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澍敲着桌子对何新说：“你狂，你有什么本钱呢？你通读过二十四史吗？你通读过十三经吗？经、史、子、集四部，你究竟读了多少？”
1981年何新成为黎澍的学术助手，但是没到一年就因为不当言论被黎澍扫地出门了。
这里有必要对黎澍先生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其实考察黎澍先生的学术生涯，我们会发现黎澍和何新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黎澍
黎澍(1912-1988)，中国社科院近代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著名历史学家。
黎澍也是一位极具批判精神学者。 “即使冒犯上帝 ， 也要无所畏惧”就是黎澍先生在其《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中发出的呐喊。
黎澍一生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黎澍第一个举起启蒙大旗，他在思想上反对封建主义，在理论上批判教条主义，成为当时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
他曾经遭受各种攻击，有学者评价他是“在８０年代新启蒙的大合唱中，黎澍先生是为数不多的领唱者之 一。在席卷整个８０年代的启蒙运动中，黎澍事实上充当了一个盗火者、擎旗人、爆破手的角色。”（王学典 郭震旦《新启蒙仍是当下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劲旅》）
他还曾被视为“精神污染”，勒令停职。 但是他坚持学术独立，坚守学术信念，抵抗世俗的攻击,一生光明磊落,爱护青年,提携后进,堪称一代宗师。
何新刚进社科院时只是担任一个闲职。在科研局下面的“哲学片”，负责学术联络工作。
在科研局工作一年后，正好赶上侯外庐、尹达、黎澍三位最著名史学家在寻找学术助手。何新最瞩目的做侯外庐的助手，侯外庐也有意调何新过去，可是由于何新在社科院“不务正业”特立独行的名声不怎么好，最后没有调成。
最后，黎澍先生慧眼识珠，不畏俗见，选择何新做了自己的学术助手。 何新在众多竞争者中意外胜出，同时也招来了很多嫉妒。
何新回忆说：“为黎澍作助手，这个位置是当时许多高学历、学术辈份令我望尘莫及的人想坐而坐不上的。”
何新正式成为了黎澍的助手后，黎澍同何新做了第一次谈话。
黎澍告诉何新：“很多人想到这里帮我工作，我都不用，现在用了你。你会招人嫉妒。听说你这个人很狂。有才能的人，都狂，狂一点难免。但是，你会招来'群妒’。我劝你小心，你要谨慎！”
也许黎澍觉得何新太像自己了，所以才以过来人的经验，“苦口婆心”的提醒他。
可是，年轻气盛，恃才傲物的何新并没有听进去，导致了后来“辞职”。
1982年春，中国历史学会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讨论会，论题是关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会议地点在天津。 会议邀请黎澍，黎澍派何新以助理的身份出席，临行前叮嘱何新说：“亚细亚这个论题在政治上很敏感，自从3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人搞得清楚。你去参加会，人家会说你是代表我。你的任何讲话，别人都会当成是我的意见。所以，你只带耳朵，不要带嘴巴，只听不要说。”
何新对“亚细亚”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理解。 为参加这个会，何新事前作了一些理论准备。他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他注意到，马克思认为，正是这种古代文化和制度的不同，使得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未能发育出近代欧洲类型的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
因为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斯大林模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教条思想观念仍然禁锢着整个理论界。这方面的讨论还属于禁区，没有人敢涉及。但是感受到国家改革气息的何新，觉得这个月都会很具有现实意义，应该打破这种理论禁区。 另外，何新也有自己的小打算，他“也很想利用这个会议的讲台在诸位史学界元老面前崭露一下头角。”
所以，当何新参加会议时他早就把前黎澍对他的叮嘱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当会议的主席林甘泉先生（曾担任郭沫若的秘书、历史研究所所长）客气地介绍我是受黎澍委托与会，问我黎澍同志方面对于会议有什么意见时，我就不客气地放了一炮，作了一次长篇发言。”
何新在一次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甚为大胆而好笑。我记得我那次讲话一开头就说：“听了几天会，听各位的发言，仿佛雾里看花，总觉得隔了一层。”这种目空一切的说法自然会把所有的与会者得罪个遍。”
何新对斯大林提出的社会发展五大阶段的公式一顿炮轰。认为这是过时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应当予以推翻。何新论点像炸弹一样轰向每一位与会者的神经，震撼了到会的所有的学者。
会场气氛顿时变得严肃、凝重，气氛紧张的吓人。 在当时这是一个政治上极其敏感的问题。何新的言论无异于“反动言论”。
当时，何新滔滔不绝，越说越激动，根本停不下来。本来每人只有15分钟的发言时间，据说会议主持人按了几多次铃制止何新发言都没有能止住。
会后，很多人给黎澍打电话、写信批评何新在会议上胡说八道。还有很多人许多人跑到黎澍那里告何新的状。
黎澍得知会议上何新的表现后，既非常的痛心，也非常的生气。痛心是因为惜才，怕何新会因为这件事受到批判，生气是因为何新没有听自己话。
何新会后回到北京，黎澍把他叫去谈话，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何新。 何新回忆那天的情景。 黎澍说：这两天来这里告状的人踏破了他家的门。他说，他很见过一些狂妄的人，但居然狂妄到像你这样的程度，还从来没有见过。
他说：“你并不是一般的狂妄，而是简直狂得没有边际！” 他还说：“我看你一定要走沈元走过的那条死路。” 面对黎澍的严厉批评，何新表现的却漫不经心。黎澍看到何新如此态度，他真的生气了，他很少如此动气，他狠狠地敲着桌子责问何新：“你狂，你有什么本钱呢？你通读过二十四史吗？你通读过十三经吗？经、史、子、集四部，你究竟读了多少？”何新说当时那些话轰下来，“我的感觉倒真是如雷贯耳，我被他说到了痛处。”
受到斥责后的第二天，何新自觉无法在面对黎澍先生，他写了一封信，主动向老人家提出辞职。
黎澍当时处境也非常困难，他没有回复何新的辞职。而是把何新的辞职信转到了人事处。
人事处的姓刘的处长把何新叫去一顿训话。，勒令要他三个月内自行联系调动工作，如无单位接收，即予开除。
何新又一次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命运又一次眷顾了他。
著名的中共党史、近代史专家丁守和先生和刘志琴女士当时正在组建“近代文化史研究室”。
他们认为何新是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因此出面向人事处作调停，黎澍也表示了同意。
于是何新又进入了近代文化史研究室。
尽管黎澍批评了何新，但何新并没有因此记恨老先生，并且一直感念黎澍的提携和教导。
黎澍去世后何新曾说：“黎澍先生是好人，是厚道人，是思想开明的人。是一位提携后辈，而且政治思想十分解放的长者。我跟随他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我来说，这一段资历在我的履历中仍十分难忘而重要。老人家当年告诫我的一些话，时间愈久，愈令我刻骨铭心。特别是所谓遭受“群妒”，我后来是深尝其滋味。我跟随黎澍时恃才傲物，眼空无物。然而少不更事，涉世太浅，过于年轻气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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