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思考：唐朝时期，室韦部落猛增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关于室韦部落的研究多集中在史书中明确记载的有名号的部落上，如隋代部落研究是以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为主体，考订具体地理位置、发展状况等，却没有涉及到这些“大部落”下的“小部落”。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小部落”没有具体称号，是以南室韦又“渐分为二十五部，每部有余莫弗瞒咄，犹酋长也。”等记载的方式出现在史书中，但具体名号未被中原修史者所知。另一方面，隋代室韦部落称号，以方位命名的，很显然是其时中原人对其部落的他称。这也表明因隋朝对室韦了解有限，很多细节并未被隋书所载。
其中有的与周边部落相互融合，实力渐强，进而被唐朝所知的可能。故在隋末中原战乱无暇顾及东北之时，室韦极有可能趁机与周边民族相互合并重组，以新的部落名称出现在史书中，转而后世研究者以为唐代室韦部落称号改易。
当然上述仍只是笔者据相关史料的推测，目前难以确证。据新、旧《唐书》记载，唐代早期的室韦地望相比于隋代有向南向西扩张的情形，或者说唐朝建立之时，室韦已发展为唐代文献中所记的二十余部。
唐早期室韦活动区域最南至霍林河上游地区。霍林河，北朝、唐时期又称啜水，具体位置在契丹之北边，史载“北行十日至啜水”。可见北朝时期啜水之地并不属于契丹领地，亦不属于室韦。然至唐代，啜水南部已经是室韦的塞曷支部的居地，所以唐朝时期的室韦居地明显南移。
隋唐时期在原地豆干的故地上以霫之称的部族在活动，学界考订霫应是北魏的地豆干，其南与奚接邻。唐初因突厥、薛延陀、契丹等族的抄掠，多次在大兴安岭东西迁移，这给当时室韦南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再从后世研究者把霫加入到唐代室韦二十多部中看，随着时代的更迭，霫逐渐被室韦融合，成为了室韦一部分。
此外，隋唐时期契丹居地也在不断的变化，如隋代的契丹在“辽西正北二百里，依托纥臣水而居”，纥臣水又称吐贺真水，指今老哈河。唐前期契丹居地与隋朝大致相同，仍在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交汇处。唐高宗时期其居地向北移至西拉木伦河上游地区，武则天时期推进至西拉木伦下游地区。
天宝年间起，契丹逐渐吞噬奚地，其活动区域包括整个西拉木伦河流域与老哈河上游地区。虽然契丹居地的南北两方一直变化，但其活动区域主要在西拉木伦河上游或下游及老哈河上游地区，并无更北的记载。所以很有可能隋末至唐初，部分室韦南下与当时在霍林河一带游牧的部众一起混居后逐渐强盛，随之被中原人所知而入载官方文献。
另外，因室韦经济发展需求，促使其不断向外迁移而扩大居地范围。在蒙古高原东部的大室韦、蒙兀室韦，原先多以森林狩猎为主。然随着人口增多，狩猎经济所获满足不了人们的生存需求，为此不得不寻找机会向西进入草原地带，转向草原游牧经济。
室韦地处东北边疆，相继与大致同一区域的契丹、靺鞨及漠北地区的柔然、突厥、回纥相邻。这些不同语族的部落（族）以不同的方式对室韦部落的发展产生影响。尤其是漠北地区的民族，政权衰落或灭亡时，其部众也有进入室韦的情况。
比如，柔然汗国灭亡后其余众的一部分人进入蒙古高原东北地区，而当时漠北东北部正有大室韦部落居住，因此柔然余众也有进入大室韦的可能。对此从语言上考证，室韦语言应属于古老的蒙古语系。
而在漠北高原的柔然受突厥语族人群的影响，语言不再是单纯的古蒙古语，所以其部分余众进入蒙古高原东北地区之后，大室韦部落语言也受其影响，《隋书》记载大室韦部落与其他室韦部比较，其“言语不通”，当与此有关。
林先生所言极是。从《隋书》记载看，大室韦部在钵室韦西北数千里之地，且“径路险阻，语言不同”，与中原王朝未曾有过接触。但隋人称其为室韦五部之一，可见很有可能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语族部落相融，致其语言发生了变化。
此外，唐会昌三年（843）回鹘可汗向东北奔走和解室韦部，又“嫁妹与室韦，依附之。”之后，回鹘可汗依奚王，被幽州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大破后“回鹘无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贵人以下不满五百人，依于室韦。”从这两条史料看，回纥汗国晚期与在地理位置距离较近的和解室韦部关系密切。故笔者认为室韦部落发展的不同阶段，受到周边其他语族人群影响也很大。
室韦于武德八年（625）与唐朝建立了朝贡关系。此后贞观三年（629）“室韦遣使贡丰豹貂，自此朝贡不绝。”同年，唐置师州领契丹、室韦，此次安置的是南下的少部分室韦部众。
直至东突厥灭亡后，室韦诸部才臣属唐朝。从薛延陀汗国（629—646）建立初期尽有突厥属部看，室韦当亦隶属于薛延陀治下。且遭其抄略，故唐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发布诏令：“其室韦、乌罗护、靺鞨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赎还。”随着薛延陀汗国的衰亡，室韦又重新归附唐朝。武后时，漠北地区第二突厥汗国兴起，且不久契丹酋长李尽忠又起兵反唐，唐廷一度失去了对东北地区的控制。
此时室韦又转入第二突厥汗国的统治，史书记室韦叛，“将军李多祚击定之。”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室韦重新南附唐朝“请求助讨突厥”，为此，唐置平卢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安史之乱爆发后，因室韦部众也参与了叛乱，所以一度与唐朝切断了联系，至代宗大历中（766—779）室韦恢复与唐的朝贡关系。
经不完全统计，室韦自武德四年（621）内附至咸通三年（862）最后出现在唐朝文献为止，向唐朝贡献多达五十次。在朝贡的同时，室韦的马、豹、貂输入中原，唐朝对室韦回赠帛、锦彩、银器，同时对其首领加封官职，使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了密切交流，故此唐文献中对室韦的记载也比前朝更加详细。
唐朝对室韦地区置都督府统领后，敕封其首领为大都督，世袭之。然契丹的松漠都督府与奚的饶乐都督府等设置皆有明确的时间记载，唯室韦都督府置于何时无具体时间。从史料记载看最早出现室韦都督的时间是德宗贞元八年（792），“贞元八年四月，室韦大都督和解热素等来朝。”
据此可知，此时室韦之地已正式进入唐朝羁縻范围之内。虽室韦叛附无常，但多数情况下仍与唐保持藩属关系。唐廷除敕封室韦首领为大都督外，还授于将军、郎将之职。如早在开元十九年（731），“室韦遣使贺正，授将军，放还蕃”。
作为藩属，室韦还参加了唐朝的军事行动，如元和三年（808），助幽州节度使刘济讨伐林胡。综上，新、旧《唐书》《室韦传》记其居地扩张中有内自身的演变、周边民族的交往与中原王朝的认知等诸多影响因素。
其中，因室韦历史多见载于汉文文献，所以同一时期中原人对室韦认知的变化也是文献中的室韦部落数量、名号明显增多的重要原因。而唐代的室韦部落的猛增原因之一为，史家极有可能是将隋时生活在室韦周边的人皆泛称室韦，导致唐初史书中的室韦部落增多；再者随着室韦与唐朝关系越来越密切，唐对室韦地区的了解加深，众多室韦部落的具体名号亦为唐人所知。
总的来说，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迁徙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因地理位置及环境的特殊性，迁移路线以向南或向西为主。各族的迁徙原因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部族内部的发展需求，促使他们自觉、主动迁徙。另一种是迫于周边强大势力的挤压或统治，使有些部族被动地迁徙与流动。室韦迁徙的原因也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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