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卢沟桥事变次日，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之音传遍大江南北。然而七七事变并非独立事件，绥远事变，西安事变，都是七七事变之前奏。一九三六年五月，日本军部将中国驻屯军的华北地区兵力，由一千七百余人，骤增至五千七百余人，分别驻扎于山海关、秦皇岛、塘沽、天津等地，这是日寇发动事变在军事上的准备。一九三六年底，日本军部制定了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的《军备充实计划》，并且敦促内阁迅速通过这一计划的军费预算，这是日寇发动事变在经济上的准备之一。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广田内阁由于对华政策执行不利辞职（这一事件标志了日本决策群体的风向标转变）。四月十六日，新成立的林铣十郎内阁在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大臣共同讨论的《指导华北方策》中，明确提出利用华北地区，获取国防资源（这是日本储备战时资源的证据），同时扩充交通设施（预先投入战争下沉资本）。五月，日本军部炮制《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纲要》，确立了日本战时产业与经济体制。
至此，物质基础方面，日本军部和日本内阁完成了大量工作，从军队配置和军费拨款（《军备充实计划》），到掠夺资源（获取国防资源），再到投入大量下沉战争资本（《五年计划纲要》）。接下来要做的，是在上层建筑层面寻找一个借口。七月七日深夜，日军在北平南大门卢沟桥一带，突然发动进攻。七七事变爆发。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全国各地反应强烈。百姓方面，不少战区的乡村居民涌入城市避难。例如，一九三七年六月，北平内城和外城共有居民约一百五十四万人，七月增加了五千两百多人，八月又增加了六千一百多人。此外，也有不少百姓想要迅速避开战事，然而由于日军严格控制交通线路，导致南下难度增加。例如，日军在北平周围的各个交通要道，都设置了关卡，严格限制学生以及军人等出入。即便登上火车，也要面临严密盘查：
火车开动以后，日军开始检查。两个日本士兵持枪站在两个车厢门口，监视旅客的行动。另外两个日本士兵着手检查。每检查到一位乘客，其余乘客都为他们担忧。我们的车厢里被抓走了三个人……共同的民族情感，把全车的乘客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引自：韩立才：《七七京华津浦见闻》，《七七事变》，第二百八十一页）。
不过，作为中流砥柱和定海神针的毛泽东，面对当时空前复杂和危急的局势，却能始终保持从容不迫、沉着冷静的态度。他一方面紧抓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研究战事进展。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文章中，毛泽东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的宣传和组织。把我们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需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我们的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除了紧抓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还将大量精力投入对战事进展的研究之中。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三日，在延安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号召所有抗日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次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经命令各军十天之内准备完毕，等待命令出动。十八日，延安召开市民大会，毛泽东到会发表演讲。听众热血沸腾，纷纷愿意奔赴抗日战场。
此时，红军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针对日军到底应该采取何种作战战略和战术。对此，毛泽东给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他在致电周恩来和博古时认为：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的打击。依据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动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到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据战争发展，逐渐使用。
在毛泽东抓紧制定统一战线方针和战略战术研究工作期间，北平于七月二十九日失陷，天津于次日失陷。十月一日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中，日本四相会议认为应该在河北、上海和察哈尔两省行使武力，并未打算进攻太原。然而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关于收拾事变策略的意见》中却认为，应该迅速挺进太原。最终日本采纳了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意见。至此，太原陷入危机。同时，太原又是八路军开赴前线最为便捷的地方，所以，毛泽东等人开始具体部署八路军在山西与日寇作战的计划。
经过半个多月的周密分析和计划，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人初步决定，八路军出师后集中部署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个省的交界处，将兵力分为三路，互相策应。如果日军沿着平绥铁路向西进军，则在张家口以西地区对日寇展开游击作战，待机包围日军。如果日军沿着正太铁路向西推进，则在东部地区的游击作战中，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包围日军。部署完成后，部队挺进山西。随后，朱德和任弼时等人率领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八路军与日寇交战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然而，正当部队挺进山西，准备按照既定方针行事之际，毛泽东却对战略战术进行了重大变更，命令部队赶快撤围，放弃了之前计划的八路军兵分三路，配合正面战场，待机包围日军的作战方案。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六日，他在给朱德和任弼时发送的急电中写道：将第一百一十五师部署在晋东北，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区。以第一百二十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一百二十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这样，三支部队就由原先的部署在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处，改为部署在晋东北、西北和南部地区。
事后来看，毛泽东这次改变作战部署，不但十分及时，而且很有远见。这种远见，首先表现在短期作战方面。第一份作战计划，即将军队部署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处，决策时间在八月初，当时日军尚未发动针对山西的大规模攻势。毛泽东做出这一计划，一方面考虑八路军必须将全部兵力集中在山西一个省，这样方能发挥最大的作战潜力，另一方面考虑日寇进军山西，应该不会分散兵力（所以毛泽东在致电彭德怀时强调：敌（军）于太原，志在必得。）
然而战场局势千变万化。八路军进军山西之际，日军并未如之前预料的沿着平绥铁路或者正太铁路中的一线进军，而是两线同时进军。这意味着，日军两条进军路线已经形成了钳形攻势，分别从北部和东部向太原进军。此时如果依然让八路军部署在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处，不但无法做到配合正面部队包围日军的作战计划，反而随时有可能陷入日军的钳形攻势包围圈中。因此，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六日急电朱德和任弼时的次日，毛泽东又发送了一份电报详细说明为何改变作战计划：
此时如果依照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军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依然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军占领太原的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因此，毛泽东及时、勇敢而正确地改变既定作战方针，避免了八路军陷入日军钳形攻势包围圈的局面，为对日初次作战，及后续战略顺利展开，奠定了基础。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对于战场局势瞬息万变的反应速度极快，在已经做出具体部署之后，毛泽东在仅仅三日之内（从九月十三日日寇占领大同到十六日急电朱德和任弼时），就能迅速地提出新的适应于当时战场局势的、高瞻远瞩的作战方案。
此外，毛泽东的战略勇气，可谓非凡。我们需要明白，直接指挥作战绝不同于纸上谈兵。指挥作战必须彻头彻尾、彻上彻下地从抽象到一般，既要能够提出高瞻远瞩的作战方案，这一作战方案更要能够切合实际，能适应军事家亲自指挥的这支部队的现实，换句话说，军事家必须客观公正地评估自己军队的现实力量，不偏不倚地依据这一现实力量，制定战略战术方针。否则，任何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计划都只能是一纸空文，因为部队根本没有办法落实这些计划。毛泽东能够在短短三日之内，就正确地处理了以上谈到的这些问题，实乃超世之杰矣。
毛泽东迅速改变作战计划，除了在指导短期作战方面极有远见以外，在指导长期作战方面也极有远见。如果我们能够充分结合这次战斗了解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就会发现：毛泽东的决策，基本上在事无巨细、战略战术、短期长期等作战方面的最优决策。这不得不使笔者记起克劳塞维茨对天才指挥官的评价：对于战场决策，天才能在短时间内做出高瞻远瞩而且十分细致的决策，而这样高质量的决策，普通将领要么永远也无法做出，要么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出。但是战局变化速度往往是极快的。
前文写道，八路军在山西与日寇作战的战略战术总方针，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而毛泽东这次迅速改变作战方针，恰恰十分有利于这一总方针的执行。毛泽东提出对日游击作战总方针的重要原因在于，抗日战争必将艰巨漫长，速胜论（反映在作战方针中就是坚持正规战、阵地战和大规模作战，而忽略游击战）危害极大，必须做好长期抗战的思想准备。
而要长期抗战，就要遵循敌我实力消长的客观规律，绝对不能纸上谈兵，对客观规律进行盲目的主观分析，导致主观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最终后患无穷。抗战初期，敌我实力的现实对比决定着八路军必须进行游击战争。军队数量、装备质量等方面，日军长期占据着相对优势。例如，日军兵种多样，能够适应和对付各种战场局面。山炮队、兵器勤务队、工兵队和卫生队、辎重部队、通信队、兵马厂、野战医院一应俱全。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进行大规模正面战斗，势必对我不利，对敌有利。相反，游击战争却能充分发挥八路军的优势。首先，我军于本土作战，在充分打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可以确保军民一心，最大程度地发掘军民配合作战的巨大潜力。比如，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时强调：要实行这样的方针（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就要在战略上有有力的部队处于敌人的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方法。
其次，由于日军的作战方针是阵地战和运动战，八路军的游击战正是日军作战方针的不二克星。像编组出动特种部队，袭击敌军后方战场，利用搜索队、土工掘路队、便衣队、突击队和快速反应部队等方法，常常能够让日寇措手不及，顾此失彼。同时，新的作战方案，将战场集中在太行山脉、管涔山脉、吕梁山脉、太岳山脉，这些地区的地理条件很有利于游击作战，很不利于大规模正面作战，这对日后八路军长期进行的山地游击战争，在战略部署和作战经验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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