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间，英国教授林迈克访问日本，一位前日军军官说，日军与中共军队打仗比美军打越共更有战斗力。林迈克回答：“如果八路军有像越南共产党得到的那种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

林迈克不屑一顾的这番回答，使这位日本军官很震惊。可当他了解到林迈克的经历时，却又不得不赞同他的观点。

林迈克当年曾在燕京大学工作，后任英国驻华使馆新闻参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从北平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八路军担任通信教官和无线电通信顾问，目睹了八路军的敌后抗战。

林迈可跟朋友说，他曾看到，八路军很多战士使用的步枪是欧洲19世纪90年代制造的。弹药几乎完全靠从日本人手中夺取。但是他亲眼见证了八路军如何藏兵于民、如何依托广大根据地人民群众将日军拖得进退不得。

这个在根据地当过4年多八路的英国人，对八路军的游击战实力有独特的信心。他特别指出：“在评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成果时，有一点要考虑进去，即1940年后，甚至还包括以前的一段时间，中共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外援。” 所以他认为：“在根本没有外界援助的条件下进行的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应该被称作当代最有战斗力和抵抗力的胜利战争。”

抗日游击战其实质是人民战争，其要旨是发动全体人民支持抗战，并最大限度地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它包括且不限于我们所熟悉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挑帘战，看似小打小闹却能出其不意发挥巨大威力，被誉为“从战术范围跳出来向战略敲门”的伟大战争形式。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以至蜚声中外。

抗战期间到过八路军、新四军的国际人士有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英国人林迈可，还有美国的卡尔逊上校、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马海德，英国人贝特兰，德国人王安娜，印度的柯棣华，日本的野坂参三，朝鲜的武亭，越南人洪水等等，他们都亲身体验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独特威力。

美军延安观察组的布鲁克·多兰上尉曾经到晋察冀军区第九军分区参观，日军获知来了个美国军官后，出兵袭击，准备活捉美国人。多兰随八路军迅速钻入地道，多兰连连赞扬说了不起，不时竖起大拇指称赞抗日军民的聪明才智和顽强毅力。

日军用镐和钢钎挖凿地道，打骂枪杀群众，向地道中放水、灌烟、投毒瓦斯，这一切都没有奏效，甚至接连剁下房东大娘4个指头，逼问她说出八路军和美军军官下落，房东大娘依然摇头不语。

日军撤走后，多兰上尉激动地竖起大拇指说：“一个普通老太太为了保护我和八路军，自己挨打，手指被砍断仍宁死不屈，这种老百姓真伟大，这种母亲太伟大了！”他对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说：“日军必败，中国必胜！八路军必胜！”

很多外籍人士参观了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后，甚至主动加入八路军，成为“外籍八路”，如德国人王安娜，成为八路军唯一拥有少校军衔的外国女性。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美军上校埃文思·卡尔逊，将“偷师”学到的八路军作战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太平洋战场，在瓜岛战役中奇袭日军大获全胜，被誉为美国的“游击之父”。

抗日游击战争是一种先进的军事理论，不但得到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人的好评，乃至我军的敌人——日军也不得不充分肯定。

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中公开承认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很厉害，厚厚的两卷本从头至尾，谈的大多是怎么对付中共军队，如何恢复“治安”。

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大佐在谈到日军“扫荡”总是遭受失败的原因时承认：“因为（共产党）与一亿民众结成了新的组织，所以无论投入怎样大的兵力，在短期内也不能摧毁解放区。

日军大本营参谋山崎重三郎在题为《毛泽东游击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的文中写道：“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

日军为了打击八路军，颁布了《游击战条令》，提出了日军“应按敌之进退择机行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这几乎就是我军游击战十六字诀的盗版。

然而，建立在人民群众支持之上的游击战之真谛，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军队是断然学不会的。

正是在人民战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联，以弱抗强，在几乎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在敌后战场建功立业，迅速成长壮大，最终成为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中流砥柱。

回到本文开篇所说，越战期间，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中国甚至直接出兵支持越南抗击美军，越南战争实质上具有明显的国际主义色彩。如果当年八路军、新四军可以得到这样充足的武器装备，日军岂能在中国大地猖獗八年？

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如果当年志愿军在五次战役之前拥有了这样如同后来越南那样精良的外国武器装备供应，“联合国军”又岂能在朝鲜立有一寸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