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当时的人甚至包括当今学者，大都认为战争之势即将缓和。比如，研究朝鲜战争史的学者李峰在其著作《决战朝鲜》中认为，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是抗美援朝的临界点，主要战争进程已在此前完结（下册，第三百四十页）。又如，朝鲜学者朴晚权在其论文《朝鲜半岛分裂割据形成的历史考察》中认为，六月战役（即第五次战役）之前以战为主，之后边战边谈。然而，笔者认为事实完全相反：第五次战役之后，战争进程不但没有减缓，反而进入了两军决战之际。
证据之一：谈判。整个朝鲜战争之中，一条副线贯穿始终：战略谈判。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二次战役结束后，我军横扫三万六千名美军，麦克阿瑟连续做了三件事：第一，回日本开发布会（挽回颜面，当然，用他惯常的谎言达到这一目的），第二，电告杜鲁门增派援军（当时美国陆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已经参加战斗，远超一九五零年四月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拟定的十五分之一的兵力，以及，当时美军在远东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美国本土的六个半师和日本的两个师，总计约十七万人）。第三，利用联合国这一提线木偶，提出休战谈判。
对比：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第五次战役结束，我军以七万人的代价歼敌八万六千余人。李奇微坐不住了，他只做了一件事：委婉地（他没有麦克阿瑟那么自信）通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当然，他也没有麦克阿瑟那么顾及颜面——麦克阿瑟曾亲自赞赏李奇微的务实作风如同钢铁一般——没有去开发布会。两次战役结束，两次提出休战建议，不是为了休战，而是为了决战。
证据之二：资本。打仗就是打钱，只要追踪朝鲜战争期间美国资本流向，就能精准洞察其决策人员的动机和意图。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十三日，纽约华尔街和伦敦金融街交割率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四，第二天，联合国就通过了停火决议。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两街商品交割率增加百分之一百零五，第二天，李奇微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停战谈判（注意，此时距离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照会美方建议休战，同时美方已经非正式同意过去了一周时间，美国金融界在这一周内有多么忙碌，可想而知）。两次战役结束，美国华尔街和伦敦金融街交割率暴涨，不是为了休战，而是为了决战。
证据之三：拨款。这只是证据之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美国国会拨款是从过程来谈，美国增派援军是从结果来谈。第二次战役结束后，美国国会分三次向美国太平洋战区拨款一亿五千万美元，超过美国一九五零年六月加入朝鲜战争以来的总和。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美国国会一次性拨款近两亿美元（这个数据不准确，笔者没有确凿证据，但不会超过两亿美元）。两次战役结束，美国国会拨款骤增，这显然是助推战争趋向决战。
其它证据还有很多，例如，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两天，美方禁止一切船只驶向我方港口（《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三百二十六页）；又如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一天，联大通过决议，西方国家集体对我贸易禁运，等等。封锁海路和贸易禁运，不是为了休战，而是为了决战。
按照常理，在抗美援朝决战之际，两军必然会集结一切能够集结的力量，统一一切能够统一的战线，为决战做好准备。然而，毛泽东却英明地做出了一个决策——虽然这个决策有些出人意料——命令前线五个军，连夜迅速撤退。
当时，我军战线最南端几乎越过三七线五十公里左右。西路军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中路军第十二军、第十五军、第六十军和东路军的第六十三军、六十四军和六十五军，都推进至汉城以南一线。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下令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军、四十七军，和第六十七军、六十八军，共五个军，连夜从汉城一线撤退至铁原、平康和伊川一线。
毛泽东作出这一决策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早已对美国人的本性洞若观火。他正确地预见到了，第五次战役的结束，不但不会改变敌我攻守态势的基本格局，反而要立即准备时刻到来的决战。二十多年的战争锤炼让他明白，要和美国这样的侵略者作战、谈判，使得和平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没有雄厚的硬实力做后盾是不可想象的。在战场上稍有疏忽或者示弱，必定要吃亏，必定在可能到来的谈判中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为了进一步向彭德怀和前线将领阐明他这次后撤的理由，他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写道：
六月、七月两个月内，如果不发生意外变化，我们必须完成以下几个任务：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的兵力至每个军四万五千人，并进行相当程度的训练。丙，第十三兵团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和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且在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囤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
毛泽东这封电报中最重要的八个字是：意外变化、积极防御。这八个字，是毛泽东专门针对这次战略性后撤而提出的。意外变化，是针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决战而提出的。当时美国人的态度是，谈判并不意味着立即休战，在停战协定签署以前，将不会停止任何对抗行动。美国还授权李奇微，在停战谈判期间，可以进行陆地、两栖、空中、空降和海上作战，以支持谈判。
因此，美国当时提出和谈，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换句话说，和谈只是美国达到休整兵力以图再战的手段和方法，继续与我军作战，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以和谈为遮掩，企图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既幼稚、又荒唐。毛泽东一眼戳穿了美方的算盘，他和彭德怀对这个意外变化的定义是：美方在和谈期间，利用和谈之时我方可能产生的任何疏忽或者失误，突然在我军后方发动登陆作战。而当时最好的登陆地点，正是仁川。毛泽东命令前线五个军后撤，也正是要撤退至仁川以北，以避免任何意外变化发生。
积极防御，则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千锤百炼产生的军事思想。在《论持久战》防御中的进攻一章中，毛主席写道：敌方以少量兵力对抗我军大量兵力（当时毛主席以日本为对象，这里直接套用美国即可），敌军分路向我进攻，敌军处于战略外线，我军处于战略内线，敌军是战略进攻，我军是战略防御，看起来这对于我军是很不利的。
然而，我军可以利用地广（这在朝鲜并不适用）兵多这一长处，采用灵活的运动战法，以几个师对付敌人一个师（这一思想在抗美援朝中继续得到贯彻），几万人对付敌军一万人（在抗美援朝中，则是几万人对付美军几千人，可见，毛泽东充分利用了我方兵员充足这一绝对优势；建国后鼓励生育，目的也在于此），几路对付敌军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敌军一路而攻击之（这一打法在抗美援朝前期颇为成功，从中期开始，毛泽东采取零敲牛皮糖的战术）。
毛泽东命令五个军后撤，表面上是在撤退，实际上是一种主动选择，是根据他对敌我具体情况的综合判断作出的自主选择，是一种实质上的积极防御战术。七月二日，他再次致电彭德怀，强调这次战略性撤退的意义，和时刻准备好与敌军决战的重要性：为了防止联合国军借停战谈判的机会举行反攻，应该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腰部（即仁川）东西两岸突然登陆，这是为准备谈判非采取不可的一个重大步骤（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一九五一年七月二日）。
最终，毛泽东对美方和谈意图的预测果然全部命中，他这次颇有远见的战略性后撤，也在之后的战役中成功葬送了十五万联合国军。八月——当美国人在前方一边和谈，在后方一边备战整整一个月之后——他们露出了獠牙。在谈判桌上，美方提出一个十分无理的要求（他们预料我方会直接拒绝）：在三八线以北获得一处军事基地。我方拒绝之后，美方直言：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八月十八日，联合国军在和谈正常进行途中，突然发动大规模攻势。从西到东：南朝鲜第七师进攻项岭、登梅洞、古方山里；美军第二师进攻杜密里、鸠砚、比雅里；美军第二十七师进攻后项谷、沙汰里、加七峰；南朝鲜第五师，进攻西希岭；美国陆战第一师，进攻芦田坪、城内洞；南朝鲜第八师，进攻加田里、樟项、松鱼月；南朝鲜第十一师，进攻新炭里。在东西长达两百公里的战线上，联合国军不宣而战。
进攻发起后，几十万发炮弹遮云蔽日般地落在朝鲜人民军八十公里宽和我军一百二十公里宽的防线上，几千架次美国飞机扔下雨点般的炸弹。南朝鲜第一军对丁字峰，美国第十军对血染岭和昭阳江东岸发动猛攻。南朝鲜头号王牌师、首都师师长宗尧赞准将在九二四高地、第一军军长白善桦在八八四高地，相继发动猛攻。在九天的战斗中，七个美军炮兵营消耗掉了三十六万发炮弹，平均一门炮发射两千八百六十发炮弹，每日单炮发射七百二十发，总共耗资一百亿日元。
幸而这一切都在毛泽东的掌控之中，他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之前撤退的五个军队早已整装待命。第六十八军第二零四师，第六十七军二零一师、二零二师、二零三师，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军，第四十七军，分别部署在边岩洞、长渊里、炭甘里、古直木里、二间洞、鱼川里、加丹里、梧桐里、下后洞和白石洞一线阻击敌军。
范弗利特发动坦克劈入战，大批联合国军步兵追在近三百辆美国坦克后方冲向六十七军阵地，每天十五万发炮弹在六十七军阵地上炸响，一百三十架次飞机投弹、轰炸和俯冲。但这一切没有吓到六十七军，因为他们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他们顽强地抵挡住了美军进攻。
文登里一线，美军一百五十辆坦克向六十八军阵线猛攻。志愿军白天防守，夜里反击，师团组织反坦克队，营连组织反坦克组，炮兵集中火力，猛轰美军坦克，榴弹炮、迫击炮、加农炮、反坦克炮，如雨点般落在美军进攻部队之中。一枚枚穿甲弹、火箭弹将美军装甲部队的金属一次次击穿。其它三个军也英勇地阻挡住了联合国军的进攻。
到十一月，抗美援朝这次规模巨大的决战，以志愿军和人民军大获全胜告终，最终成功葬送了十五万七千多名敌军，创下了抗美援朝战争以来的最大歼敌记录。而这一切，主要得益于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战略思想，和几十万将士在前线强大的执行能力和作战意志。毛泽东不愧为古今中外第一流的超凡绝伦的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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