认为不过是从一座大山转移到另一座大山，是一次并不太长距离的行军。没想到这一走，就是5000余公里。
红25军实施战略转移，既是鄂豫皖苏区的客观形势所迫，又有党中央的具体指示。
红25军组建于1931年10月，隶属红四方面军。1932年10月，红25军所辖红73师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1932年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以红75师、红27师及部分地方武装重新组建红25军。
重建后的红25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经受住了反“围剿”斗争的严峻考验，打退了国民党军的一次次进攻。但红25军长期孤军奋战，由于敌人的疯狂摧残和逼近，以及敌我力量的极端悬殊，鄂豫皖根据地被分割和压缩成几小块，部队从最多时的12000余人减员到3000余人，总体形势十分严峻。
要挽救危局中的红25军，战略转移是切实可行的一条路。
另一方面，中央苏区的形势也不容乐观。1934年4月底，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广昌失守，国民党军队进入中央苏区腹地，形势越来越严峻。
为减轻中央苏区压力，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先后命令红七军团、红六军团向闽浙赣皖边地区和湖南中部转移，以吸引国民党军调走部分兵力。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又派中央红军22师师长程子华同志去鄂豫皖根据地，负责传达中共中央对鄂豫皖苏区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的指示。
而在此之前的1934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在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里就已经预见性地指出：
“……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整理、锻炼和强固我们的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
天下红军是一家，红六、红七军团和红25军的战略转移行动，从整体上来看都是党中央下的一盘大棋。
从左至右依次为：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
程子华带着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命令，于1934年6月离开瑞金，取道上海，经过艰难跋涉辗转至武汉，经交通员护送，在9月中旬才到达目的地。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城西南二十公里处的花山寨召开省委会议，史称“花山寨会议”。会上，程子华向鄂豫皖省委传达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25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红25军自建军以来，并没有建立军党委，而是一直由鄂豫皖省委直接领导、直接指挥。代理省委书记的徐宝珊作为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的最高负责人，带头表态支持中央的决定。在接下来的表决中，与会者一致拥护党中央的指示。
“花山寨会议”作出了重大决定：（一）省委立即率领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而斗争。（二）为宣传党的主张，扩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行动中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三）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担任军长，原军长徐海东改任副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省委书记徐宝珊、省委秘书长郑位三等领导随军长征。（四）留下一部分红军武装，由鄂豫皖省委常委高敬亭负责，再次组建红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
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就是在这样紧急情况下决定下来的。
红25军出发地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2980余名指战员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
程子华说：“我们战略转移，不是去打游击，而是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关于战略转移的方向和目的地，周恩来在当面交代程子华时曾提出，新的根据地要符合几个条件：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群众容易争取；地形要便于防御；有较为丰足的粮食。
吴焕先和徐海东建议：以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作为创建新根据地的初步目标。
红25军政委吴焕先提议到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处的桐柏山区扎根，徐海东也支持在桐柏山区发展根据地。徐海东同时也表示，桐柏山区如情况不允许，部队在那里补充完后可以继续向豫西的伏牛山行进，甚至到太行山区也行，总之红25军的目的地不应离开山。大别山养育了红25军，红25军依然要以大山为归宿。
但在讨论时，程子华认为桐柏山和伏牛山两地距离平汉路和襄樊路太近，国民党军队容易调动兵力。而且，这里的老百姓生活较为贫穷，长期呆下去，部队补给会发生严重困难。
省委书记徐宝珊提出：
“（鄂豫皖）东、南、北三个方向都不合适，只有向西的鄂豫陕边区发展。那里是三个省的接合部，是蒋介石和杨虎城分别割据的地方，我可以利用其矛盾；那里又是山区……”
无论是桐柏山、伏牛山还是鄂豫陕边，距离红25军出发的河南罗山何家冲，其实都并不算太遥远。
红25军从何家冲出发时，每人只准备了三天干粮，两双草鞋，虽然进入了冬季，战士们都穿着一身单衣上了路，没人想到这一走就是十个月。
行军路上，宣传科的同志不断进行政治宣传，让战士们了解战略转移的大政方针。战士们都是大别山里的孩子，对大山熟悉，对大山有感情，虽然离开了大别山，但是去往桐柏山、伏牛山，也一样是山。正像徐海东说的那样，大山是红25军的归宿。
况且部队长途行军也是家常便饭，过去在鄂豫皖时，红25军一会儿到鄂东北，一会儿到皖西，有时又去往豫南。出趟远门，走几天路，战士们并未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去哪儿都是革命，去哪儿也都是打仗。
但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一走竟然就从此离开了大山。
出发后仅用四五天，红25军便进入桐柏山区，经过实地考察和听取当地地下党组织介绍情况后，鄂豫皖省委认为这里处于严密的白色统治之中，回旋余地太小，难以立足发展。于是，鄂豫皖省委立即决定：向豫西伏牛山区挺进。
11月26日，红25军在独树镇遭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全军上下与敌人殊死搏斗，终于突出重围，转危为安，随即进入伏牛山区。
进入此地后，部队进行了认真的勘察，认为这里地域狭窄、人口稀少，粮食和物资都很匮乏，盗匪频出，不适宜部队长期扎根。
11月30日，红25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宣告：调动部队北上，进入陕西南部，择机创建新的根据地。
12月8日，红25军突破豫陕交界处的铁锁关，顺利进入陕南。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召开庾家河会议，正式决定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鄂豫陕三省交界处，峰峦叠嶂，丛林茂密，地势险要，便于开展游击战争，自古就是兵家割据称雄的战略要地。六年以前，这里就有党领导建立的农会，敌人统治力量相对比较薄弱，部队十分便于活动。
红25军在鄂豫陕5个月，建立了四块根据地，根据地人口50万，部队发展到3700余人。
红25军自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就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对中央现在何处也不清楚。
红25军在鄂豫陕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机，大家都以为这里就是战略转移的终点，可以不用再走了。如果一切顺理成章的话，红25军将在鄂豫陕扎下根来，全军将士也将以此为落脚点，好好经营这块新的根据地。
但不曾想，新的转移又即将到来。
1935年7月，红25军从缴获的报纸上了解到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的消息。7月17日，交通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联络上了红25军，送来了中央数月前发出的文件，并带来了中央准备向北行动的消息。
红25军内曾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单独以红25军自己的力量留在鄂豫陕创建新根据地是有困难的，因此希望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主力进行会合。鄂豫皖省委坚决批评了这种情绪和思想。
代理省委书记的吴焕先（原省委书记徐宝珊在5月份病逝），根据中央文件、报纸消息和敌情动态，从全局分析了形势，提出红25军“配合红军主力行动以争取最后全部胜利，这是当前最紧迫的战斗任务。”
7月15日当晚，鄂豫皖省委决定到陕甘苏区会合红26军，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直接有力地配合红军主力。
鄂豫皖省委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这一战略决策，完全符合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中共中央、毛主席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
省委做出决定的第二天，红25军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经过两个月的连续激战，1935年9月15日，红25军抵达陕北永坪镇，胜利地实现了预定的战略意图，成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
从1934年11月16日出发，红25军转战10个月，途径5000公里。有多少人事先都未曾想到，这一走就是小半个中国，这一走就从中原腹地走到了陕北高原，红25军从此彻底离开了大别山里的故乡。
毛主席盛赞红25军的战略转移，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
参考资料
解放军出版社：《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血战独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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