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终特刊：争鸣
寄语
当我们的脚步迈进新一年的大门，回首2016年思想的火花，学术观点的碰撞，值得深刻思考与回味，这是我们迈向新征程的宝贵财富。“争鸣”版在过去的一年记录了学界热议的若干重要问题，汇集了点滴学术之火花，以人文关怀启迪大众。在年终岁首之际，本期主要总结一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热议的焦点话题，希望能成为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与读者一起展望新一年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潮。“争鸣”版将继续努力，坚持学术性与普及性，让更多读者感受到思想之花的美丽与精彩。
马克思主义
★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对人类早期文明形态有过经典论述：“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2014年5月5日，陈炎在《光明日报》发表《如何理解马克思笔下的三种“儿童”》一文，认为“正常的儿童”指古代希腊；“早熟的儿童”指古代中国；“粗野的儿童”指古代印度。2015年2月2日，王汝良在本版发表《也谈马克思笔下的三种“儿童”——与陈炎先生商榷》，认为“粗野的儿童”不应指印度，而是指对罗马文明造成毁灭的北欧日耳曼蛮族；“早熟的儿童”则是指东方民族，既包括中国，也包括印度和埃及；“正常的儿童”确实指希腊，但并非由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是对物质生产同精神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的一种论证，是对人类童年时期仅存的天真与烂漫的一种赞美。2015年5月18日，陈炎在本版发表《再谈马克思笔下的“三种儿童”——兼答王汝良先生》，再次论证了自己的看法。
2016年5月17日，王汝良在本版发表《复辨马克思笔下的三种“儿童”》，认为“粗野的儿童”并不单单指印度，除古印度文明外，古巴比伦、古埃及文明都曾被游牧部落征服；罗马帝国最终亡于日耳曼蛮族，“粗野的儿童”原意当指对罗马文明造成毁灭的日耳曼蛮族，也可广义理解为曾在人类文明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游牧文明。除古中国外，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等东方农业文明皆是马克思所说的“早熟的儿童”；“正常的儿童”指全面发展的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文明在城邦政治、艺术、人文等各方面均衡发展，就如一个天真烂漫、充满幻想的儿童，符合社会各个阶段的正常逻辑，这种文明发展模式是马克思最为欣赏的。
★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部落联盟是原始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民族则是国家社会的产物。2016年12月6日，易建平在本版发表《部落联盟并非社会发展必经门槛》一文，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他表示，北美与中美洲的印第安人曾有部落联盟，但他们仍停留在原始社会，并未形成国家。无论在希腊还是罗马，部落联盟并非是它们形成国家之前的最高社会组织形式。学术界一般将民族看作与国家社会相对应的共同体，然而在摩尔根看来，民族比部落联盟更为高级。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专门讨论进入国家社会的地区是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从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原始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是“民族”（Volk）而非部落联盟。易建平认为，按照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观点，即便存在部落联盟，它也并非原始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在部落联盟之后、进入文明社会之前，还有一种社会组织，那就是“民族”。
（南凯仁）
哲 学
★康德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在笛卡尔开启的近代形而上学的逻辑发展中，关于意识存在性质的讨论是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哲学问题，康德和黑格尔给出了不同答案。2016年7月12日，张红岭在本版发表《康德与黑格尔“意识内在性”之争》，认为对于意识存在性质的讨论，黑格尔彰显了理性发展运动的辩证法和贯穿历史性原则的优越性，将以往哲学原则作为思想发展的环节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构建了一个更加完备的哲学体系，其思想的丰富性和广博性也超越了康德，从而将德国古典哲学推向极致。9月20日，姚满林在本版发表《再论康德的“意识内在性”问题》，认为康德与黑格尔的哲学路径有很大差异，不能简单地以“超越”一词来论定，甚至贬低康德的哲学贡献。他认为，张红岭忽视了“意识内在性”问题与近代形而上学知识论倾向的关联；康德以先验主义认识论推进了近代“意识内在性”问题，张红岭对康德的先验论过于轻描淡写，以致对康德的“意识内在性”问题发掘不够，未能彰显康德“意识内在性”问题的深刻性和丰富性，又影响到对康德哲学贡献的评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哲学界对马克思是否有哲学本体论思想存在较大争议，形成观点鲜明的两个派别。2016年12月20日，谭苑苑在本版发表《为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思想发声》，认为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思想的论争并非无意义的语词之争，而是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根本问题之争，不仅关系到对马克思经济学和哲学思想的基础性解读，而且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发展。谭苑苑认为，马克思有哲学本体论思想，这一观点“毋庸置疑”，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思想发展轨迹是从不成熟阶段向成熟阶段逐步迈进的。谭苑苑以《资本论》为例，将《资本论》的劳动本体论立场视作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思想的最终归宿，认为劳动本体论思想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最集中、最典型、最成熟的体现，成为全书活的灵魂。
★哲学家对哲学任务的看法历来充满争议，一些哲学家认为，哲学应该构造解释世界和生活的理论，例如黑格尔建立了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另外一些哲学家则倾向于为科学提供基础，以防止科学理论失去根基，康德便是这方面的典型。还有的哲学家试图将各学科进行综合，进而为人们提供关于世界的整体的和全面的知识。2016年10月25日，李果的《哲学任务与“概念考察”》认为，哲学的任务应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概念考察”。所谓“概念考察”主要在于从“一阶”层面看到与概念相关的各种自然事实；科学研究是科学家根据各种科学假设，通过理想的实验发现新的事实；哲学研究则是通过对语言游戏的分析来进行概念考察，目的是获得对日常生活的综观与理解。
★威廉·詹姆士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先驱。他继承了皮尔士的主观经验主义，参考柏格森生命哲学的论证思路，结合德国意志主义哲学和心理学，提出了“彻底经验主义”这一概念，意欲彻底打破笛卡尔、休谟和康德的二元论框架，实现一种彻底的一元论哲学。2016年8月23日，陈艳风在本版发表《“彻底经验主义”不彻底》，认为由于彻底经验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固有的缺陷，詹姆士这种试图超越传统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努力并不成功，彻底经验主义并不彻底。他认为，詹姆士主要是从整体性、始源性和纯洁性三个维度展开对彻底经验主义的探析和思考，试图克服传统经验论和心理学中的二元论，在本体论上追求一种比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更为彻底的一元论哲学，进而为实用主义哲学提供强硬的方法论支撑。事实证明，彻底经验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一种完备而明晰的思想理论体系。（南凯仁）
历史学
★2016年8月5日，吴庆龙为首的科研团队在《科学》杂志发表《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爆发为中国传说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据》一文，引起广泛关注。不少学者认为，虽然史前中国黄河上游积石峡地区的大洪水或许是事实，但将之与禹治洪水联系在一起并用以说明夏朝的存在，缺乏足够证据。少数学者则认为禹治洪水是一种神话，夏朝的真实性值得怀疑。11月8日，沈长云在本版发表《再论禹治洪水兼及夏史诸问题》，认为禹治洪水及夏朝的存在“都是不容置疑的”，夏朝的建立与禹治洪水有直接关系。西周时期的豳公盨铭文称“天命禹布土，陶山濬川”，说明西周时期广泛流传着禹治洪水的故事。甲骨卜辞表明，商代人早已知道前朝发生洪水的事实。沈长云认为，洪水发生的地域亦即禹部族之居处，在黄河中下游平原一带地势低洼之处，即处在古代黄河与济水之间，属于古兖州。夏禹治水的区域不是在豫西，而是在古河济地区，即今河南东部、山东西部一带黄河中下游平原。夏朝的地域应与禹治洪水涉及的地区相一致，应在古河济之间，而不是豫西或晋南，至少夏朝前期的地域应是如此。
★“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的一大创造，强调用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解决历史问题。杨鹏《王国维实证考据学风形成源流新解》（《湖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一文认为，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形成，“源自于他与日本学者长期的学术互动与交流”以及通过日本学者了解到的“欧美等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西方科学实证的思想、精神”对其思想的浸润。2016年4月19日，王东峰在本版发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辨析》，不赞同杨鹏这一说法。他认为，“二重证据法”源流来自宋代金石学、清代乾嘉考据学以及罗振玉对王国维学术研究方向的指引。日本学者对王国维的影响仅限于其学术生涯初期，西学对王国维的史学研究及“二重证据法”影响甚微。6月14日，杨鹏的《“二重证据法”形成源流再析》，对王东峰的看法作出回应。他强调，王国维通过日本学者继承“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原则，并与清代考据学治史精神相沟通，将传统史学方法，发展成为文献与地下出土文物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建立起“实证史学”研究典范。
★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古城西门城墙之上，1988年1月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令岳阳楼名声大振，历千年不衰。然而，最近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何以让天下皆忧？》一文宣称：“仁宗年间的'岳阳楼’其实是一家名满江湖的青楼”。该文不仅将滕子京说成“贪污犯”，而且认为范仲淹庆历新政的目的就是“抓权和搂钱”。2016年5月3日，王瑞来在本版发表《岳阳楼非青楼 古人不可厚诬》一文，认为这种看法“出自一种想当然”。他指出，该网络文章对庆历新政的评价，是一种“自我作古的曲解”；滕子京确曾被指控为“贪污犯”，但这早已被证明为“诬枉”。6月28日，陈峰发表《庆历新政不是“抓权和搂钱”》，也反驳了网络上流传的这种说法。他认为，庆历新政核心是整顿吏治，并非以增加财政收入为重点，并非以“抓权和搂钱”为目的；其主要因触犯官僚集团既得利益，招致猛烈攻击，才最终流产；从范仲淹的品格与从政经历来看，他始终秉持忧国忧民的理念，不仅在《岳阳楼记》中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还倡导“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为官之道。（周学军）
文 学
★关于郭沫若创作的戏剧《蔡文姬》的主题，文学界历来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其主旨是为曹操翻案，另一种则认为是郭沫若借蔡文姬的经历抒写自己的情志。2015年8月4日，本版曾经刊登童庆炳先生遗作《两种声音一个结论——兼谈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认为《蔡文姬》剧本的主题不是“为曹操翻案”，而是表达千千万万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2016年2月16日，蔡震在本版发表《“四时佳气永如春”——也谈〈蔡文姬〉创作缘起》，认为童庆炳的看法“恐怕是对郭沫若'序’文的误读”。蔡震认为，1959年2月16日，也就是《蔡文姬》刚完稿后，郭沫若准备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函，明确表示“这个剧本是通过蔡文姬替曹操翻案”。这封信把剧作的主题（至少是作者主观的意愿）说得很清楚。从这封信的内容再去阅读郭沫若的“序”文，其语义也是很清楚的，并不存在童庆炳所说的“两种声音”；郭沫若之所以选取蔡文姬这个历史人物和文姬归汉的史事为题材进行创作，是意欲为“被后人魔鬼化”的曹操翻案；蔡文姬形象的塑造，融入了郭沫若自己的情感经历、生活经历；《蔡文姬》的主角虽是蔡文姬，但主题却是颂扬曹操的文治武功。
★历史剧是影视艺术领域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再次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纷争的实质是历史剧的历史性维度与文学性维度之间的辩证关系等问题。2016年1月26日，杨杰在本版发表《历史剧创作要避免畸轻畸重》，认为历史性和文学性是历史剧的两个基本维度。如果以历史的具体史实“比照”历史剧的真伪、优劣、成败与否，就会片面地凸显历史维度，而忽视文学维度的存在，从而以历史替代了历史剧，其实质是取消历史剧艺术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应该正视作为独立学科而存在的历史与作为艺术门类而存在的历史剧分属不同领域这一事实，既要肯定它们之间的“异中之同”，还应辨析其“同中之异”。同时，他也认为，当前历史剧创作中存在另一种倾向，即过度张扬其文学性和艺术性（虚构性），消解、颠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真实性、必然性和规律性。这就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否定历史剧的历史性特征，以历史剧的艺术性为托词而调侃历史、娱乐历史，将历史随意解构，置基本历史事实于不顾。杨杰表示，历史剧固然需要创新，但这并非是天马行空式的杜撰与异想天开。
2月16日，舒敏在本版发表《历史剧创作要有情怀》，认为近年来一些历史剧存在诸多不良倾向，有的历史剧依托现成的历史人物故事作为框架，却为所谓“戏剧冲突”而一味胡编乱造，不顾史实。从长远来看，这对历史剧的创作是极其有害的。另外一些剧作则生拉硬拽地让古人去表达某种当下的思想观念。一些“戏说剧”则架空历史背景，随意虚构事实和人物，令人不忍卒睹。舒敏认为，历史剧的创作要发扬民族美学精神。如果忽视接受心理、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搞生吞活剥式的中国版美剧，成功的概率并不大。历史剧作为一种类型剧，创作上应有自己的特殊性。艺术家需要在历史真实中提炼出艺术真实，这就关系到叙事技巧的锤炼。历史剧不仅仅是为了讲述历史，更应该发挥引领观众审美心理的功能。创作者还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素质与审美修养，避免出现“关公战秦琼”式的低层次漏洞。（周学军）
经济学
★历史学既是经济学家探究经济规律的材料来源之一，也是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的经验基础，经济学理论也在持续的历史检验和学说交锋中得以发展、成熟。2016年3月1日，朱富强在本版发表《经济学为何没了“历史”的交椅》，认为当今经济学界存在一种怪现象：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被严重边缘化，两者的教学和专业发展受到忽视，一些经济院校甚至不再开设这两门课程。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学术取向，一是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错误认知；二是“经院哲学”式教学方式盛行；三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存在偏见；四是对知识的错误认知；五是维护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六是一些经济院系推崇诱导性课程设计；七是扭曲性激励制度受到青睐；八是一些大学提供了错误示范；九是功利学风影响经济学界；十是经济史研究缺乏理论性。朱富强认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等，都应是经济学研究者应该接受的必要训练。
★2008年9月，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危机，严重扰乱全球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其影响之大、危害之深仅次于1929—1933年大危机。时至今日，全球经济仍然处在危机的阴霾中，复苏脚步缓慢。2016年6月28日，何召鹏在本版发表《经济发展须警惕新自由主义》，认为此次危机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化改革的后果。新自由主义化的改革过度强调自由市场，反对政府有效干预，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不断积累，并最终以危机的形式爆发。但某些学者却在大肆宣传新自由主义，主张推行新自由主义化的改革，“这是让人出乎意料，也是耐人寻味的”。何召鹏认为，中国经济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努力探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继续前行，警惕新自由主义，才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学教研部 姚金海 钟国辉）
法 学
★从1931年中央苏区时期算起，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法治建设历程中，人民司法一直是法治的核心特征。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法治也在不断进步，法治中国被提上全面深化改革的日程。在司法的程序化、专业化不断提高之时，一些学者提出，随着社会的变迁，源自陕甘宁边区的马锡五式的人民司法已经过时。2016年3月29日，韩伟在本版发表《人民司法传统没有过时》一文，认为人民性是当代中国基本的政治伦理，反映在司法之中，就要求司法体现人民意愿，维护人民权益，亦即司法者要以“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良知，在司法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不仅如此，在当代中国倡导司法为民，具有深刻体察中国社会现实、推进现代中国法治的重要意义。司法便民与司法民主是“人民司法”的根本价值取向。实现司法为民，有助于构建司法的正当性。司法中始终坚持人民性，有利于促进司法中的实质正义。以人民性为内核的人民司法，远远不会过时。贯彻司法为民的“人民司法”传统，不仅值得我们备加珍视，而且应该在现实的法治实践中不断发扬光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和大数据等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的隐私、个人信息的保护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公众和学术界随之产生了“被遗忘”的权利要求。法学界就“被遗忘权”能否成为一项法律权利展开探讨。2016年11月8日，本版“争鸣动态”栏目刊登《“被遗忘权”能否成为法律权利》一文，介绍杨立新与韩煦合著的《被遗忘权的中国本土化及其法律适用》（《法律适用》2015年第2期）、张浩《“被遗忘”能否成为一项法律权利？——兼与杨立新、韩煦教授商榷》（《广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张恩典《大数据时代的被遗忘权之争》（《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4期）、赵锐《被遗忘权：理性评判与法律构造》（《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的基本观点。杨立新与韩煦认为，“被遗忘权”的性质属于个人信息权，当前对该权利的侵害可通过《侵权责任法》关于隐私权和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规定予以救济。张浩认为，“被遗忘权”既非隐私权在现代社会中新的表现形式，也不能成为一项独立的公法权利，因此，不能将“被遗忘权”作为一项法律上的权利看待。张恩典认为，在“被遗忘权”本土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坚持审慎立场，着力培育生成“被遗忘权”的制度土壤。赵锐认为，对“被遗忘权”的利弊考量，应结合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制度背后的产业利益进行评判；“被遗忘权”虽与言论自由有所冲突，但可以通过权利限制机制和利益平衡原则调和。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学教研部 姚金海 钟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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