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汉人汉文化在南方的发展和传播
汉族源流十八
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纷争、竞立的宋元时期，虽说历时仅400多年，但却是汉人汉文化发展、壮大和传播的重要时期。
宋元时期包括为时319年的宋朝（960—1279），及以蒙古贵族为主、在中原立国不到一百年的，多民族统一的元朝（1271—1368）。
宋朝通常又被史家划为北宋和南宋，北宋是指宋钦宗靖康元年（1127），女真金戈铁马进入中原，掳掠徽宗、钦宗以前，建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时的中原封建王朝；自宋室南渡后，以临安（今浙江杭州）为都的宋朝，则被称作南宋。
北宋末年，汉人汉文化再次大规模南迁，促使南宋汉人汉文化在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并获得了崭新的辉煌灿烂。以蒙古贵族为主建立的多民族的元朝，制定和实行了不平等的“四色人等”民族统治政策，将南宋治辖下的汉人和各少数民族统称为“南人，”列为最低一等。但它却在客观上推动了汉人汉文化，与南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汇合，以及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传播。
一、中原汉人汉文化大规模南迁
中国历史上第四次中原汉人汉文化大规模南迁，发生在北宋末年。这次南迁在程度上和深度上，超过了唐朝末年开始的、第三次中原汉人汉文化南迁，其影响也大于历次汉人汉文化的南迁。
1、江南和客家地域文化的形成
北宋时期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人汉文化与辽、金、西夏政权下的契丹、女真和党项羌等少数民族长期交往、互相学习、彼此汲取，同时也屡遭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南进的侵扰。在骁悍的女真铁骑进入中原的逼逐下，迫使一部分汉人汉文化为避频繁战乱而再次大规模南迁，进一步促进了江南汉人地域文化，以及客家人和客家文化的形成。
（1）促进江南地域文化的形成
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历来以农耕为社会经济基础，源远流长的汉人汉文化，不断与契丹等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文化互相交融。而面对女真统治者的奴隶制摧残和压迫，却不得不被迫向江南各地迁移。
背井离乡、弃家破产迁往南方各地的中原汉人汉文化，在自然和地理条件优越的水乡泽国，格外辛勤地努力重建家园，不仅获取了生存发展所需的衣食资源，而且还很快在江南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水乡独树一帜的生产生活环境中，使农业、商业、手工业和文化艺术得到迅猛的发展，初步形成汉人汉文化中独具江南特色的地域文化。
（2）推动客家和客家文化发展
客家人和客家文化是历史上中原汉人汉文化南迁的一支，是汉人汉文化中独树一帜的群体。秦朝统一中国“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守南野之界。”南野的故城在今与广东相邻的江西南康西南章江南岸。之后，中原汉人汉文化不断南迁，东汉末年、西晋南北朝和唐朝末年，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中原汉人汉文化南迁。宋金对峙和北宋、南宋交替时期，又发生了第四次中原汉人汉文化的南迁。
值得注意的是，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随宋室南迁的汉人汉文化中，除了有一批迁至江南各地发展外，还有一支继续流迁至今广东、福建和江西南部交叉地带的，成为汉人汉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客家和客家文化中新的补充成分。赖际熙等编纂的《崇正同人系谱》二《氏族》陈氏条所记：“故陈氏郡望称颍川。宋末，中原士族纷纷南随帝室播迁，有陈魁率其族众九十三人，移居福建汀州府之宁化上杭。”及郑氏条云：“世居中州，南宋孝宗时，有郑清者，以太师贬官福建上杭梅溪，遂家上杭。”即反映当时客家和客家文化中，来自中原汉人汉文化的新增添者。
2、江南汉人汉文化的繁荣发展
由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人和契丹等民族，以农耕生产为经济基础的社会文化，在女真统治者的奴役和压迫下倍受摧残，不得不向江南各地流迁逃亡。而弃家破产逃往南方各地的中原汉人汉文化，在不同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水乡泽国，格外辛勤地重建家园以努力获取衣食，很快就在自然地理条件优胜的江南水乡泽国，使农业、商业、手工业和文化艺术得到迅猛的发展，形成了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并驾齐驱、甚至赶上和超过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江南汉人汉文化。
（1）南宋汉人人口的迅速增加
宋高宗赵构于建炎元年（1127，）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登位建立南宋政权。当时京东路、京西路、京西南路、河东路、河北路和陕西路等自大散关（今陕西宝鸡）以东的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全被女真贵族所占领。南宋政权仅保存今长江以南和长江以北的苏皖一部分地区，以及川、鄂和大散关以西的一部分陕西地区，只相当北宋领土的三分之二。
但是据《文献通考·户口考六》的记载，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南宋治辖的地区除去大量未立户的流人之外，登记在册户数为11375733，人口为19229800；到孝宗乾道二年（1166）时，户数增至12335450，人口增至25378648；而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时，户数即增至12670801，人口增至28320085。
由此可见，在这短短的63年间，疆域缩小后的南宋，大约增加130多万户，910余万人。虽然这个记载不完全正确可靠，但它所反映的南宋人口增长率，也可说明当时江南社会经济和汉人汉文化发展的一斑。
（2）江南汉人地域文化的发展
偏安江南和东南沿海的南宋封建朝廷，实行了一系列兴修水利、开垦水田，以及招揽流亡人口等鼓励生产发展的措施，加上以反抗女真贵族集团斗争为政治号召，江南汉人汉文化遂在“钟鸣鼎食之家，苍头卢儿浆洒藿肉；琳宫梵宇之流，安居暇日优游死生”这样的，相对缓和环境中获得了稳步发展。
首都临安在高宗（1127—1162在位）时，发展成有20万户居民的都市，发达的工业和米市、钱市、珠宝市、布帛市、印刷书市，以及酒楼、茶坊、歌寮等繁华的商业，与北方地区中原汉人汉文化的离乱患难形成明显对照。江南汉人文士从由周敦赜开山的理学中，发展出了陆九渊的陆学和朱熹的朱学，对当时乃至之后的汉人汉文化，以及南方少数民族产生了极其深刻和影响。
二、宋朝汉人汉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的交融
宋朝南方的少数民族成分复杂、种类繁多，汉文记载对他们泛称为“蛮”“獠”等，同时也出现了苗、瑶、仡佬、壮、黎、畲等具体的族称。
宋朝南方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崇山峻岭之间和沿海诸岛，所处比较偏僻、交通不便，社会发展水平比较低下。他们大多属于农业、渔业或游耕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粗放，普遍与汉人汉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交错杂居，各民族长期间互相学习、彼此依存，对汉人汉文化更是仰募，各民族之间不断交往和自然融合。
宋朝封建统治者对各少数民族，一方面通过“树其酋长，”达到“以夷制夷”或“以蛮制蛮”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在少数民族地区驻守军队，派遣官吏和文人进行统治。这些羁縻怀柔的民族统治政策，在客观上倒也加强和促进了汉人汉文化，在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1、汉人汉文化与苗族先民的交融
今天苗族的先民与历史上长沙武陵蛮，是有着密切渊源关系的。宋朝苗族应是从“武陵蛮”和“五溪蛮”逐渐发展来的。朱辅《溪蛮丛笑》认为：“五溪蛮”有苗、瑶、僚、仡伶、仡佬五族。朱熹则主张苗是其中“最轻捷者，”而且“边患多出于苗。”宋朝苗族主要还分布在荆湖北路、南路和夔州路等地，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较快，与汉人地区贸易和汉人汉文化，也有着较多的交往。
宋朝对与汉人地区接近的苗区，编里增多升为府州，对不能直接控制苗区的则设羁縻州县，派大批禁军驻守，还通过夺民田、募游惰等办法，组织弓箭手练习武事，散居边境、镇抚蛮夷。还又设立治理“蛮事”的专职官员，从内陆迁入苗区的一些汉人“从俗易服”，成为被称作“主户”的大封建主，他们对荆湖北路、南路和夔州路等地的，苗区封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也加快了汉人汉文化在苗区和苗族人民的交融。
2、汉人汉文化与瑶族先民的交融
瑶族之称，始见于初唐时撰的《梁书·张缵传》：“零陵、衡阳等郡有莫瑶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其先民渊源于历史上中国的“长沙武陵蛮”和“五溪蛮。”南北朝时，今湖南一带的“蛮瑶保聚，依山阻江，殆十余万。”
宋朝以后一般称之为瑶，主要分布在荆湖北北路的辰、沅、靖诸州长，以及广南西路、东路等地。他们在“深山重溪中，椎发跣足，不供征役，各以其远近为伍。”而与邻近的汉人汉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呈现出小聚居、大杂居的分布特点。在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历史发展中，有许多瑶民融合于汉人汉文化，有一部分瑶民融合于苗族和侗族，还有一部分瑶民则融合于畲族等。
有宋一代，瑶族和汉人汉文化主要是互相学习、彼此交融，但随着汉人汉文化进入“深山重溪”的瑶族地区，也时有矛盾和碰撞发生。如庆历三年（1044），湖南桂阳地区就爆发过持续五年之久的，瑶民反抗汉人官府斗争。至和二年（1055），辰州的通判率兵数千，深入瑶族地区，“官军战死者十六七。”
瑶族人民反抗汉人官府的斗争，迫使封建统治者做出些让步，使有利于瑶族人民需要的汉人汉文化得以更好地传入。如乾道三年（1167）八月，下诏：“平溪洞互市，盐米价听民便，勿相抑配。其瑶人岁输身丁米，务平收，无取羡余及折输钱。”淳熙十一年（1184），又令：“毋质瑶人田、以夺其田，俾能自养，以息边衅。”
3、汉人汉文化与畲族先民的交融
公元13世纪的南宋末年，对分布在今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少数民族，始有“畲民”记称出现。之前对他们也只是泛称为蛮、蛮僚、洞蛮或洞僚等。从畲民世代流传的盘瓠传说来看，他们也应是长沙武陵蛮的一支后裔。隋唐之际已有畲族先民居住在今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宋元时期，一部分畲民陆续向闽中、闽北迁移；有一支畲民则从福建罗源迁居到浙江景宁。明代中叶，有一支广东潮州府的畲民迁到赣东北。不过，现在畲族则普遍认为，广东潮州凤凰山是自己民族的发祥地，是始祖盘瓠的葬地。
宋朝时，在畲民的内部已分化出“有恒产之民”和“无恒产之民。”从地方官员向畲民征收蜜腊、虎革和猿皮等土特产来看，畲民社会经济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应当注意的是，宋朝黄河流域北方各地连年兵荒马乱，大批中原汉人汉文化被迫南渡，有的远徙进入今天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逐步发展成汉人汉文化中独特的分支客家人和客家文化。
宋朝这支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形成的，汉人汉文化中的客家人和客家文化，不仅推动了这里畲民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对畲族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
3、汉人汉文化与壮族先民的交融
今天绝大部分居住活动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壮族，主要渊源于历史上中国百越中的西瓯、骆越。宋朝时他们集中分布在广南西路，即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所说：“庆远、南丹溪洞之民呼为僮。”僮民与汉人汉文化以及苗、瑶、侗、仡佬等民族文化，大多成交叉杂居的局面，而宋朝统治者对僮民实行的是羁縻统治：“参唐制，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推其长雄者为首领，藉其民为壮丁。”
但是，在建立土官羁縻统治的同时，宋朝封建统治者还委派汉官、驻军，对僮民进行控制和统治。如《宋史·地理志》所记：宋朝在僮民地区建立的44个羁縻州、5个羁縻县、11个羁縻峒，全都隶属邕州都督府管辖。
宋朝封建统治者一方面注重汉人汉文化，在僮民地区的发展和传播。另一方面则改变“以其故俗治”的旧法，对没有户籍的僮民“隐丁”登记入册，通过土官实行“输纳租税”这样的封建统治，并且“以诸峒财力养官军。”再有就是把当地的僮民编为“土丁”“撞丁”“峒丁”征调至内陆，或者是“杂官军戎边。”汉人汉文化的源源传入广南西路，为僮民学习接受汉文化提供了便利，也促使一部分僮民向更僻远的地区迁移开拓。
4、汉人汉文化与黎族先民的交融
宋朝地处海南省的广南西路琼州，分布着同属百越后裔的今天黎族先民。“黎”作为民族记称始于唐末刘恂《岭表录异》。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说：“黎，海南……中有黎母山，诸蛮环四旁，号黎人，内为生黎，外为熟黎。”对此，《宋史·蛮夷传三》进一步说明为：“其服属州县者为熟黎，其居山洞无征徭者为生黎。”反映宋朝海南岛上，居住在靠近沿海地区的熟黎，由于与汉人汉文化接壤、受汉人汉文化影响较深，他们社会生产发展水平较高，并且接受封建王朝的州县官府统治。
黎族地区气候温暖、水利充足，宋朝时传入的占城稻种能够夏种秋收，而当地苎麻一年可收四次。善于纺织的黎族妇女“得中土绮彩，拆取五色丝加木棉，挑织为单幕，又纯织木棉、吉贝为布。”所织的黎单、黎幕、黎锦等织物，色彩鲜艳、美观实用，颇受中原华夏的赞赏。
宋末元初，在黎族地区生活40年的黄道婆，于元朝元贞（1295—1296）年间，回到江南乌泥泾（今上海县华泾镇），把从黎族地区学会错纱、综线、配色挈花等棉纺织技术传授给家乡妇女，并改革创新了棉纺技术，制成手摇搅车、粗弦大弓，及当时最先进的一手能纺三根纱的脚踏纺车。反映宋元时期汉人汉文化，在海南黎族地区的传播开拓，以及彼此间的互助学习和交融。
5、汉人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的交融
地处西南延续300多年的大理（937—1253）政权，是与宋朝同时相存、以今天云南白族先民为主建立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宋太宗曾册封大理首领白万为“云南八国郡王。”徽宗政和七年（1117），授大理国王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大理王，反映了宋朝汉人汉文化与之发生的密切关系和交融。汉人汉文化的陆续迁居云南洱海地区，先进的农耕生产技术和经济文化，对洱海地区各族人民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
宋朝封建中央政府与大理政权之间，通过进贡、颁赐和互市等方式，在密切双方交往基础上，加快了汉人汉文化在云南的传播和开拓。
中原内陆的生产技术和手工业产品，以及包括天文、医药、佛经和“经史子集”的汉文典籍，大量输入大理政权辖治下的少数民族之中，诚如元朝初年郭松年所说：“大理之民，数百年间………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蝇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云（言）为（行），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唐宋）之遗风焉。”
6、汉人汉文化与东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交融
宋朝时，对部分原住在琉求（今台湾）的少数民族称作“毗舍邪。”南宋在澎湖修建军营，并分遣将士屯守，汉人汉文化进一步传入琉球等东南沿海。
宋朝后来将澎湖隶属福建路泉州晋江县，凡是汉人与少数民族或汉人之间的事情，“取决于晋江县。”淳熙（1174—1189）年间，“毗舍邪”酋豪曾率数百人至泉州，反映东南地区少数民族，对汉人汉文化的仰慕凝附和学习汲取。
三、元朝各民族文化的融合
宋元时期汉人汉文化在南方发展传播的显著结果是，原来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少数民族，在以蒙古贵族为主的元朝封建中央王朝统治下，更加有利于学习和汲取先进的汉人汉文化。
在元朝封建中央政权的统一治理下，汉人汉文化可以通过迁居、经商、屯田、驻防等方式，在多民族统一的元朝疆域内，获得更大的范围发展和传播，得以与境内外各民族文化进行交往和融合。
在元朝南方的湖广行省辖境内，今天苗、瑶、僮、黎、仡佬等少数民族先民，通过学习和接受汉人汉文化，社会经济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元朝封建政府招募南丹、庆远、融州等溪洞的瑶、僮各族民丁在左江地区屯垦，开稻田740多顷，修堤坝、设水闸，“陂水垦田，筑八堨以节潴泄。”
至元三十年（1293），湖广行省管下专门设置“镇守黎蛮海北海南屯田万户府，”具体负责琼、雷、化、廉等路屯垦事务。随着军、民屯垦的发展，中原地区汉人先进的农耕生产技术，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迅速传播开来，原先刀耕火种之地变成牛犁良田，汉人汉文化也为越来越多的“山泽溪洞之民”所学习和接受。
而在云南，元朝第一任治理云南的平章政事赛典赤，在任上积极“创庙学、购经史、授学田，”在中庆、大理二处设儒学提举，将汉人汉文化推向云南各地。当“昆明池口塞，水及城市，大田废弃，正途壅底”时，赛典赤命当时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张立道兴修水利，开辟良田百余万亩，“付二千役而决之，三年有成。”张立道还将汉人汉文化和蚕桑技术在云南东部推广，“收利十培于旧，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
在赛典赤父子的治理下，汉人汉文化不断传入云南，商业、手工业兴旺发达。当时云南各地“其俗殷富，墟城之间牛马成群……滇池之鱼，人饫不食，取以粪田。”不仅是昆明“城大而名贵，工商甚众。”而且昆明以外许多地区也是一片生机昂然，如白嵒甸（今弥渡）“居民辏集，禾麻蔽野。”赵州（今凤仪）“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灾。”
宋元时期南方汉人汉文化，经历了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发展，以及与各地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不仅使汉人汉文化吸取、接纳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化的新鲜血源，极大地扩大和丰富了汉人汉文化的内涵；而且也使南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中融入了许多汉人汉文化。
宋元时期南方汉人汉文化与少数民族之间发生的民族和民族文化融合，对于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是有着积极作用的，巩固和促进了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
